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筛历史的细节
西人资料中搜寻关于中国的点滴
上贴（寻找凯兹）最后说，有人开始寻找凯兹，这人名叫Fergus M. Bordewich,包德维奇。
Cathay， a Journey in Search of Old China（by Fergus M. Bordewich，Prentice Hall 1991）.
包是美国人，作过新闻记者，1980年代初期，他被北京某新闻机构邀请，到中国教授西方新闻理论。包德维奇去的单位里的老同志们都知道，就在几年之前，如果他们按包德维奇教他们的，以好奇心和怀疑精神去从事新闻，他们都会被送去劳改或更严重的惩罚。这些人都不傻，他们基本上不听包说的那些，四、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脆弱、惊弓之鸟般的老人。
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革命的光荣已经褪色，经过30多年的封闭，中国开始抢着吸引过去被他们遣责的跨国公司投资，一直被炫耀为共产主义生活典范的人民公社就要被拆散，几乎每天报纸上都能看到中国人很不习惯地箍在领带和西装里，喝着可口可乐，排队购买电视机，接受西方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当然，一种文化，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没有那么容易改变。包德维奇见证了那个时期单位里中国人的钩心斗角，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对外国人更是多了一层监视。包要买自行车，单位领导就很紧张，因为骑自行车就很不好控制了，不知道他会去哪里。
但是在这表面之下，有另一个中国，虽然看不见，却可以感到。种种迹象暗示着一个更美丽，更微妙的中国，包看到他的办公室窗下，简易房和搭建的厨房盖住了老城里四合院的院子，和翘扬的屋檐；骑车回家的路上，他注意到一座宝塔在工厂的烟囱中伸出的灰色躯干上原初的典雅，这塔现在被用来当存煤的仓库；在一家国营商店里，他在一个纸箱里找到一个当年某满族格格用来保护她的长指甲的锡套。中国的过去在诱惑，但是二十世纪新中国摆脱旧中国的决心昭然若揭。这个过程在一百年前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时候已经开始。
葛利塔嘉宝在电影《克丽斯汀娜皇后》里对英俊的西班牙大使说：一个人可以怀念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包德维奇下意识地感受到中国的诱惑，孔子老子，米芾的风景画和杜甫的诗歌，。。。。
几年后，一个星期六下午，回到美国的包德维奇为了躲雨，走进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家二手书店（是友联广场--Union Square--附近得Strand吗？），偶然发现了那本命运为他放在这个时空交点上的书，《丰年》--The Years That Were Fat。包靠在角落里的书架上，随手翻到一页，名叫George Kates的作者在描述一场1930年代北京古董店里的情景，凯兹看上了一样物件，不过他知道自己买不起。他写道，店主“看到我被欲望所惑，不能自拔，摇摆于一时兴起之意和满足此意之阮囊之间。我们坐在他的里屋，静静地喝着热茶，桌上铺着精致的中国毛毯，他很老练地伺候着我，他说：‘把这个带回家吧您哪，’他指的就是那件我并不需要但是当时就是割舍不下的物件，一件老货，作工简洁，深黄色的玉珽，‘完了，等您爱够了，再把它还给我就成啦。’”包居然被这段描述深深地打动了，被这种姿态里流露的浓浓人情味，被一件好物件所传递的无言的交流。包羡慕嫉妒凯兹生活的那个老北京。对一个在1980年代的北京生活过的人来说，凯兹描述的世界似乎是一个中世纪旅行者描述的中国那样遥远和不现实。很难想象仅仅几十年前，那是唯一存在的中国。凯兹笔下逝去的中国很亲切，令人陶醉，正符合包德维奇的想象，哪怕是拉人力车的，也有一种典雅之处，要你让路，他们会非常礼貌地说“借光”--借给我一点光亮。凯兹似乎在1952年这本书出版以后就消失了，包德维奇猜想应该什么地方留有他的档案，信件之类的。一位在中国见过凯兹的哈佛大学教授认为他在1960年代去世了，包又找到了凯兹的一位大学同学，已经快90岁了，他记忆中凯兹是个自顾自的人，独来独往，是1920年代哈佛校园里那种聪明有教养，但总是不自在的犹太人。他给了包另一位同学的电话号码，一个新罕普夏州的医生，他说是这个医生把凯兹“送走的”。
