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因梦: 我在美国经历的性解放 (图)

我在美国经历的性解放 -------------------------------------------------------------------------------- 胡因梦 纽约当时的舞会抽大麻是例行公事，不时有人拿出一小张卷大麻的纸，小心翼翼地把“草”放在纸中，用舌尖沿着纸边舔一道之后，卷成一根细细的烟轮流分给在场的人抽。也许是受到六十年代兄弟爱(the brotherhood of love)风潮的影响，当时竟然没有人联想到得传染病的可能性。一根大麻很快就抽完了，大家在哈叟（hustle）音乐声中起舞，如果其中的两个人来电，不久就从舞会中消失，回去自己的住所进入一夜之情的性爱中。当时纽约中青代的西方人对待性爱的态度已经开放到令东方人咋舌的程度——换妻换夫、集体性游戏、一夜之情、同志之恋等，早已是这个大都会里被默认的事实。和性有关的色情杂志、电视节目、A片等唾手可及，四十二街上的阻街女郎一向公开招揽客人，情趣商店可以随时自由出入。性除了和商业挂钩之外，还渗透在文字、教育、心理学和医学之中，成为日常生活里人人谈论的话题。这样的obsession，根据学者的研究，早在弗洛伊德创立“性驱力”理论之前的一百年就开始了。四十年代末期，金赛博士无心插柳的研究报告问世，无形中促成了五十年代的性革命，经过嬉皮士的公社生活实验之后，七十年代的性解放才炙热到沸点。我这名20岁的东方女孩就像个空降伞兵一般，直接从“处女膜是拥有初夜权的丈夫才能突破的”保守台湾，降落到70年代的纽约。西方世界的性意识发展背景我一无所知，只是本着好奇、开放和身心的需求，在安全的范围内我经验了一年的性解放。 　　 我发现自己一向具备热情参与和冷静觉知的吊诡特质，我在性爱活动的过程中仍然觉察到许多隐讳的心理现象。我发现性对女性而言确实是亲密的起点，为了那份迷人的亲密感她开放自己的身体。对男人而言性却是亲密的终点。男人(非心灵取向的)似乎很难把女人视为一个完整的实体，他们不是在对一个生命做爱，而是对某个局部的器官做爱。此外他们的征服欲和自我肯定的驱力其实远远凌驾于性能量的排泄欲望。当然这样的分析显然是以后见之明诠释早年的直觉体会。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之后，我开始能领会比我大八岁的Don曾经告诉过我的一句话——我们的默契是千万人中难得一见的。对于那段逝去的因缘的回忆，唤起了我盛宴之后的孤独与疲乏，我在滚滚红尘的纽约时常感到一股逼人的低潮与哀伤…… 知觉的禁区　　 大麻经验是另一项值得探讨的话题。每个世代都有年轻人闯进改变知觉的禁区中，譬如最早期的巫术传统惯用的是蕈类和仙人掌。《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就是服用了梅斯克林(从仙人掌提炼的意识转化剂)之后，才写出了《知觉之门》这本有关意识扩张经验的奇书。捷克的精神科医师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从一九五六年开始自愿成为LSD－25的天竺鼠，他前后进入过各种不同的意识转化经验。第一次他出现的是几何图形和从未有过的强烈情绪，接着是意识产生大爆炸而转进了宇宙次元，急速地穿过黑洞与白洞，变成天空中的新星体。他发现随着药量的不同，受试者会进入不同的回溯阶段，后来他把自身和其他受试者的亲身体验写成了《意识革命》(The Holotropic Mind)这本书(台湾是由生命潜能文化翻译出版)。另外斯坦福的心理学博士拉姆·达斯和西方禅的代言人艾伦·沃茨等，都是意识研究领域著名的用药派。这些知识精英在迷幻药的使用上和一般大众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药物对他们而言乃是自我探索的工具，并不是用来逃避日常生活的乏味或加强感官刺激的。我还记得我曾经在格林尼治村的一家咖啡店里，亲眼目睹两名站在华盛顿广场上的黑人因抽了过多大麻而high到无法聚焦的地步。他们为了点一支香烟大约花了足足三十分钟的时间，怎么对也对不上了。抽大麻显然是当时主要的逃避管道之一。 　　 我自己抽了大麻的反应则是音感特别敏锐，但知觉会从日常的普遍性觉知缩小到只有一个感官在运作的状态。譬如正常的听觉可以接收到周遭正在发生的各种声响，抽了大麻之后却只能听见楼上的水滴声，而且音量大到像鼓声一般，此外理性思维能力也会降低，有一点像错误禅定所造成的迟钝而和缓的反应。 　　 有了这些体会之后，我发现自己对许多容易上瘾的事可以很轻易地放下，唯独亲密关系是我一再想重复的业习。往后漫长的岁月里，这门功课一直都是我无法快速学会的生命灶门。　　 除了艺文活动和服装界的交往圈子之外，从台湾来的留学生也时常邀我参加舞会和聚会，他们之中有些格外敏感的人，因长期住在冷漠的异乡，下场和遭遇都相当不幸。我曾经在《茵梦湖》这本散文集子里描写过小汤和四眼的故事，他们让我不禁联想起小时候看见父亲吐血的那幕景象。孤臣孽子总是能勾起我强大的救赎渴望。 　　 一年的时间在母亲低落的情绪中逐渐逝去，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台湾面对现实生活的责任了。意识里携带着悲喜交加的解放经验，二十一岁的我和一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临行前我在心里做了一番对纽约经验的回顾，十分感谢那几位有水边姓氏的长辈和艺术界的友人——沙妈妈、潘阿姨、凌家一家大小以及James和富美──对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