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回忆1965年印尼政变

美国外交官口述史项目中的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回忆录。

前面已经有过格林在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的回忆，他自1965年任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那年印尼发生了政变，苏加诺总统被军方夺权，后来是苏哈托上台。下面是格林的回忆录有关部分的编译，“我”指格林

（采访者是Robert J. Martens，采访时间是1987.5.12 上午）
印度尼西亚很清楚是在总统苏加诺（Sukarno）的完全控制之下，而苏加诺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印尼共产党（PKI）支持，印共当时是印尼的主导政党（dominant party）。苏加诺整个忽略了威胁其国家的经济问题，他要收回外国公司，包括重要的美国公司比如CalTex和Goodyear。美国和印尼关系不好并且持续变坏。
1964年，美国驻印尼大使是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圣人般的一个好人，跟苏加诺关系很近，他总是看到别人的最优秀的地方。虽然琼斯知道苏加诺的缺点和他对美国的危险性，但是还是不去激怒苏加诺。苏加诺非常不愿意琼斯离职，他觉得我是另一种外交官，就是公事公办(no-nonsense）的那种，不会象琼斯那样，因此苏加诺让我的日子不太好过。我到达时，雅加达街道上贴满了“格林回家”（Green go home，不想翻译成“格林滚回去”）的标语，在其中之一的下面，有人用口红涂抹着“带我跟你一块走。”所以我一直对学生们抱有希望，他们在后来的苏加诺倒台中扮演了非常主要的角色。当我在抵达雅加达后两个星期内递交国书时，宫殿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来了上千的客人。跟所有我们的官员一样，我穿着白色正装。我们在伊斯塔那宫排着队，对着苏加诺和他105名内阁成员，然后我讲了话，话稿经过仔细的准备并得到华盛顿的同意，里面说了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及其总统的好话。我说完后，退回到我的位置，苏加诺站起来，发表了一番大肆攻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言论。这种情况下，一般外交官都会退场，但是我决定只能留下来。
讲完后，苏加诺把我介绍给主要来宾，我们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到整个大厅，所有人都在听，这是我反击的机会。当他向外交部第三把手，一位妇女介绍我的时候，我对着这位非常漂亮的女士大声说道：“苏彭尼夫人（Madam Supeni），见到你我非常高兴，你知道吗？看着你那么漂亮的乌发和明亮的眼睛，还有绿色的萨丽，我真的没注意总统刚说的话，能否请你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一片死寂。在某种意义上，苏加诺被我对他的前二奶的恭维所感动，拍了下大腿笑了起来，所有人都笑起来，整个大厅都松了口气。我们离开的时候，街上挤满了人，举着反美标语，然后跟着我们到了使馆，使馆的人说，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邀请他们派代表进来谈。他们派了十二个人，多是些傻乎乎的人，只有一到两个死硬的苏加诺份子或共产党员。我们一起坐在门廊（porch）里，他们发表了对美国的慷慨激昂的攻击，然后我说我们会考虑他们的观点并通知我们政府，再见。第二天，所以官方报纸报道，说当群众代表发言时，格林大使吓得躲在沙发下发抖。
（背景：1963年，印尼冲击了英国驻印尼大使馆。）
所谓的盖世太保政变（Gestapo Coup）发生在1965年9月30日/10月1日，关于这一事件，要注意的最关键的一点是，苏加诺一直在推进Nasakom政府，这是一种融合了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东西（nas是民族主义，a是宗教--印尼语agama，kom是共产主义）。此时苏加诺亲共，但是军方反对，这并不意味着军方不服从苏加诺，他们还是服从他的。但是苏加诺和共产党都知道，大多数军官是反共的。
这个时候，苏加诺健康恶化，他一直有肾病和其它疾病，此时加重了。苏加诺看西医，也让传统中医生到他住处来看病。他健康恶化的消息传了出去，他这辈子的时间不多了。很清楚，印尼共产党害怕的是，一旦苏加诺不在了，军队会摧毁共产党。因此，印尼共产党公开提出指控，说有一批将军们准备迫害印尼共产党，这可能得到苏加诺的默认。换句话说，共产党已经公开摊牌了，他们担心军队的镇压，所以乘着苏加诺还在，能掌控将军的时候，他们要行动了。这是共产党政变的背景。他们在9月30日发动了政变，实际上是10月1日的头几个小时，他们成功地刺杀了5到6名最高级别的将军，但是没能刺杀那苏行（Nasution）和苏哈托，那苏行差点被刺，苏哈托不在，所以逃脱了。几名将军们死得很惨，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的公众反应会那么暴烈的原因。
间接证据显示，如果共产党成功了，苏加诺会成立一个Nasakom政府，可能在亚格雅加达或者在雅加达。但是政变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共产党实际上只控制了雅加达不到一天时间。
