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郡究竟何年何人所开

                                                            益州郡究竟何年何人所开
 
                                                                             边城秀才


        益州郡开于汉武帝时代，这自来无疑问，但开益州郡之年代及开设之人，却从来就有多种说法。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条：“本滇国也。元鼎初，置吏，分属牂柯、越嶲。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属县二十四，户二十万。”
《通鉴》卷21：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上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
这同样是说，益州郡为郭昌所开。
倪蜕《滇云历年传》引康熙《云南通志补遗》：“汉元封二年，司马相如持节开越嶲，韩说开益州，授经教学。今云南有古汉学基。”
管棆《姚州志》说：“武帝元狩二年，以按道侯韩说开益州。”
康熙《白盐井志》卷三说：“韩说与司马相如同开益州，领弄栋、蜻蛉诸县。”
康熙《禄丰县志》：“汉武帝遣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彝，建益州，县隶焉。”
民国《禄丰县志条目》：“汉武帝遣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建益州，县又隶焉。”
《楚雄州盐业志·盐区名镇·石羊镇·文化艺术》：“西汉时代，韩说、司马相如等同开益州，中原文化开始传入青蛉川。”
就上述所引，有必要首先辨明“益州”和“益州郡”两个概念。
据《辞海》，益州为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隋大业三年改为蜀郡。而《后汉书》所载益州所辖为汉中郡、巴郡、广汉郡、蜀郡、犍为郡、牂牁郡、益州郡、永昌郡、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
古人行文，往往不特别分明“益州”与“益州郡”，需要读者自己分别理会。比如诸葛亮《隆中对》所谓“益州”，即指十三刺史部之一，而非益州郡。而倪蜕《滇云历年传》引康熙《云南通志补遗》：“汉元封二年，司马相如持节开越嶲，韩说开益州。”此“益州”则指益州郡。由此可以判断，本文以上所引，其“益州”，皆指“益州郡”。
接下来，转入正题：益州郡究竟何年何人所开？
总结以上各种说法，可知：
年代，说法两种，一为元封二年，一为元狩二年；
人，说法三种，一为郭昌、卫广，一为韩说，一为韩说与司马相如。
造成以上歧义的原因，大概来自《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因为此三书皆未记载开益州郡之人为谁。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宠焉。”
《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滇王者，庄蹻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数县配之。”
据此三书所载，开益州郡在元封二年，已无疑问，因此可断定管棆《姚州志》所谓“元狩二年”为“元封二年”之误，而此误已为甘雨《姚州志》所驳：“雨按：《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州旧志谓元狩，误。”
然而开益州郡之人为谁？
先看是不是韩说。
韩说其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
“将军韩说，弓高侯庶孙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卫青）有功，为龙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东越有功，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为游击将军，屯于五原外列城。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卫太子杀之。”
又《汉书·韩嫣传》：
“韩嫣字王孙，弓高侯穨当之孙也。武帝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聪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主始时，嫣常与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从上猎上林中。天子车驾跸道未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旁。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此衔嫣。主侍，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嫣弟说，亦爱幸，以军功封案道侯，巫蛊时为戾太子所杀。子增封龙雒侯、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
由这些记载来看，韩氏一门虽为武帝所宠信，但并未有开益州郡的记录。
再看司马相如是否开益州郡。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蒙已略通夜郎……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笮。”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条：“本滇国也。元鼎初，置吏，分属牂柯、越嶲。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属县二十四，户二十万。司马相如、说 初开，得牛、马、羊属三十万。”
 对于这段文字，《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认为：“旧本皆有‘司马相如’四字，查《相如传》，人死于元封前，亦未尝入滇。常氏上文，固言‘相如持节开越嶲，按道侯韩说开益州。’明此四字系浅人妄为傅益，非常文所有。”
从这记载来看，司马相如并未开益州。而今人鲁正清文《司马相如司马迁以劝导政策开拓西南》⑴引用上文而后说：相如此举，“把今四川西部的凉山、汉源、天全、茂汶、松藩一带的区域纳入汉王朝的郡县统治之下，为后来设立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牂牁郡(治今贵州福泉)、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县晋城)奠定了基础。”这话与事实相符。
    郭昌是否开益州郡？
有关郭昌的史料，散见于《史记》、《汉书》，寥寥数语而已。
《史记大宛列传》载：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沉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韂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将军郭昌，云中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卫青）。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毋功，夺印。”
郭昌曾先后两次到益州郡，第一次在元封二年，即《大宛列传》所记那一次⑵，第二次在元封六年⑶，即《卫将军骠骑列传》所记这一次，而元封二年置益州郡时，郭昌并未参与。
由此看，所谓郭昌、卫广开益州郡的说法，仅来自于前引《通鉴》所载。
又《史记·河渠书》载：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元封二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寘决河。”
同篇之末：“太史公曰：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由此可知，司马迁与郭昌同朝为臣，元封二年共同参加治理黄河决口。如果郭昌果系开益州郡之人，则司马迁能不记其名于其事之末？
由正史记载可知，韩说、司马相如皆未开益州郡，而郭昌、卫广开益州郡则仅《通鉴》一言，此外并无任何旁证。
甘雨《姚州志》“雨按：《汉书·西南夷传》：‘且兰君反，中郎将郭昌、卫广诛且兰，平南夷，以为牂柯郡，遂开夜郎、越嶲、沈黎、文山、武都诸郡。’未尝开益州郡也。益州郡开自元封二年，武帝发巴蜀兵临滇王，滇王降遂以为益州郡，使滇王复长其民。州旧志谓郭昌、卫广开益州，误矣。”
以甘雨之学识，未必不知《通鉴》所载，然而他竟驳管棆“旧志”所说，间接地也表明他不采《通鉴》的孤证。
看现代严肃的著作，比如《辞海》，比如方国瑜主编之《云南郡县两千年》，述及益州郡，皆不言开其端者，亦不引用《通鉴》所记，其态度之审慎，读者不能忽视。
结论：益州郡开设于汉武帝元封二年，而开设者不详。

注释：
⑴ 见(2002-04-05)云南日报
⑵：徐广《集解》于“遣两将军郭昌、韂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下注曰：“元封二年。”
⑶：《滇云历年传》引《大事考》记此事在“元封六年春”。

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