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专访红军司号员:激昂军号永难忘 铁马冰戈入梦来
2008年01月16日 新华网
接受采访时,张生荣老人还吹上一段军号。摄影：徐壮志
编者按：一部《集结号》，吸引了人们诸多关注的目光。为此，新华军事特约了两篇当年红军司员号的专访稿件，以飧读者。
张生荣：为大渡河勇士吹响冲锋号
原本打算扛枪打仗，奋勇杀敌的他们，被组织指派去学号的时候，难免有些失落。历经岁月变迁，军号陪伴他们漫漫军旅生涯，组织赋予他们以特殊的方式“杀敌”的使命。每次拿起军号，老红军都舍不得下......
小小军号学问大 战场指挥全靠它
一把军号，伴随着张生荣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至今，在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的院里，人们还不时能听见那嘹亮的军号声。起床号、休息号、吃饭号、冲锋号、疏散号、集合号……时隔数十年，老人仍清晰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仿佛这些曲调早已刻在了自己的脑子里。
上，军号就是最好的命令。把玩着那把自己心爱的单管军号，89岁的老人告诉记者，长征中，红军没有什么通讯器材，军号就是战场指挥的重要工具。在红军中，每个连里一名司号员，营里就有好几外，班长叫号目，团里的司号长是排级干部，师里的司号长相当于连级干部。张生荣１２岁就参加了红军，是个地道的红小鬼。爸爸是村苏维埃主席，开大会动员群众参军，我就报了名。妈妈说我太小，不让去。老人说，但打仗的光荣对自己的吸引力太大了，在第三次报名后，母亲流着泪同意了自己参加红军。参军后，张生荣先给一位团长当勤务员。团长受伤后，又被分配到司令部号排学吹号。
本来想去扛枪打仗，没想到组织上让我吹号。老人回忆说，小小的军号，学问真大，一本厚厚号本子，看起来都要花上好久。几百种号，全要记得熟熟的。那时没有电话，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上，前进，后退，左拐，右行，全靠号来指挥，吹错了可是要死人的。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张生荣才１５岁。
小小军号用处大 重回组织全靠它
带着一把军号，小小的张生荣爬雪山、过草地，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在四渡赤水战斗中，张生荣发起了高烧。
没法前进了，又没有药，我只得随意在路边找个台阶躺着。
掉队的张生荣幸运地遇上了３军团的收容队，被放到了一个老乡家中。老百姓对我很好，给我从药铺里买了中药，熬好了给我喝下去。躺在老乡家阁楼的张生荣眼看部队一队队地走过，心急如焚。第三天，他又遇到了一支收容队。连站起来都头昏脑胀的张生荣坚决要求跟着他们走。拿着树枝拄着，走几十步就要躺下歇一歇。张生荣回忆，是另一位掉队的战友搀扶着自己，沿着大部队留下的标志前行。走了一天一夜后，天亮时分，我听到前面河边的一条大山沟里传出号声，那是３军团的吃饭号！张生荣兴奋不已，终于在天黑时赶上了大部队。令张生荣最难忘的是大渡河。我当时是红１师特务连司号员，在１７勇士强渡大渡河时，我就站在岸边吹号。
嘀嗒嗒嘀嘀嘀……说到强渡大渡河，老人激动异常，拿起那把心爱的军号为记者吹了起来。
老人回忆，直到亲身渡河时，自己才真正理解了勇士们的勇敢。船就像树叶一样，晃得人直晕。
小小军号威力大 马儿闻声就听话
在长征中，司号员非常重要。张生荣说，为了保证他们能吹响号，部队对司号员的粮食和水实行重点保障。
张生荣记得，长征中，不仅人能听军号指挥，连马都知道前进冲锋和隐蔽。一天，天上飞来几架飞机，我接到命令吹响隐藏号。战士们急忙隐蔽，这时我看见连队的几匹马立即匍匐下来，前蹄卧在地上，头低着。长征胜利后，张生荣依然从事着自己心爱的司号工作。１９３９年，已任晋察冀一分区司号连长的张生荣率司号连全体司号员参加了白求恩的葬礼，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吹起送别号。他技术高，又认真，有他在，我们就不怕负伤。老人说，当时，部队怕这位外国人不习惯，给他开小灶，结果被他拒绝了。给他配了一匹马，他也很少骑，都留给伤员用了。亲自赶来参加葬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看到张生荣，惊讶地拍着他的脑袋说：这个孩子长大了。