包德维奇给那位医生打了电话，问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查阅凯兹留下的文档。医生回答道：“你为什么不去问凯兹他自己呢？”
（可以想象包德维奇听到上述话的反应，可能会有个0.5秒的滞后，然后：“难道他还活着？！”显然医生给了他凯兹的电话。）
包德维奇给凯兹打电话的时候很紧张，说话可能有些语无伦次，说他能找到凯兹很激动，“我对华丽辞藻有些端不住啊，包德维奇先生，”凯兹回答道，“不过也许我们能成为朋友。”
凯兹住在一个老人院（nursing home）里，房间是米色，凯兹坐在轮椅里（他摔过一交，摔断了腿），人很胖，穿着卡其裤，牛津衬衫，打了条海军蓝的领带，上面有条纹。每件衣服都有点斜，就象是另一个人给他穿的。一张脸看得出过去很朴素，但是现在已经成了一道道松垮垮的肉沟了。看得出来，他的风度更多是亚洲的文雅，而不是西方的绅士，并且立即让包想起了他笔下的中国文人，以他们为榜样，打磨他自己言语举止中的毛刺边角。墙上贴着一张复印的中国地图，写板上是他称之为马赛克的几张明信片，有的印有罗德岛新港的豪宅的明信片，那些房子1910年代他很熟悉，有的是阿尔卑斯的风景，还有的印有北京颐和园的亭子。他说：“这些就是我的记忆。”他知道自己离开中国多年了，但是自那以来他的所见所闻，却好似融化了一样，包觉得是跟一个刚从1940年的中国回来的人在谈话。
他很实在地说：“中间的那么多年就好像不存在一样。”1930年的大萧条，关上了西岸好莱坞的朱门，唐诗却为他推开一扇东方的窗户。“不知是什么事解救了我，让我变回更好的自己。”1933年，他到了中国，北京，1940年，只是因为日本人开始驱逐美国人，他才极不情愿地离开北京。他说他回到纽约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纽约的生活。在北京，开始是下意识，后来是有意识地，他重新营造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环境，某些高高在上的外国人笑话他“变成土著”（going native）了：穿着丝绸大褂，住四合院，刻苦学习中文，他还给自己的舌头作了手术，以便更好地掌握中文的发音。
“我们喝茶吧。”他把护士叫来，问能不能给他们泡茶。护士拿来了倒在塑料杯子里的立普顿，包德维奇想他一定曾经很熟悉香郁的观音茶，浓烈的龙井。凯兹很安详地喝着立普顿。
“你了解中国吗，包德维奇先生？”
“不了解，我不了解。”
“我从不觉的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在过去一定确实有些跟别人不一样。”凯兹回想道，“我跟中国人相处的非常好，因为我从来不试图去改变他们，我觉得他们那样就挺好。”中国人的那种有尊严的内敛一定从一开始就对他很有吸引力，这也许让他想起了他生长的爱德华国王时代，但是回到美国以后这个环境就消失了。
“中国人的适应能力很强，很善良，一见面就很热情。你一进某人的家，他们立即就会很好客地招待你。”
凯兹是从一个太监那租的房子，一套四合院，这是慈禧太后赏给那太监的，看来慈禧特别喜欢这个太监，或者就是他作了什么事，讨得慈禧的欢心，总之，不但是房子，慈禧还把贴身的一名伺女赏给了这个太监作老婆。他们自己的院子在凯兹的隔壁。凯兹50年之后还记得很清楚：“太监就是改不了他太监的性格。总的来说，他很有礼貌，他对作太监感觉是个耻辱，一谈到跟太监有关的话题就非常不自在，他从来不谈在宫里的日子，谈那些事是很掉价的。但是他妻子时不时会爬上屋顶，向整个街坊哭述嫁给这样一个不正常丈夫所承受的伤害。象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的佣人们觉得太监有些下作，同时也觉得很可笑。”
每天，一位老师会来给凯兹教中文，他的头衔是“先生”，意思是“先出生的人”，“等他到了，我的佣人就问：‘要给先生上好茶吗？’我回答：‘你认为该上什么茶就上什么茶。’这些礼数每次都会一字不差地重复，佣人会给我们端上茉莉花茶，我们边饮茶边学习。先生时常提及孔夫子，每当此时，他总是会说：‘子曰。。。’直呼圣人的名字是不礼貌的。我则跟他谈丁尼生（Tennyson）。”
凯兹从一个小巧的中国罐子里取出一种膏油，抹在太阳穴上，他非要包也抹点。这种膏有一种清凉的薄荷味道。
“挺舒服吧？”他问道。然后两人就这么坐着，沉默。凯兹似乎不想说话，包问他：我是不是应该告辞了，他有点迷糊但是很慈祥地看着包，他的脸就像一个中国人的脸一样无法解读。
