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笼罩台北。透过爬满水痕的窗玻璃，看到这个城市半新不旧的建筑物，在细雨里带着不屑和落寞，渐渐被雨水洇湿，经年累月的城市烟尘，混杂着悠远的岁月气息，也被雨水冲刷地干干净净。台北街头的旧，映衬这城里熙熙攘攘摩登人群的年轻，注定这是一个值得仔细品味的地方，仿佛驰名的凤梨酥和牛肉面、仿佛这城里店家们亲热的招呼和笑容。从青葱碧绿的阳明山到水声潺潺的北投，台北是一个家常的、不张扬的城市，适合居住和怀想，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一月的台北并不冷，当满眼飘扬的红地青天白日旗昭示这是台北时，那种讶异和震撼，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这就是台北，台北就是这个样子的。它雨里迷蒙的街景，它黯淡了的城市容颜，似乎是在固执地守卫着什么。
这个城市没有太过浓厚的商业气氛，它是适宜作为家乡、适宜作为怀念某种情愫的寄托物的。即便如我这样匆匆忙忙走过的路人，也能感知它葱葱郁郁的友好。台北城里，街边的小店都是家常亲切的模样，在平常的日子里路过，常会得到小店里女侍们甜甜的邀请。
临街的小馆子挂着招牌菜式的大标牌——鲁猪手饭88元，只需新台币八十八块即可买得一碗鲁猪手饭（台北街头的小吃店，通通把卤肉写作鲁肉，是否隐喻这肉的作法源自北方），这样小巷隐没的地方离国民党总部很近，不由令人揣测国民党主席是否也会经常光顾88元一碗的鲁猪手饭。站在一条窄小弄堂的尽头望进去，里面只是普通人家的光景，家家户户的窗前或阳台外都种些花草，花草生得恣意茂盛，是湿地台湾所特有的那种葱郁和滋润，这样窄小然而整洁的小巷在台北有阡陌纵横的许多条。小弄外边，有的是和中国大城市小街上一模一样的景象，修理摩托车、汽车的店铺、卖衣裳的、小吃店，都是朴素家常的光景。在台北街头猛然邂逅和上海热闹街巷上一模一样的“顶呱呱”、“大润发”的醒目招牌，感觉竟分外亲切。
这个位于台北盆地中央青葱翠绿的城市，原为一片沼泽荒野，1709年（清康熙48年）泉州人入垦艋舺（今万华），移民才渐多。1875年始肇台北府，兴建城。1885年（光绪11年）台湾建省，台湾省巡抚刘铭传大力革新，台北市成为行政机关集中地，和原先的艋舺连成一片，台北始为台湾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去台北，除了参观肃穆大气的中正纪念馆、满目珍藏的故宫博物馆、绿色连绵的阳明山，一定不应该遗漏北投。北投，或云“北头”、“八投”即平埔族人巫女之意，由于此地硫磺烟雾迷濛，原住民以为有巫神在此，是以得名，北投温泉由地热生成，四季不竭，是台湾四大温泉区之冠。
北投离台北并不远，从台北市中心乘地铁到新北投站，入眼绿色越来越盛，流水潺潺的北投常年水雾蒸腾、青葱碧绿尤其惹人喜爱。从新北投地铁车站下来，路边就是一家家的温泉店，沿途有雾气腾腾的泉水隐约若现，路随山势渐高，草木也愈加茂盛，清风像水流一样从林间树丛中穿过，北投是台北城市的骄傲。值得台北骄傲的不仅是北投温泉，还有它对于环境的精心呵护——台北的店家，多用纸袋来做购物袋，旅馆里的垃圾桶，也没有千篇一律地套着塑料袋。台北在建设环保生态城市上的成就，是值得中国其他城市借鉴的。
新北投的温泉露头点是个很神气的地方，白雾茫茫的一大眼泉热气蒸腾，景象离奇优美，却只有我们两个人，外加一个老头在温泉边踱步。温泉露头处常年绿色葱笼，四周长满了葱郁的白掌叶。在这温泉的另一边，依着山势建有一个小小的万应神神龛，安静地座落在这方水雾缭绕、青葱翠绿的地界。在这个自然而宁静的天地里，岁月仿佛静止了，只有温泉散发着袅袅的水雾、白掌闲适地无边无际生长。只是温泉滋润着的这块土地，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寂寞是否也会像茂盛的白掌叶，枝枝蔓蔓地爬满了这泉眼的各个角落，如同空寂无人的台北巷陌？
浸在温泉里时已是暮色四合，清凉的夜风从树梢穿过，钻进温泉池的竹篱笆内，温泉细小的水流声，连同远处树影朣朦中的细碎灯光，此时此刻，让人有恍然若梦的伤感，水声滴答，是否能感知时间流逝的微音；是否又能感知这个命运多蹇的城市近三百年心音；甚至于感知整个岛屿台湾，从公元230年起三国吴王孙权派兵到“夷洲”始的近1800年完整的历史和演义。倘若这过往的史迹都如同烟云流水一样逝去，那么今天温熙的城市台北和这个葱葱郁郁的岛屿，它是否还能够承载这么多深切的沉甸甸的关注和目光、城市台北和岛屿台湾的每一个角落，是否还像今天一样令人魂牵梦萦？