今天，这位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从湖南省岳阳军分区后勤部长岗位上离休后，在长沙安享晚年。2006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江西于都县专门为老人送来了一把仿制的红军军号，让老人惊喜不已。
袁林老红军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摄影：徐壮志
袁林：我是红军司号员
（编者：从2004年到2006年，记者曾两次采访袁林。不幸的是，袁林老人已于2007年过世。让我们谨以此文纪念这位经历过战火的老革命致敬！）
１９３０年４月，还差半年才满１７岁袁林参加了红军，在红二十军当战士。营里缺少号兵，就选了袁林等三个年纪小的战士学习吹号。那阵儿，做梦都想拿枪上战场，一听说当卫生兵、炊事兵，满肚子不高兴。直到接受记者采访时，袁林老人还记得最初成为号兵时那种不满。唯一令袁林欣慰的是，营长给他弄了顶军帽，军帽上的红五星是红布剪裁而成的--那是唯一能体现他是红军的标志。
第一次战斗，袁林不仅没能吹响军号，还犯了个错误。
第一次战斗 惊呆于血腥场面忘吹号
一开战，暴雨般的子弹呼啸着，打在他前后左右的稻田里，直冒水泡。袁林觉得每一颗子弹都是冲自己而来的。三小时以后，红军战士冲到山顶铁丝网前，敌人蜂拥而出，双方开展肉搏战。红军战士敌众我寡全部阵亡。战争如此惨烈，袁林看呆了，不仅没吹军号，甚至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结果受到了司号长的严厉批评。
在水口激战中， 站在连指挥所的袁林，亲眼看到自己朝夕与共的号兵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枪下。
袁老生前回忆，当时，全团只剩下不到二百人。后来当了开国上将的师政委朱良才把他们整编成一个连，由师参谋长耿飚--代理团长。朱良才问：你们团还有几个号兵？
就我一个袁林说。
不能让敌人停歇，吹冲锋号，攻占对方的山头！朱良才命令。
弹雨中，袁林跑到一条最高的田坎上，吹起冲锋号……
三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倒在稻田里……听到冲锋号声，那些受伤和疲劳的倒在地上的红军士兵们又呐喊起来，拄着枪、刀，冒着敌人机枪扫射，冲向山头，与反冲锋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血肉拼刺……红军寡不敌众，撤向友邻部队的阵地。醒过来的袁林，和另一位战友扶架着一名伤员落在后面，一群敌人紧追过来。袁林让战友背伤员先走，自己伏在田埂上，举起驳壳枪把跑在最前面的三个敌人撂倒，紧接着向左边最近的一个小山奔去，引开了敌人……
１９３１年，第四次 围剿前夕，袁林到军团政治教导队学习，从此离开了号兵岗位。但是，他保留下了自己的号嘴和号兵符号牌，符号牌是红色椭圆形的，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一连司号员袁林。
长征途中 老将上阵代人吹号
没想到，我这个号兵的经历，在长征路上还发挥了一次作用。袁林生前曾对记者回忆，在董公寺战斗中，战况极为惨烈，以致于一位名叫贺友寿的老号兵竟紧张得吹不起军号，身为干事的他来不及查问号兵是谁，接过军号就吹。袁林说，战斗中，军号就是命令，没有了军号，战士们就会不知所措。所以，作为号兵，决不能耽搁一分一秒。
号兵要有娴熟的技巧，更重要的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战场上精神过于紧张，一个音符吹错了，或者是吹不起号，都很可能给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
2008年01月16日 新华网
接受采访时,张生荣老人还吹上一段军号。摄影：徐壮志
编者按：一部《集结号》，吸引了人们诸多关注的目光。为此，新华军事特约了两篇当年红军司员号的专访稿件，以飧读者。
张生荣：为大渡河勇士吹响冲锋号
原本打算扛枪打仗，奋勇杀敌的他们，被组织指派去学号的时候，难免有些失落。历经岁月变迁，军号陪伴他们漫漫军旅生涯，组织赋予他们以特殊的方式“杀敌”的使命。每次拿起军号，老红军都舍不得下......