“我今年92岁了，我已经没有未来了，只能生活在过去，当下是如此的局促，但是也只能如此了。”
凯兹向我展示了他在中国买的小古董，一件是小个漆盒，上面镶着条云状的玉龙，盒子里是个金戒指，戒指上刻有蝙蝠，和“福寿”字样，他解释说，蝠的发音和福的发音是一样的，看到福字，想着福字，都是很吉祥的。戒指是在长城的一个当铺买的。他又拿出一个铜墨盒，上面刻着一首诗，我让他读给我听，这首诗他当年一定是能背诵的，可现在他研究了一会说：“我看到‘山’字，‘月’字，‘滴’字，‘明’字。。。”其它的象形字已经隐入记忆的空界里去了。这些古董就是他的中国记忆的全部了，我想告诉他，我希望他所热爱的中国能给他保留更多的东西，但是他打断了我：“别以为我还有重返中国的愿望，包德维奇先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所了解的西方也不复存在了；我所了解的哈佛也不存在了，好莱坞也是。我对逝去的世界没有渴望，也没有思乡之情。这对每一个人都一样。我自己可以沉溺在怀旧中，但我不相信这种生活。我们有责任活在当下，而且我想活得快乐一些。”
包德维奇离开了凯兹的新英格兰，准备前往中国。
那是1989年64之前，包德维奇又去中国，他是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巴基斯坦，新疆等地，一路走来。去了四川，武汉，浙江的普陀山，曲阜等地，最后到了北京，北京之行的一个目的，是去寻找凯兹的故居--这本书是实际上个旅行记录，有关凯兹得部分基本只是其中一头一尾两段里面谈到。
凯兹给了包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写着35 Laku Hutung，（按拼音是拉库胡同，35号。百度说确有拉库胡同）。包和一个中国人魏一起去，在胡同里来回走了几圈也不能确定35号。问人，都说不知道，有人还带点敌意地说，这里没有美国人，这里是中国。最后看到一个卖糖葫芦的老人，包德维奇买了一串，边吃边跟老人聊起来，老人说他已经40年没卖糖葫芦了，解放以后他换了工作。包灵机一动，问他：1930年代你来过这吗？老人说：“那时这儿就是我作小买卖的地盘儿。”
“那你还记得那些日子里，有外国人住在这吗？”
“只有一个美国人。”
“美国人！”
“美国人。卖糖葫芦以前，我是拉人力车的，我经常拉那个美国人。”
“你还记得他住在哪吗？”
“就在那儿。”老人微笑着说，指着胡同里一扇门，那门包和魏来回走过好几次“就在墙那边。”
“他是什么样的人？”
“这我可没法儿告诉您，我拉他坐，就是这样。”
35号的位置总算确定了。他们进了满是拆迁垃圾的院子，遇到了徐，谈了几句，同去的魏就带着几分尊敬地说：“老北京”，意思是说徐是那种坚守老式礼节，办事讲个信誉和尊严，幽默又有品味的北京人。他们向徐打听凯兹，徐说他是1960年搬过来的，从来没听说过美国人。包给徐讲了凯兹描述的太监和他常作狮吼的妻子，徐一下激动起来：“是他们，就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的生活，居然能在一本美国的书里描写过，他说，那个太监人很好，但是不容易接近，他对太监妻子记得很清楚：“她看不起我们，因为她是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她爱生气，不过可以理解。有孩子来摘桑果，她会对着他们大骂，但是她人并不坏，她骂完了会把果子给他们。”这应该是凯兹种的桑树结的果。凯兹是1940年离开的，那之后可能太监自己搬回来住了。徐说，1960年，太监被告知要让出地方来，让工人住进来，政府批准工人在院儿里搭房子，几年后，他们又被告知，他们只需要一间房子就够住了，更多的其他人搬了进来。徐说太监妻子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死了，文革期间，红卫兵把太监弄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他一去就没回来，生死不明。这时街道大妈来了，说外国人不允许进来，必须有批准，必须有政府的人陪同，还问魏是哪个单位的。魏很害怕，没说。大妈赶他们走，徐觉得脸上落不住了，说要送他们出门，他一直送出门，送到街上。他说很高兴他们能来访，欢迎再来，希望你在中国旅行愉快。
