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高参：21世纪中国龙翔于天 zt

“我认为现在的美国正如1900年代早期的英国一样，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我们（美国人）看如今的中国就像20世纪时英国看美国一样，将之视为上升的强国而被先行的强权和平地接受；还是将其视为上个世纪的德国，即全球战争的根源。如果美国将中国看成朋友，中国很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如果美国将中国看成敌人，中国将会成为敌人，”巴奈特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指出。 托马斯·巴奈特的新书《行动蓝图：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Blueprint for Action: A Future Worth Creating）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为一位未来学学者，巴奈特以全新的、前瞻性的视角，审视了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及对美国安全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的“卧龙” 在2004年出版了《五角大楼的新蓝图》之后，巴奈特在美国军界声名鹊起，被美国军方和政府各部门邀请作了数百场“时势报告”，系统阐述、介绍他的观点。也许他对世界局势深刻独到的分析对许多为扑朔迷离、变化莫测国际局势所困扰的军方人士来说，无异有拔云见日的效果。怪不得作为一介书生，巴奈特几乎像“卧龙”诸葛亮一样深美国受军方器重。 对中国人来说，《五角大楼的新蓝图》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只有抽象意义的学术专着，而对政府，尤其是军方，则有现实的影响力。 《行动蓝图》影响力是否可与《五角大楼的新蓝图》相提并论呢？ 巴奈特回应说，美国媒体对《行动蓝图》的关注不如《五角大楼的新蓝图》，但军方对《行动蓝图》的内容的接受程度却比《五角大楼的新蓝图》更高。巴奈特现在每年定期为美国海、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新晋升的将军办讲座。在美军中像他这样有“人缘”和“人气”的人可谓独一无二。 因为种种原因，他的《五角大楼的新蓝图》的中文本出版商北京大学出版已经将该书翻译完毕，但迟迟没有出版，因此，许多中国读者都不能一饱眼福。因此，巴奈特不无幽默地说，“我提出的‘建立中美战略同盟倡议’在美国的将官中所获取的知音远比在一般中国读者中要多。” 在《行动蓝图》中，巴奈特指明全球化是美国新安全环境的一大战略特点。美国为全球化创造了“源码”（source code）。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大国间爆发战争的机率几乎为零。世界各国的关系不再是一种“你赢我就输”的零和游戏关系，而是一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不可分割关系。 在全球化中形成的新的世界体系的支柱是一系列“功能核心”（Functioning Core）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所谓的新兴大国。那些被全球化遗忘的角落被巴奈特称为“裂缝”（Non-Integrating Gap）。“裂缝”对美国和世界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冷战后美国介入的大多数国外军事行动都集中在所谓的裂缝国家。(关于“核心－裂缝”理论的详细介绍，请阅读《华盛顿观察》周刊2005年第5期巴奈特2004年出版的着作《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的书评。) 巴奈特认为：要最大程度地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影响，必须“两手抓”，即一方面扩大“核心”国家范围，增加它们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要缩小“裂缝”，将位于 “裂缝”的国家纳入全球化的网络，让他们可以从世界获取资本、技术和资源，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巴奈特特别强调全球化不要留下任何尾巴，“一个电脑网络的整体安全程度取决于该网络中最易受攻击的那台电脑的防御能力。” 作为五角大楼的高参，巴奈特可谓是个异类。他出身哈佛大学，曾经在哈佛大学教过马克思主义。他最早的研究领域是前苏联。苏联解体后，他“转业”搞未来战略研究。自1998年至2004年，他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Navy War College）高级研究员和教授。自2001年11月至2003年6月他出任美国国防部“战略未来助理”，成了五角大楼的高参。巴奈特现在已经“下海”，为军方及民间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及管理方面的服务。此外，他还在2004年在江西领养了一位中国女婴。 对深受现实主义“流毒”影响的人来说，巴奈特的许多观点看起来颇为离经叛道。比如他认为对全球化来说，只有规则（rules）,而没有统治者（rulers）；他提倡新思维，要求美国不再把世界其它国家当成对手，而是平起平坐的伙伴；他认为亚洲收取了冷战结束后最大的红利，因此美国根本没有必要对东亚的发展杞人忧天；他认为确保全球发展和安全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扩大女性权利，尤其是发展女孩的教育；他认为在未来，美国同中国、印度、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将分别比美国同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关系更密切。 中国龙的世纪？ 自从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将中国称为“利益相关者”之后，利益相关者成了大家嘴里经常提起的流行语，但其内涵却语焉不详。巴奈特向《华盛顿观察》周刊解释了中国在国际上作为利益相关者在的权利和责任。 “首先，作为一个好的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大多数国际安全事务中，不持零和游戏的态度，而是尽力寻求双赢的方案。比如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可以作为美国同伊朗进行外交斡旋的中间人，对各方都有好处；比如在苏丹的达尔福尔问题上，中国积极提供维和部队，既保证了自己的石油供应，也维护了当地的平安，”巴奈特说。 巴奈特指出，要追求双赢，必须双方都要寻找共同的利益。在这点上，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尤其是太多的美国领导人在对待中国时，仍无法免“俗”，将中国看成是自己的威胁和敌人。 “我认为，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中国现在为扮演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做的准备远比美国和中国预想的更充分。”巴奈特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现在的问题是，布什政府还没有同中国就此事进行战略对话。中美虽然有高层交流，但在交流中，美方多数时候是摆出好为人师的架势，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建议，以换取在北京一些国际事务中的支持；其实美方并没有给中方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值得庆幸的是，再过五、六年，中美双方都要更换最高领导人了。在《行动蓝图》一书中，我描述的是中美未来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中美双方的领导人仍然不能对中美关系进行超前战略思维，与我书中描述的仍然有一段距离，”巴奈特说。 