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人家
普通海漂一族，寻常幸福人家。
我的父辈中也有许多湘雅人。舅舅江功成先生，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独特的一位。他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执着忘我的工作态度，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令人肃然起敬……
以下是舅舅写的自述：
我于1958年考入湖南医学院医疗系，在校期间，随师生上山下乡支农延误了学业，这届学生推迟至1964年9月毕业。毕业时，学院党委动员我们，到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即湖南的边疆——湘西去，我积极响应党委的号召，带头写申请。在毕业典礼上，我们分配去湘西的同学，胸前戴着大红花，坐在大礼堂的第一排，感到无比光荣。
这个月，我们一行25名同学从长沙坐汽车出发，经过两整天长途颠簸，终于抵达目的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吉首。大学生毕业后，首先要经进行劳动锻炼，必须“劳动实习”一年，我分配在城郊吉首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干活最能吃苦耐劳，深受户主欢迎。
我坚持在校时常年洗冷水澡的习惯，每天劳动收工后，就要到河溪里洗个冷水澡。11月的一天，我突发高烧，痰中带血，同学们连夜将我背到城里州人民医院就诊。经照胸片，诊断为“粟粒性肺结核”，拟收住传染科，我对诊断有怀疑，不同意住传染科病房，他们尊重我的意见，最后住在内科病房床边隔离。按抗痨治疗倂青霉素抗感染，经45天治愈出院。出院后我被提前分配到自治州大庸县。
1965年1月我来到大庸县，被安排在县人民医院。当时医学院毕业的医师在边远山区是比较稀罕的，我算是个全能医师，内、外、妇、儿各科的班都上，经常下乡出诊、巡回医疗，另外还要支援双抢。
这年10月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温塘地区医院有一产妇分娩时大出血，需立即前去救治。该院是一所离县城40多公里的山区乡村卫生院，我和另一位外科医生一同前往。我们晚9点多钟出发，连夜跋涉，在崎岖的山野小路上行走，累得即使一边走一边打瞌睡，也不停顿，次日凌晨约5点赶到温塘卫生院，到达后立刻投入抢救。该院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产妇已处于失血性休克状况，必须尽快输血。我是O型血，毫不犹豫立即给产妇献了300毫升血。遗憾的是，尽管经过全力抢救，但最终并未能挽回那位产妇的生命。停留一天后，我们又启程徒步赶回医院上班。
1966年9月，我被派往县大型水利工程指挥部医疗室工作。工地场面大，日夜施工不停，我每天要到工地巡诊，白天忙个不停，夜晚还常要出诊。有一天，发电站工地一位民工不慎掉入河里溺水身亡，尸体被河水冲到河对岸。当时那里的人们封建迷信思想严重，都害怕不愿接近死人。到达河流彼岸，需要跨过一条激流滚滚地泄洪渠道，而渠道上面只有一根独木桥。我过到河对岸，鼓足勇气，只身将死者从独木桥上背了过来。我在工地的突出表现，受到广大民工和领导的称赞。
1967年4月我从水库工地调回县医院，在院办县卫校任班主任老师。我用心备课，潜心教学，同学们都喜欢听我教课，同时我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带领他们上山砍柴做菜改善伙食，我受到同学们的拥戴。
同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这年6月，卫校停课闹革命。文革中有人贴了我的大字报，批判我是买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臭知识分子，原因是我父亲解放前，在外资公司广州植物油料公司任企业高管，负责进出口贸易。而实际上父亲是个心地善良的爱国商人，曾在抗战时期积极筹款援军，并做过许多慈善事业。而我却因为父亲的身世无辜的受到牵连，并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1968年8月，我和当地的一位善良贤惠的工人邬柏青女士结婚。婚后4个月我被调离县医院，1969年1月下放到大庸县麻风病医疗站——漩水医疗站，该站管辖的麻风村有180多个病人。麻风医疗站位于距县城约20公里的一座高山上，周围森林繁茂，天坑密布，交通极为不便，却是那个年代选址隔离麻风病人的好地方。
