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大妈如是说

我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宿舍大楼看门的是个大叔，有大叔就有大妈，大妈陪着大叔，就住在宿舍楼门房里。

大叔大妈是从乡下来的，特别喜欢这个工作，特别喜欢城市生活，什么都按着城里的规矩来，平时我们找他们有事，宽心耐烦，有求必应，而一到星期天，他们就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今天他们休息。我就曾经在星期天看见过他们在植物园慢慢地散步──老俩口还正儿八经地过周末呢。

大妈尤其喜欢我们这帮学生，每天她都坐在门厅里，看着我们进出，笑眯眯的，眼睛都亮了，看得出，那份喜爱真是直从心里滚出来。我的寝室就在门厅边上，跟大叔大妈算是紧邻了，聊天中得知，大叔大妈自己是有儿女的，两儿一女，没读过多少书，都在务农，或者在城里打工，跟咱们年纪差不多大小。

我们的宿舍楼依山建在一个山坡上，下临一块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平地。

那个暑假，我没回家，在学校里干活学习。暑假的校园不寂寞，相反，热闹得很，大一的新生们在军训，从大清早到太阳落山，校园里到处是口令声，呼喊声，歌声。我不知道到校园里军训是谁的主意，当年我军训时是到军营里去的，教官严格，生活条件也艰苦得多了，哪象这些低年级的，教官和和气气，学员嘻嘻哈哈，跟开玩笑一般。

我们宿舍楼下面的那块平地里，每天都有好几个队伍在练习。我不知当年别人看我们军训是什么感觉，可是今天我看别人参差不齐地走正步，喊口号，怪腔怪调地拉歌，唱歌，实在是好玩，也实在是好笑。

那天，我正站在宿舍大门口笑，突然听见旁边有人跟我一起在笑，我转身，原来是大妈。大妈笑着向我点头，向下面一扬下巴，很理解似的说：“瞎搞！”

确实是瞎搞，我正是这么想的。我于是笑着点头。

大妈继续发表意见：“国家打仗哪里用得着这些人。。。。。。”

我一愣，原来大妈是这个意思，不过她说得倒也对，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眼前这帮眼镜兵，自由散漫，哪里能打仗哦！

大妈却还没说完：“打仗是要死人的，中国有那么多没读书的，打仗就由他们去好了，你们书读得这么好，是要为国家做大事的，怎么能让你们去打仗，多可惜。”

原来，大妈是这个意思！

我听了只好笑，笑大妈对读书人那种莫名的看重，笑老太太不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也笑她的朴素，居然认定某些人高于另一些人──包括她自己，她的亲人，而且是那样的理所当然。大笑之余，倒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得意，毕竟，大妈还是把我包括在她所认为的生命更加宝贵的那批人之内；可也多少有些不自在，因为自己读了十几年的书，可谓往来无白丁，却也尽有和没读过多少书的人打交道的机会，我很清楚地知道，很多所谓的读书人，有知识的人，并不值得如此看重，一个人是否有良知，对社会、国家有多少价值，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张文凭就能够决定的。

流水岁月，转眼十几年。

我来到美国读书，工作。上学的时候，曾经上一门关于东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教授讲到中国的社会状况，提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说：“历史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将自己看成不过是劳动大众的一部分，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自己特殊，认为自己是高于劳动阶级的一个精英阶层。”我当时就笑了，可不是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我这时记起了大妈，记起了她当年跟我说的那些话。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自高自大，普通中国老百姓，也都接受这么一个观念，知识分子是相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更有价值的一批人。

如果说当年我多少还有一点自信的话，那么今天我再不敢如此自诩。诚然，读好书对个人来说，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有一个好一些的生活环境，那么对社会呢？至于对国家，我这样的身在海外的中国人，那就不用提了吧。

身在北美，我羡慕并钦佩那些证明了自己无论在哪里，都能够成功，特别是能够为中国的发展出力的人们。对我来说，那个的遥远而不完美的祖国，这个蓬勃发展而浑身是痼病的国度，常常让我爱恨交加，可是我却无法理直气壮地象有些人那样挖苦嘲讽甚至诅咒中国和中国人的种种，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什么有益的事情，也许是还记得过去在中国所受到的几乎免费的十几年教育、为我在美国的学习工作打下良好基础的恩德，也许是那大好河山和父母亲人的记忆，也许，还因为我现在工作生活的国家的一位著名总统说过的话：“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祖国不缺我的一份祝福，我还是常常为她祝福；祖国不缺人批评，嘲讽，诅咒，我也常批评，可是常提醒自己要抱着盼她健康成长的良好祝愿。至少，这是我目前仅能做到的。

这样，当我想起当年看门大妈的话时，心里惭愧的感觉，似乎才稍微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