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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刘瑜是清华大学副教授、中国政治学者。研究领域是国家政治转型以及中国政治。主要著作有《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是她的新著，通过世界多国的政治转型之路的比较，让读者思考未来中国的转型机会和道路。难的是把政治学写得并不枯燥。
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人性，使人们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但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是制定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好的政治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
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带来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让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人的虚无主义精神传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正是与皇权下缺乏产权保护的制度结构相关。
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非同寻常，没有长时间的动荡。恰恰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国际秩序非同寻常。历史上的每一种国际秩序都对应着当时最强大国家的观念与利益。我们的时代是“自由霸权”，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霸权国家”。自由霸权意味着原本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不断向外传播，欧美内部的市场自由成为全球的市场自由，它内部的政治模式开始助推全球的政治转型，它内部的社会观念也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贸易全球化、西式民主的扩散、大国战争频度的下降，都与这一国际格局紧密相关。
美英《大西洋宪章》所构想的国际秩序与传统帝国非常不同。帝国风范是扩疆建邦、改装易服。但是《大西洋宪章》约定，不寻求领土扩张，推动贸易自由、民族自决、人民主权。更重要的是，《大西洋宪章》不仅仅是几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国际机构和规则的基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核不扩散协议，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宪章》所描述的原则。
自由为什么要以霸权做后盾？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失败了，导致二战的爆发；而《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推动了至今长达70多年的相对和平。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直接原因就是一战后，美国采取孤立主义的国际战略，美国当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成为全球性国家，导致“十四点原则”缺乏实力的支撑，成为空谈；而二战后，欧美世界以其实力来支撑《大西洋宪章》原则的落地。所以，光有美好愿望是不够的，自由要有牙齿才能不被吞噬。
西方国家发现，他们本来引以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在与中国竞争时，反而成了负担。这种不公平是系统的：汇率自由 vs 调控汇率；土地私有 vs 土地国有，大兴工业园；保护知识产权 vs 技术换市场；劳工保护 vs 血汗工厂；还有行业垄断、金融国有、产业补贴、出口退税、贷款优惠、违规偷运、环保政策。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是不公平的竞争。川普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公平的贸易。美国的有限政府能动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它不能限定汇率、很难盖工业园、很难指定产业补贴、税收和工资方面的影响力也很有限。美国唯一的选择是关税战。中国经济的起飞，靠的是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但是制度不公平的红利已经被挤压殆尽，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今天以捍卫王权的名义打压自由已经失去道德魅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体激情、动员激情却能为碾压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一个运动型的政党在一个魅力型领袖的领导下，通过民意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所有文化群体同时恪守自由、宽容、民主的底线，而这是一个极高的底线。民众的监督能力在身份认同下会大大下降，因为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理性逻辑是：这个政治家太腐败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拉下马。认同逻辑则是：虽然他不对，但他毕竟是我们的人，为我们说话，那无论如何得把他给留下。
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
韩国民主化：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韩国电影《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恋人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着令人敬畏的真诚。
理性的无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韦伯说，古代中国的官僚制，本质上是家产官僚制，不同于政治中立的现代官僚制。当一个官僚集团头上顶着“一家之姓”的时候，它不能成为天下之公器。缺乏民意约束的巨型官僚体系未必是好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频繁、之浩大、之惨烈，在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动辄数百万人口甚至上千万人口灭绝，不得不说与官民力量极其不对称所积累的社会矛盾紧密相关。
威权体制下虽然也有适应性学习，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个领导人去世、某场政变、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开明领导人的胸怀和智识，才能实现航向的转变。中国历史，就是统治手段逐步增强的历史，鸟笼技术进步史。鸟笼越做越好，越做越精致，越做越严密。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中国的一切都大而漫长。帝制往回看，可看到两千二百多年前的秦。往前看，还是一眼看不到头。
没看过原文你就敢说没有观察和案例？这里引用的韩国你也装看不见。
哪个实践检验了你所谓的行为联邦制？
难怪你喜欢郑永年这样的号称习近平的经济帝师。
毕竟，我们身处的美国和西方，正逐步堕入威权（全权）控制，不希望难得而来的西方现代文明就这么消亡。
源于西方的现代技术被极权统治者彻底运用到控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内源的进化和进步已经完全丧失可能。
300 年 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