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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与热心——论《庄子》二重性

(2006-10-21 06:17:02) 下一个

                                   冷眼与热心——论《庄子》二重性

       摘  要:  《庄子》一书,哲思遥深,文彩斐然。哲思因其意“恍惚”而遥深,文彩因其辞“参差”而斐然,而号称“天下古今第一奇书”。自来读《庄》者,哲学家多见其“消极”,文学家无不感动于其“积极”。其实,
〈庄子》不但“析万物之理”,同时亦“判天地之美”;以冷静的头脑思索万物,又以热情的笔调摹写天地。若以辩证法读之,则不难看出此其本身所俱之二重性。

        一部《庄子》,流传二千余年,读者无算,而读法各异,取舍不同。“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遗其累,奸邪者济其欲。”1甚至争相割裂,各取所需,各持一孔之见,且无不以为得《庄子》之真谛。
    人们并非有意割裂《庄子》,而是它本来就难以把握。庄周后学在《天下篇》中说作者“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浯”,因而只能“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所谓“卮言”,略近于今之所谓“论说”;  “重言”相当于‘典故”;  “寓言”则为“寄托”,与今之“寓言”相似。试想,一部哲学著作,内容是恍兮惚兮的“道”,其语言又是并不真实的“典故”、似是而非的“论说”、难以体会的“寓言”,如此文字,怎能不难懂?所以《天下篇》说《庄子》的内容是“谬悠之说”,它的语言是“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因而一部《庄子》,  “诚为天下古今第一奇书”。    ‘
    近代以来,由于学科的区分,  《庄子》研究常分为哲学和文学两部分,成绩斐然,但缺点在于:哲学家注重研究其“卮言”,而文学则注重研究其“寓言”。这结果是,哲学家认为《庄子》思想“消极”,文学家则不能不感动于其“积极”;哲学家深感其“冷”,而文学家则深感其“热”。
    那么,《庄子》究意消积还是积极?是冷还是热?

