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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边缘人纪事》
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关注的是“边缘人”群体。杨奎松以八个 “问题人物”的案例，观察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对普通人的影响。这些人包括旧警察、身败名裂的团支书 、提心吊胆的大夫 、 疗养院护理员、不求进步的青年教师 、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 、业务员和特嫌缠身的技师。揭示了1949年后的中国的思想改造、群众专政、各种运动、档案制度对小人物的摧残。
毛时代，档案决定人生。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没有人不被组织所笼罩。组织对单位中每个人的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就是为每个人都建立一份由组织上掌握、本人看不到的档案。那里面记录着一个人出生后的每一阶段，甚至于重要时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档案如影相随，跟随一个人的一生。调动、升迁，入团、入党，人生沉浮的每一步都和档案有关。只要里面有一项重要记录被打了劣评，记为污点，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免会被这样的记录所困扰。
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代，很多人不免旧政权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变成历史“污点”, 李乐生城市贫民出身，积极要求进步，大义灭亲检举过亲戚私藏枪支。担任过单位的团支书记。由于他在履历中隐瞒了在国民党军卫生队当过看护员的经历，每逢运动就胆战心惊。1956年，他终于顶不住了，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这一段历史。李后来和领导发生矛盾，这段历史污点就被作为小辫子，不断地被审查和监督劳改，长达七年。最后因他的同性恋倾向，以鸡奸和流氓的罪名判刑七年。
解放前当过铁路警察的廖学昌，因懂得绘图勘测，在建设局任二级助理技术员。开始工作时他隐瞒了参加国民党的短暂经历，后来在运动的高压下坦白。这个非本质问题影响了他的一生。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反省；1962年，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交法院，处以劳动管制的刑罚。廖学昌为摘帽勤恳工作，最后因公殉职，死后才被摘帽。
反革命分子，特嫌罗国正的档案有一尺来高，内查外调花了无数人力物力，却是一个乌龙案。罗国正加入过国民党军队。1949年后在省交通厅系统工作。虽然有历史问题，但因为罗电台业务熟练，经过反复的核查后，控制使用。1958年罗被人检举当过国民党特务连长并有血债。外调人员不懈不馁，马上兵分多路，一方面扩大范围查找检举人提到过的各关系人物，一方面重新核查罗国正1941至1946年的经历。罗被列为特嫌下放基层劳动。查了三年，各种线索互相矛盾。不得已，保卫科派人拿上罗国正当年的照片，再去当面质询检举人。结果发现此罗国正非彼罗国正，两个人因同名同姓，被公安机关弄混了，误将嫌疑信息发给了交通厅。乌龙归乌龙，罗国正的境遇并没有因为发现乌龙，就转好了。公交局已经把罗打入了另册，调查开始之前罗就被当成重点控制对象，下放农村劳动去了。正是大饥荒时期，罗国正一家吃不饱肚子，罗的妻兄从日本汇款加以接济。为此海外关系，被怀疑是特务，成为公安局的“重点调研对象”，监视跟踪。甚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往农场监督劳改。文革时罗由于讲怪话被逮捕关押，关押近两年后，送交农场劳改。直到其病亡之后，公安局才向上级提出报告，“撤销罗国正的重点调研对象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仅"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七类就超过两千万人。包括家属,受牵连的人口超过一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些人是贱民，另类，人下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总之因为标上了阶级敌人的标签，就不拿你当人看，给你最少的生存资源，分配你干最累最苦的活。那时满街都是带红叉的布告。人命草菅，贱民的生命被随意处置,为了贯彻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甚至把公安案例下交给中小学生来量刑。我在江西上初中时，就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12-13岁的学生们，只会兴奋地对每个案件大喊“枪毙”。当时每个班里都有一个阶级敌人的活靶子。他们是学生里面的揪出的坏分子。上课时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同学敢和他们玩。每有运动，他们都被揪在前台，低头喷气式挨斗。他们的眼神，总是小心翼翼，躲躲闪闪的。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屈辱和压迫。这些人的生存，类同于第三帝国的犹太人。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时代是最不平等的时代。
毛时代贱民达到了15%，其他底层老百姓也受到了各种不公平待遇。杨书中的案例都是小人物，底层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