传言说美国大使馆或者中情局参与了政变，事实是，大使馆或者中情局绝对没有牵涉到政变之中，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在背后活动。我知道这个指控，这是为什么我一知道这次政变，尤其是知道它失败了以后，我马上做的事之一就是警告华盛顿不要出来承认在事件中的作用或者说我们预知此次政变。我们的作用就像是一名在滔天巨浪中全身而退的冲浪者，我们没有制造这些巨浪，我们只不过是冲过巨浪，安全到达岸边。我发了一份电报，直接说“闭嘴”。前大使霍华德琼斯原准备给华盛顿邮报写系列文章，政变发生后他取消了文章。因为保持沉默，美国在此次事变中的角色，虽然值得称赞，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
我们也跟其他人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政变之夜，我跟新西兰的同事在郊外看戏，回来时也没发现街上有什么不寻常，那是夜里一点左右，政变发生在二点或三点。我第二天八点到办公室，街上有不正常的部队驻扎，我认不出这些部队，我们的武官Willis Ethel也不认识。电台似乎是在政变集团的手里，一系列的命令，以昂同上校的名义发布，这个名字在外交界无人知道是谁。我们不知道政变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了，我们跟社会上一样，很迷惑。
慢慢地，有些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官员到外面跑，有些是通过电台声明，还有是通过与其他官员和我们的外交界同事的接触，我们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但是不久，政变很明显已经结束了，除了山里的战斗。但是军方没有逮捕苏加诺，他仍然是总统，当然是被削权和受怀疑的总统。局势非常不明朗，随时有可能爆发。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撤侨。我们跟华盛顿保持通话，他们要求立即撤侨，但是我说其他使团没有行动，另外，交通中断，因为宵禁，也没法去机场。美国人最好还是待在家里，别上街。华盛顿非常紧张，坚持要撤侨，但是他们至少不再要求立即行动。我记得我们把所有美国人招集到一起，说这是“都离宣言”（declaration of no-dependence），就是说，所有家人都得撤离。
直到1966年5月29日，我才有机会跟苏哈托将军谈话，此时已经离政变近9个月了，期间我们见过几次，点过头。打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要与政府中有实权的阶层保持接触，这意味着苏哈托和马立克（Adam Malik），马立克是无任所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但实际上是外交部长。他很同情苏哈托，苏哈托也同情他。通过我们的武官William Ethel，他跟苏哈托的副官（aide）是朋友，我跟苏哈托进行接触。苏哈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很有理性（rational），很实事求是（pragmatic），没有倾向性（balanced），客观（objective），也比较收敛（modest）。他不装，是个职业军人，来自人民（man of the people）。苏哈托出身比较贫寒，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sophisticated thinker），但是他能倾听正确的意见。我们还跟其他的政府人员进行接触，主要是跟经济有关的部门，那里有很多受过美国教育的人，主要是在伯克利，所以他们被称为伯克利帮（Berkeley Mafia）。
据称，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万党员--世界上苏共和中共外，最大的共产党，还有近千万外围成员，为什么那快就一下子垮了呢？我认为，人数众多恰恰是他们的问题，很多党员不了解什么是共产党，没有良好的训练和纪律--乌合之众。他们的整个结构--干部什么的--很脆弱，大事临头就会垮。我认为这是为什么他们垮得那么快的原因，很明显地，他们顶不住政府军，也受不了这种关键时刻的压力。另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加诺，最后苏加诺已经不能再支持他们了。还有就是，印尼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关系很密切，但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不太受人欢迎，印共和中共的关系，使得他们更容易受攻击。
关于被杀的人数，有报告说死了几千甚至上万几十万，但是我认为数字被夸大了。1965年11月我们就收到关于屠杀的报告，似乎主要发生在10月，但是这些报告很模糊。没有图像，我们使馆的人没有看到尸体，我们也没有遇到有人说目击了屠杀，都是传说。我于1966年2月回华盛顿，我知道他们要问的首要问题就是死了多少人，我让到下面去调查的人给个数字，然后把大家的数字平均，结果是三十万，我就汇报说是三十万左右。我应该说，三十万，误差二十五万上下。我们的报告被透露出去，所以三十万成了被普遍接受的数字。
有一位总领事下去调查，到了一条河，传言说这河里满是尸体，但是总领事一个尸体也没看到，住在河边的英国领事说他看到过两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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