在巴奈特的《行动蓝图》中，中国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在美国的战略中占有中心地位。正如美国在20世纪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那样，在21世纪，中国也将取代美国的地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此，巴奈特认为，美国应该作出明智的选择，顺应历史潮流，不要作无谓的抵抗。中国将不仅是规则的遵守者，而且将是规则的制定者。 面对许多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批评，巴奈特不以为然。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定会推动民主进程。中国现在民主发展“滞后”不是民主发展太慢，而是经济发展相对太快。 巴奈特不主张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美国自己的民主也是经过血的洗礼、长期发展的结果，妇女和黑人为获得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因此，他认为那些主张输出民主的人在文化上有傲慢之嫌。他更认同于美国对外“输出安全”。巴奈特认为美国应该淡化意识形态。如果以前美国以政治标准选择“志同道合”的盟友的话，现在则应该以“经济利益”的杠杆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朋友。 巴奈特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环境的恶化，尤其是不均衡发展深表忧虑，他认为“火车头跑得再快也快不过最后一节车厢”来说明扶贫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此外，他预测在2025年，中国将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多元社会。 巴奈特非常重视中美两国间的人际交流，认为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形成对彼此的正确认识。 “在各国相互连通（connectivity）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和交流至关重要。在未来10年中，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面临改朝换代的问题。因此，中美这种几代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对新出现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指出。 巴奈特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他事业中的一大要务就是建立这种人际关系。他已经结识了不少中国的“同龄人”：即那些步入权力和影响圈高峰的40多岁人。“在6月份，我会到北京，希望可以拜会旧雨新知，建立新的关系，强化旧的关系。在这方面，中美两国仍然任重道远。” 为什么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模糊”已经不合时宜？ “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如果‘台独’分子一意孤行，执意同大陆挑起战端，就让他们自己去承担后果，不要将美国牵扯进去，”巴奈特说。他在《行动蓝图》中指出，如果美国因小失大，为了台湾而同中国开战，将对世界“核心”造成巨大的震荡。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国开战是把美国和中国变成二流国家的最快途径。巴奈特发聋振聩的观点可能会让‘台独’分子坐卧不安。 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采取了战略模糊的政策，从大陆和台湾两边获利。然而，巴奈特对此并不苟同。 “我没有对美国的对台政策进行再思考。我只是第一次明确地阐释了这个政策。这非常重要。在五角大楼中有许多人和部门（尤其是空军和海军）以台湾因素作为借口，一方面为不必要的军购进行辩护（以至让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没有必要的资金进行全球反恐怖战争），另一方面也阻止中美两国进行军事合作，发展两军关系，” 巴奈特说。 “我最大的担心是现在要保留战略模糊的话，将会让台北在它自己挑选的时间，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引发中美的战争。这将极大地威胁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长期战略利益。”巴奈特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现在美国应撤回对台湾的安全保证，以免除有朝一日台湾领导人突然心血来潮，采取非理性行动，将两个核大国卷入战端的恶果。” 巴奈特在《行动蓝图》一书中写到：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第五代、第六代领导人即将在2010年到2015掌权，对美国来说是个战略机遇。美国如果因为台湾领导人想从大陆永久分割出去，就放弃这个战略机遇，将是巨大的错误。现在以放弃台湾为诱饵同中国结成战略军事同盟非常划算，就好比当初美国以极低廉的价格从俄罗斯手里办买办送地得到阿拉斯加一样。机不可失，如果美国现在不看准时机敲定这笔交易，以后肯定会后悔不迭。 他认为现在是美国放弃台湾，同中国结成军事战略同盟的最好时机。在亚洲成立类似北约的组织，让中国领头。中国现在有200万军人，他们以后在维和行动中将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维和军人相比，中国军人的工资将会低许多。 “我也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问题及东亚的导弹防御问题，为在东亚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军事同盟清除路障。有了军事同盟后，美国不仅可以将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抽调到中东和非洲，也可以同中国在中东和非洲进行军事合作。”巴奈特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美国）为了台湾而放弃这么多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实在太不值得。” 巴奈特在书中提到，冷战时期，台湾是制约共产主义在全球扩散的一颗重要棋子，但冷战已经结束了。时移事易，中国现在实施市场经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而且中国大陆现在只想维持现状，是民进党想完全排除同大陆统一的可能。即便统一后，台湾的政治制度也不会改变。西方也看到，香港回归大陆，是香港影响大陆多。对西方来说，“放弃”台湾从感情上来说，也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因此，美国要公开摊牌，防止“台独”势力越过大陆的底线。 巴奈特认为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长远的理想主义目标，为了“核心”的整体及长期利益，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丢卒保车，采取现实主义态度。 《行动蓝图：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Blueprint for Action: A Future Worth Creating）托马斯·巴内特（THOMAS P.M. BARNETT）着，普特纳姆出版集团（Putnam Publishing Group）2005年10月出版，精装本448页，定价26.95美元。 粟德金，《华盛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