小小军号学问大 战场指挥全靠它
一把军号，伴随着张生荣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至今，在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的院里，人们还不时能听见那嘹亮的军号声。起床号、休息号、吃饭号、冲锋号、疏散号、集合号……时隔数十年，老人仍清晰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仿佛这些曲调早已刻在了自己的脑子里。
上，军号就是最好的命令。把玩着那把自己心爱的单管军号，89岁的老人告诉记者，长征中，红军没有什么通讯器材，军号就是战场指挥的重要工具。在红军中，每个连里一名司号员，营里就有好几外，班长叫号目，团里的司号长是排级干部，师里的司号长相当于连级干部。张生荣１２岁就参加了红军，是个地道的红小鬼。爸爸是村苏维埃主席，开大会动员群众参军，我就报了名。妈妈说我太小，不让去。老人说，但打仗的光荣对自己的吸引力太大了，在第三次报名后，母亲流着泪同意了自己参加红军。参军后，张生荣先给一位团长当勤务员。团长受伤后，又被分配到司令部号排学吹号。
本来想去扛枪打仗，没想到组织上让我吹号。老人回忆说，小小的军号，学问真大，一本厚厚号本子，看起来都要花上好久。几百种号，全要记得熟熟的。那时没有电话，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上，前进，后退，左拐，右行，全靠号来指挥，吹错了可是要死人的。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张生荣才１５岁。
小小军号用处大 重回组织全靠它
带着一把军号，小小的张生荣爬雪山、过草地，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在四渡赤水战斗中，张生荣发起了高烧。
没法前进了，又没有药，我只得随意在路边找个台阶躺着。
掉队的张生荣幸运地遇上了３军团的收容队，被放到了一个老乡家中。老百姓对我很好，给我从药铺里买了中药，熬好了给我喝下去。躺在老乡家阁楼的张生荣眼看部队一队队地走过，心急如焚。第三天，他又遇到了一支收容队。连站起来都头昏脑胀的张生荣坚决要求跟着他们走。拿着树枝拄着，走几十步就要躺下歇一歇。张生荣回忆，是另一位掉队的战友搀扶着自己，沿着大部队留下的标志前行。走了一天一夜后，天亮时分，我听到前面河边的一条大山沟里传出号声，那是３军团的吃饭号！张生荣兴奋不已，终于在天黑时赶上了大部队。令张生荣最难忘的是大渡河。我当时是红１师特务连司号员，在１７勇士强渡大渡河时，我就站在岸边吹号。
嘀嗒嗒嘀嘀嘀……说到强渡大渡河，老人激动异常，拿起那把心爱的军号为记者吹了起来。
老人回忆，直到亲身渡河时，自己才真正理解了勇士们的勇敢。船就像树叶一样，晃得人直晕。
小小军号威力大 马儿闻声就听话
在长征中，司号员非常重要。张生荣说，为了保证他们能吹响号，部队对司号员的粮食和水实行重点保障。
张生荣记得，长征中，不仅人能听军号指挥，连马都知道前进冲锋和隐蔽。一天，天上飞来几架飞机，我接到命令吹响隐藏号。战士们急忙隐蔽，这时我看见连队的几匹马立即匍匐下来，前蹄卧在地上，头低着。长征胜利后，张生荣依然从事着自己心爱的司号工作。１９３９年，已任晋察冀一分区司号连长的张生荣率司号连全体司号员参加了白求恩的葬礼，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吹起送别号。他技术高，又认真，有他在，我们就不怕负伤。老人说，当时，部队怕这位外国人不习惯，给他开小灶，结果被他拒绝了。给他配了一匹马，他也很少骑，都留给伤员用了。亲自赶来参加葬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看到张生荣，惊讶地拍着他的脑袋说：这个孩子长大了。