青翠的岛屿台湾，每一平方米都承载了过于沉重的往日岁月，而台北城市里的细雨，是想要将那凹凸不平、满是史迹而又字迹模糊的历史都一一熨平吗？这块土地上曾经走过的英雄们——骑着战马的、坐轿子的、乘着小车的，那曾经生灵活现地如同电影片断一样的音容笑貌，果真能这样随风而逝、了无踪迹而不留下一丝痕迹么？
足音缭绕，马蹄声得得，叱咤在这快土地上的曾经的英雄们，有谁听见他们的强劲心跳依旧疾响在今天空旷无人的街巷。细雨中100多年前台湾“抗日三猛”之一的简大狮就义前的悲壮仍言犹在耳：“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没有朝廷比清朝更懦弱的了，在简大狮：“愿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的铿镪话语下，仍把简大狮交给台湾的日军。出生在台北淡水、就义于台北监狱的英雄简大狮，是成千上万个护佑着这岛屿的英魂之一，忠烈的芬芳，即便经历过50年日治、再走过50多年风雨交加的岁月，仍然袅袅不散。清庭割让台湾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他们以土枪和长矛为武器，凭血肉之驱，顽强抗敌。彰化和嘉义保卫战中，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台南抗日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被迫乘船退返大陆。岛屿台湾的英雄们，他们不是“被切割肢解的历史记忆”，他们是联系华夏血脉的精魂，他们不仅是台湾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引以为傲的。
2000年来湿地台湾在历史、民族、文化、政治上都和祖国休戚与共，如果割裂了与其血脉相承的脐带，台湾以什么作为历史、以什么作为民族精神、台湾亦以何作为文化根基？
从住宿的酒店出来，先见有一座立交桥，那日清晨下着微雨，在不冷的台北街头，立交桥下有一个男人在卖穿在铅丝上的白兰花，男人罩着透明的雨披，他坐在轮椅上，面前摆着一个小竹篮，里面码着整整齐齐的花，两朵紧挨着的是白兰花，在春末夏初的季节里，记忆里的上海街头，多有女士佩带这花的，还有一种穿成圆圈的小白花串，皎洁仿若少女的皓腕。鲜花在雨里显得尤其娇嫩，仿佛能掐地出水来。卖花的男人，是没有双腿的，他披着透明的雨衣，并没有刻意地遮掩什么。台北的雨清爽而透明，把过往烟尘都洗刷地干干净净，那失了双腿的男人和他雨里皎洁如玉的花朵，是台北街头芳香的风物。
一个年轻而娇小的女孩买了一束白兰花，台北街头的女孩以娇小苗条居多。买花的女子携着这花香，要去到这城里的哪个角落呢？台湾的女子多是温柔可亲的，由于她们的娇小、说话声气的柔和、还有她们适度的矜持。机场的华航空姐们身着深蓝色样式简洁的旗袍，讲着温柔的台湾国语，虽然并非美丽地惊人的，但是最好地保留了东方女性温婉的美丽，那种古典的气质好像已被这个喧嚣的尘世所遗落。我总是愿意相信台湾的女子，她们的温柔是因为完好保留了中国女子生性的温柔娴淑，而非五十年日治下日式妇女的任劳任怨。
那个年轻日本女子穿着超短裙和高跟凉鞋，裸着精致的双腿，和一个日本男孩在台北夜市上玩一种射箭的游戏，台北夜市上市声鼎沸，这里的夜市和其它地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还有游戏摊位，有打枪、扔圆圈圈的把戏，捧场的大都是日本游人。不到台北，很难想象此地有如此之多的日本人。在酒店吃自助早餐时环顾四周，全都是讲日语的，那酒店的入门处放着一尊批挂整齐的日本武将，透过那武将的头盔，他似乎是一只狼的模样。去台北故宫博物馆，故宫博物馆里则有着更多的日本人，四处张望，入眼尽是文雅的日本女孩子或者老头。台北街头巷尾的店里，店家大多数都是能讲日语的。
这是怎样一种难以厘清言明的关系，历史烟尘里的宗主国和殖民地人，敌人、朋友、游客、同伴、岛屿，如果像张承志在文章“日本留言”里写过的“有时一群人或一个人就能平衡一个民族的形象”，那个苦苦追求历史真相不惜和日本文部省对质公堂起诉日本政府篡改历史的日本老人1，如果他能够平衡一个民族的形象，那么台湾小孩子们被篡改的关于祖国、关于宝岛台湾的历史，有谁能够来平衡呢？