这里工作条件艰苦，生活孤独简陋，还要受到歧视，是人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站里所需医疗和生活物资，以及病人日常用品，全靠马驮。有时我也要骑马到附近农户家出诊，有一次行进在山坡上，我不慎从马背上栽下来，差点没砸破脑袋，所幸没受重伤。在山上，我们常利用工余时间，开荒种菜种玉米，上山打柴扯猪草，遇到大旱天，山上的井水干枯，我们要到山下挑水上山，以供给站里的日常饮用水。在如此条件艰苦的麻风病医疗站，我工作了14年。
在那里，我潜心钻研麻风病治疗，制订了一套中西医结合防治麻风病的有效措施，并给病人做整形美容手术，治愈了大批病人出村。我还组织为住村病人组织学习时事政治，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和生产自給，跟病人关系很融洽。在麻风病普查中，我走遍了全县34个公社、6个林场、农场和大部分生产大队，绘制了大庸县建麻风村30年来，麻风病流行分布图和防治效果考核报告，撰写的相关论文获自治州科技成果奖。由于成绩显著，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州里表彰。
1976年8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月任麻风病医疗站副站长，1982年4月晋升为皮肤科主治医师，当时在省里也是为数不多的，并担任了中华医学会省皮肤科学会理事、省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皮肤科学会委员。
1979年12月12至15日，中华医学会湖南分会皮肤科学会成立，暨第一届学术会议在岳阳召开，这是我省首次召开的皮肤科学术会议，在会上进行学术讲座和论文交流。
我在大会发表了题为《麻风病的家庭内传染和预防性治疗》一文，并收入大会论文汇编。大会闭幕前，选举产生了湖南省皮肤科学会委员会，我被当选为首届委员。此后，我省皮肤科学术界的学术交流风气比较浓厚，自治州也成立了相应学会，常有学术交流活动。
1982年9月我调回县人民医院，遇到曾在州人民医院工作过的大学同学，他告诉我，州医院当年诊断我“粟粒性肺结核”是误诊。那年我生病住院，从州医院出院离开吉首后，当地又陆续发生了一些与我病情相似的病例，后确定为钩端螺旋体流行，这种病是由被动物污染的带菌排泄物，经破损的皮肤感染人体。医生重新分析了我的病历，确认我当时患的也是典型的钩端螺旋体病，因那时我经常赤足下田劳作而造成了感染。幸运的是，粟粒性肺结核和钩端螺旋体病的抗菌治疗有相似之处，而未耽误我的病情治疗。
在县医院，我率先开创了皮肤性病科专业。对技术精益求精，诊治了一些疑难病症，在当地小有名气。我讲究医德医风，关心体贴病人，对经济困难的病人给予接济，受到好评。出席了自治州“三模”表彰大会。湖南省儿童医院建院初期，需要皮肤科医生，1987年湘雅医院皮肤科熊声钟教授鼎力推荐我去那里任职，但我已在湘西扎了根，就放弃了那次去省城长沙工作的机会。
1985年大庸撤县建立县级大庸市。1988年5月成立地级大庸市，原县级大庸市更名为大庸市永定区，同年5月我晋升为皮肤科副主任医师。1989年1月任中共永定区第一届党代会代表和区人大代表。1990年1月任大庸市人民医院副院长，1993年9月任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1994年4月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同年10月我晋升为皮肤科主任医师，是市里皮肤科权威。在职期间我还兼任过病伤残鉴定组长、计划生育鉴定组长等职，又分管医院宿舍基建及职工宿舍分配工作。这些职务，关系到当时热门的农转非户口、生二胎指标及职工住房等民生问题，来求的人很多，我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在群众中口碑很好。多次被评先、评优、评模和记功奖励。
1999年12月退休后被返聘，为医院皮肤性病科专家门诊坐诊治病。我擅长皮肤外科，有较高知名度，求医者络绎不绝，有本地的，也有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我认真对待每位病人，经常加班加点。2008年1月我退休在家，院外很多医疗机构要高薪聘请我坐诊，都被我婉言谢绝了。但几乎每天都有病人来到家里找我看病，有熟悉的病人，也有慕名而来的，有的还是从网上找到来的。出于病人对我的信赖，我都一一热情接待，精心诊治，从不乱收费，也不收礼。