今天，这位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从湖南省岳阳军分区后勤部长岗位上离休后，在长沙安享晚年。2006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江西于都县专门为老人送来了一把仿制的红军军号，让老人惊喜不已。
袁林老红军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摄影：徐壮志
袁林：我是红军司号员
（编者：从2004年到2006年，记者曾两次采访袁林。不幸的是，袁林老人已于2007年过世。让我们谨以此文纪念这位经历过战火的老革命致敬！）
１９３０年４月，还差半年才满１７岁袁林参加了红军，在红二十军当战士。营里缺少号兵，就选了袁林等三个年纪小的战士学习吹号。那阵儿，做梦都想拿枪上战场，一听说当卫生兵、炊事兵，满肚子不高兴。直到接受记者采访时，袁林老人还记得最初成为号兵时那种不满。唯一令袁林欣慰的是，营长给他弄了顶军帽，军帽上的红五星是红布剪裁而成的--那是唯一能体现他是红军的标志。
第一次战斗，袁林不仅没能吹响军号，还犯了个错误。
第一次战斗 惊呆于血腥场面忘吹号
一开战，暴雨般的子弹呼啸着，打在他前后左右的稻田里，直冒水泡。袁林觉得每一颗子弹都是冲自己而来的。三小时以后，红军战士冲到山顶铁丝网前，敌人蜂拥而出，双方开展肉搏战。红军战士敌众我寡全部阵亡。战争如此惨烈，袁林看呆了，不仅没吹军号，甚至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结果受到了司号长的严厉批评。
在水口激战中， 站在连指挥所的袁林，亲眼看到自己朝夕与共的号兵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枪下。
袁老生前回忆，当时，全团只剩下不到二百人。后来当了开国上将的师政委朱良才把他们整编成一个连，由师参谋长耿飚--代理团长。朱良才问：你们团还有几个号兵？
就我一个袁林说。
不能让敌人停歇，吹冲锋号，攻占对方的山头！朱良才命令。
弹雨中，袁林跑到一条最高的田坎上，吹起冲锋号……
三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倒在稻田里……听到冲锋号声，那些受伤和疲劳的倒在地上的红军士兵们又呐喊起来，拄着枪、刀，冒着敌人机枪扫射，冲向山头，与反冲锋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血肉拼刺……红军寡不敌众，撤向友邻部队的阵地。醒过来的袁林，和另一位战友扶架着一名伤员落在后面，一群敌人紧追过来。袁林让战友背伤员先走，自己伏在田埂上，举起驳壳枪把跑在最前面的三个敌人撂倒，紧接着向左边最近的一个小山奔去，引开了敌人……
１９３１年，第四次 围剿前夕，袁林到军团政治教导队学习，从此离开了号兵岗位。但是，他保留下了自己的号嘴和号兵符号牌，符号牌是红色椭圆形的，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一连司号员袁林。
长征途中 老将上阵代人吹号
没想到，我这个号兵的经历，在长征路上还发挥了一次作用。袁林生前曾对记者回忆，在董公寺战斗中，战况极为惨烈，以致于一位名叫贺友寿的老号兵竟紧张得吹不起军号，身为干事的他来不及查问号兵是谁，接过军号就吹。袁林说，战斗中，军号就是命令，没有了军号，战士们就会不知所措。所以，作为号兵，决不能耽搁一分一秒。
号兵要有娴熟的技巧，更重要的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战场上精神过于紧张，一个音符吹错了，或者是吹不起号，都很可能给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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