    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有两重性。笔者认为《庄子》也有两重性,而且十分明显。这一点,正如胡文英说:  “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无端。”㈡他是从“全方位”看《庄子》,而并不偏于一隅。
    关于《庄子》冷的一面,试举一例:
    “庄子之书,齐鼓殇,等生死,寂寞恬恢,休乎天均,固道民以坐忘,示人以悬解者也,以道观之,邦国之争等蜗角之相触,世事之治乱犹蚊虻之过前,一人之生死荣瘁,何有哉!”③
    刘先生对《庄子》“冷”的一面的概括,可谓精当。
    然而,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庄子》以冷静的头脑思索万物,又以热情的笔调摹写天地,他不但“析万物之理”,同时亦“判天地之美”。④
    庄子笔下,出人意外的形象美不胜收:鲲鹏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风之过物,吹万不同,此为天簌。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疱丁解牛,其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螳螂于道,怒其臂以挡车辙。栎社之树,其大蔽数千牛,其高临山十仞……而最让人称道的<秋水),其篇首云:“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埃渚崖之间,不辨马牛。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
    这些文字,哲思深远,抒情浓烈,音调铿锵。寂寞乎?恬恢乎?坐忘乎?悬解乎?
        壮美、优美、滑稽之美,流于庄子笔下,于全书之间,如夜空之群星,如大原之花卉,汪洋之波涛,孰谓无情?
    屈赋之美,除了他的忧国之思外,还在于他同样“判天地之美”。屈原爱美,冠切云之崔巍,嵬纫秋菊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是自己说出。庄子之爱美,口不说出,偏在文章中流露。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以讽其君之不明。《庄子》中,也痛斥宋君。《列御寇》记:  “有人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庄子”的“故事”,庄子给他讲了一个河上人值骊龙之睡而得千金之珠的比喻,接着说:  ‘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君而寤,子为齑粉夫!”可见庄子对宋王的深恶痛绝,这能说他仅仅“道民以坐忘”?
    魏王看庄子穿得破烂,问他:  “你为何这惫?”庄子说:“我不过贫罢了,并没有惫。惫与贫是有分别的:士不能实行他的理想是惫,衣弊履穿是贫。”他设了一套寓言之后,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备,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见剖心征”四字,是庄子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总答案。5
    在《肱箧)里,他甚至说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样的话,其愤激之甚,古来少见。
    “心肠热,故感慨无端。”屈原的热心,因其自投汩罗而为天下人知晓;  <庄子》的热心,被他“无为”的词句所掩盖,一但指出,则石破天惊。
    《庄子》被认为“放旷”,6)而非遁世,除因上面所说“爱美”与愤激之外,还因他有严肃对待人生的倾向。
    《齐物论):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夫!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  然疲役而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乎?其我独芒而人亦不芒者乎?”
    这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是<庄子)全书的中心。单从这一问题的提出,就可看出他对人生是如何认真严肃。他认为“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何谓“心死”?即沉溺于勾心斗角追名逐利,就
是“与接为构,日与心斗”。
        嘲笑追名逐利,把人生的意义提得比名利还高,这种思想被一些人视为冷淡。是的,这是冷淡,或曰淡泊,但这只是对人生小我的冷淡,庄子要人们从更高更广的角度,从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中来看待人生,看待生命的价值,这又不是冷淡,不是淡泊,而是热心了。难怪有人说,庄子之悲,悲天下也。
    <庄子》一书,哲思遥深,文彩斐然。哲思因其意恍惚而遥深,文彩因其辞参差而斐然。正因如此,读庄者应切忌固热凝滞,而应灵活全面,看到其两重性。庄子本身就主张相对论,大与小,寿与夭,生与死,祸与福,美与丑……他虚话中有实情,实言中有假话,在我们一遍再一遍读熟它之后,是否可以象解牛的庖丁一样,不以目视,而以神遇,而游刃有余的双刃刀,或许就是所谓“二重性”。
    从二重性角度看<庄子》,是否可以这样说,庄子既是悲观论者,又是乐观论者,他悲人而乐天。
    他崇尚自然,反对人为,而又追求艺术,刻意描绘。
    他认为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矣,而他自己又“于学无所不窥”,并不问其殆与不殆。
    他赞诵死之乐,而又以生命为至贵。
    他以用世为大祸,但又“剽剥儒墨”,而必用于世。
    他把邦国之争世事治乱等同蜗角相争蚊虻过前,但又愤激谴责当世之争乱,说明争与乱是十分重大的事。
    他一方面大谈“心如死灰,形同槁木”一方面又说“哀莫大于心死,身死次之”。
    他不想说什么,但却谈了很多……
     《庄子》就是这样一部书,充满矛盾。它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是,精华与糟粕往往相互杂糅,难以分辨,取之不易,弃之亦难,这大约就是二千余年来争论不息的原因吧。
    司马迁在其《屈贾列传)中,写了两种绝不相同的形象——屈原与渔父,似有寓意: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脯其糟而啜其醵?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屈原赴汩罗自逝,渔父刺船而去,不知所终。
    屈原以世道混浊,庄子亦以世道沉浊。屈原“博闻强记”,庄子“于学无所不窥”。屈原生活的时代,与庄子的时代相近且有一段重合。楚国有不明之君,宋国有“桀宋”之主。屈赋与《庄子》皆鸿博华美、渊深浩荡之作……总之,他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屈原劳碌一生,终于白逝,庄子贫困一世,岁八十余而终。
    渔父提倡“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颇有些滑头主义的意味,这与《庄子)中一些人物形象相近。
    渔父和屈原是两种对立的形象,而庄子集此两种形象于一身。“屈原走的是悲剧之路,表现为超人与俗人的内心斗争,而庄子走了喜剧之路,表现为超人随俗的内心调和。”7作为超人随俗的内心调和的庄子之文,对其研究,是否应当看到这种超人与俗人的二重性呢?

注释:
①叶适《水心文集》。
②《庄子独见·庄子论略》。
③刘文典《庄子补正·自序》。
④《庄子·天下》。
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⑥魏源《论老子三》。
⑦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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