退休后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任市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会副会长、市医院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退休人员自我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组织科普宣传、下乡义诊，开展文化娱乐及志愿者活动。由于成绩突出，我先后被评为优秀会员、优秀党员和先进党务工作者。为赶上新的时代潮流，我在老年大学学习了电脑和摄影，现在能自如地运用电脑和数码相机摄影，在退休人员中算是高手。我心胸开阔，情绪乐观，喜爱文艺活动，我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游医》、《气功》、《家庭机器人》等，深受观众欢迎，多次获医院文艺表演一等奖，还选送到市里参加过文艺汇演。我兴趣广泛，尤其对剪报和集邮情有独钟，自新中国诞生之日起我集邮至今没有间断。我热爱运动，特别喜欢骑自行车，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而且车技过硬。我爱好旅游摄影，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2008年7月我应外甥女邀请，赴美探亲旅游三个月，是我人生中精彩的一部分。在美国耳闻目睹的一些新鲜事儿，回国后我写了一篇报道文章——《旅美见闻》，刊登在2012年院刊《医院风貌》上，广受读者好评。
以上是舅舅的自述。舅舅是个十分慊慎的人，他写完自述后，有些顾虑重重，觉得自己写得不够谦虚。我对舅舅非常了解，他所写的自述和对自己的评价，只有不及而毫无过之。
我曾经在大庸与舅舅一家一起生活过三年，那时他在麻风村工作，我和舅妈住大庸县城。我耳闻目睹过他的许多事迹，他兢兢业业，勤劳节俭，朴实无华。我记得他在麻风村工作时，穿过一双棕色的塑料凉鞋，就是上图舅舅在漩水医疗站牌旁留影时的穿那双鞋，鞋子破了之后，他用一根铁丝，在火上烧红，将塑料的破口处烫熔，再粘起来，就这样粘粘补补，那双塑料凉鞋，他穿了许多年。舅舅工作的麻风村我也去过好几次，那里离县城有20公里的路程，还要爬山，有时跟舅舅一起爬山路我爬不动了，舅舅就把我抱到他的肩上让我骑。麻风村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夏天山上有一种比普通蚊子小很多的蠓子虫，它们能钻过普通蚊帐的网孔飞进来，还能隔着一层衣裤叮咬人，一旦被叮，皮肤上就会起红包，奇痒无比。为了防止被蠓虫叮咬，舅舅要用细密纱蚊帐，晚上学习写报告材料，他要穿加厚的衣裤才行，为此舅舅自己缝制了一套补丁叠补丁的厚衣裤，专门晚上穿。舅舅省吃俭用，70年代他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舅妈那时在县城一个工厂工作，有了自行车舅舅休息回家时，从麻风村往返就方便多了。他从家里去麻风村时，骑自行车来到山脚下，要把车寄存在山下的农民家里，再徒步爬上山去麻风村；回城时从山上走下来，再到农民家取车骑回家。到家门口之前，舅舅会摇响自行车的铃铛提示我们，每当我听到铃铛响，就知道舅舅回来了，我会高兴地冲出家门，紧紧的抱住他，舅舅也会把我抱起来，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舅舅非常爱惜他的自行车，每次骑车回家他都要把它擦洗干净，用抹布揩干，然后再仔细的上机油。92年我去张家界看望舅舅一家时，舅舅还在用那辆自行车，而且竟还像二十多年前一样新！
舅舅在县人民医院工作时，他的皮肤科诊室总是挤满了病人，一般上午要看四五十个病人，病人多时要看六七十个病号，他从不让门诊挂号室限号，不管来多少病人，他都会认真耐心的一一看完；下午再为那些需要治疗的病人做手术。因为病人多，他每天都要提前上班，推迟下班，有时他工作时连水都不喝，为了避免上厕所而耽误看病人的时间。他认为病人专程来看病，有的慕名远道而来找他求诊，是对他的信任，他就一定要尽快尽早地为病人治好病，替他们着想，并想方设法尽量减少病人的开销，他的原则是让病人少花钱，治好病。那时，偏远的湘西缺乏医药，而治疗皮肤病的药物更为稀少，舅舅利用去省城开会出差的机会，亲自直接到省医药公司购买药物，这样可以省去药商的中间价。为了节省开支，他不去为那些沉重的大件药箱办托运，而是用肩膀扛到火车站自己带着走；即便是出公差，他从来不买卧铺火车票，宁愿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往返，他说这样可以为医院省些钱。
90年代舅舅担任医院领导，掌管农转非户口、生二胎指标及职工住房分配事务， 这些都是当时的"肥块"项目，经常会有人带着礼物到舅舅家找他“开后门”， 舅舅和舅妈从来都是坚决地拒绝，连熟人朋友和亲戚都不例外。舅妈说有一次，一个富商为了弄个生二胎的指标，找到舅舅家， 直接将一套商品房的房门钥匙送给舅舅， 舅舅和舅妈严辞拒绝，将那位富商推出门外。从此，只要有人来求办事，他们就再也不让那些人进屋了，告诉他们有事去医院办公室解决。舅舅的病人，同事，以及所有熟悉他的人，无不对他大公无私， 光明磊落，不染纤尘的优良品德赞口不绝。
舅舅是个爱好广泛，热爱生活的人，他积极向上，热心公益，是传承湘雅精神的表率，更是我们晚辈的学习楷模。
他们认识的可能性非常大，你能不能把我舅舅的照片发给你母亲，看她老人家认不认识？并请问候你母亲！
感谢你的评论！前辈的优良品德我们将永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