从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庭签定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嘶哑的声音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台日本陆军、海军、日本居民乘坐第一艘军舰回国，岸上挥手送别的仅廖落4、5个台湾人。50年日治，十九任日本籍台湾总督，从武将到文官，他们中有遗嘱要埋葬在台北的第七任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还有末任总督陆军大將安藤利吉，代表日本政府向联军在美國密苏里舰上签下降书后切腹自杀。五十年日治，改变的是岛屿台湾的什么？仅仅只是交通、风貌，台湾人的日文水平吗？今天台北的总统府挂出的领导人物画像，是从日治期的第一位总督开始算的，如果这是因为珍惜且尊重历史，为什么不从对台湾贡献更大的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开始算起呢？只是因为曾使用腐蚀性毒气镇压台湾山地人民的日本总督，看起来比拖了一条辫子的清朝大员，要威风很多吗？
日本据台的目的，并不仅在扩张其势力范围，更重要的是获取丰富的资源，追求殖民地的巨额利润，以台湾为日本国民经济的出路，因此日本开发台湾的第一步在于交通，以方便运输资源。日人修建台湾交通的目的虽非为了振兴台湾，但也加速了台湾的基础设施。日本人据台，以“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为口号，1919年台湾虽因为改用化肥、兴建水利，稻米产量大增，但却因为台米大量输日，台湾人民反而增食甘薯果腹。历届台湾总督对新闻事业持管制态度，报上所用的文字以日文为主，甚至全用日文，后期加紧推动“皇民化”运动，禁止所有报刊的中文栏，1944年，更强迫全台规模最大的家日文报刊合并为一家，以加强其言论统治。日本对台采取的教育方针，实行日本人、汉人和原住民三种不同的教育体系，除推动日语教育，便是普及代价低廉的初等普通教育机关，并着重实业教育，防止台籍学生涌进中学。日本在台的学制，始终维持差别待遇，表面一视同仁，其实界限确凿，大学教育只有台北帝国大学，而台湾人就读极为困难。五十年日治对台湾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塑造了一群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甘心不做中国人而做日本人的台湾人，岛屿台湾的前景，因为破碎、无所依从的历史显得尤为迷离起来。
我在台北短短的三日里，常萦绕在心际的是蒋中正拿着望远镜在金门远眺对岸的那张照片，他的专注是怎样令人感慨万千的一幕景象，彼时的他，是否能预见数十年后的今天，抑或是一百年后的明天，岛屿台湾会有怎样令人感怀的历史，细雨不会洇湿、风也不会吹散的，这活生生令人感伤的历史印痕。只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唯一能够安慰这景象的，是包括台湾岛在内的——完整的中国版图。
1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修正不止如此一处，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掩盖、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之力。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家永从1952年起编写高中教科书《新日本史》，1965年6月因认为文部省于1962年度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中有323处错误而向法院首次提起诉讼，后来又就文部省审定错误两次提起诉讼。家永在第一、第二次诉讼中均未取胜，但在第三次、即围绕80年代政府审定的历史教科书的诉讼中，日本最高法院1997年8月判文部省关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等4处审定意见违法，取得了部分胜诉。家永三郎于2002年11月29日在东京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