包后来又遇到了一个确实见过凯兹的北京人张，张说日本人来了以后，凯兹在他的院里升起一面非常大的美国国旗。说到这，包听到一种很奇异的声音，由远而近，就像是风吹在紧绷着的电缆上的声音，过了一会没了，再过一会又似乎更近了，然后一下子好像头顶上全是这种声音，包从窗户看出去，有二十几只鸽子在屋顶上盘旋，这就是凯兹描述的鸽哨啊。张也是老北京，70多岁的人了，包告别时，他坚持着站起来，把包送到门外，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
包德维奇回到美国，又到老人院去看凯兹，凯兹躺在床上，问他：“你送午饭来了？”他没有认出包。
“我从中国回来了。”
凯兹盯着包看了好一会：“中国变了吗？”
“变了。”
“她有没有让你也感到愉悦？”
“似乎没有。”
凯兹沉默了几分钟，然后说：“太可惜了。”
包带来了青城山的茶叶，用微波炉给凯兹煮水泡茶。包告诉凯兹，他找到他在北京的房子了。凯兹面无表情，包重复了一遍，停了一会，凯兹说：“那房子有一个院子，是我的。很接地气（it was very intimate）。”他说大门两边各有一个花坛，里面种了菊花。包让他谈谈那个太监，凯兹只是看着包。包又说，他遇到了凯兹的人力车夫，凯兹说他大多数日子里都是用同一个车夫。凯兹话越来越少，最后是沉默，好几分钟后，包有点害怕，凯兹似乎呼吸也停止了。凯兹突然睁开眼睛，看着包：“你认识我吗？”
“我不知道。”
“你想干什么？”
“我来跟你谈谈中国。”
“我曾经在中国住过。”
1990年3月23日，北京人民的老朋友乔治凯兹逝世，终年94岁。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到了大西洋里。
近来有一本凯兹传记，A Love Affair with Old Beijing：the Remarkable Story of George Kates。作者是John Roote，由包德维奇写介绍。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这部书。
George Norbert Kates的作品：
1.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1933-1940 Harper 1952
2. 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 Dover，1948
除了两本书外，他还写了很多论文，比较重要的两篇：
1. Prince Kung's Palace and Its Adjoining Garden in Peking，作者是H. S. Ch'en和George N. Kates。发表在Monumenta Serica，Vol.5，No. 1/2，1940，这本外文期刊中文叫华裔学志。
2. A New Date for the Origins of the Forbidden City, 发表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No.3（Feb.,1943)
另外，在Willa Cather写的Willa Cather in Europe，Her OwnStory of the First Journey中，Kates写了Introduction，还有注解；Willa Cather的另一本书：Five Stories里，Kates写了一篇文章，介绍Miss Cather的最后一篇，没完成，没发表的Avignon Story。
与George Kates有关的，或者提到他的著作，都是部分内容与Kates有关：
1.A Love Affair with Old Beijing，the Remarkable Life of George Kates，作者是John Roote，由Forbidden City Books于2015年出版。这本是专门讲Kates的
2. China Collectors，作者是Karl E. Meyer 和 Shareen Blair Brysac，由Palgrave Macmillan 2015年出版。
3. 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作者是Michael Meyer，由Walker & Company 2009年出版。
4.Cathay， a Journey in Search of Old China 作者就是包德维奇 Fergus M. Bordewich，由Prentice Hall于 1991年出版。
5. A Dance with Dragon， the Vanished World of Peking's Foreign Colony,作者是Julia Byod，由I.T. Tauris于2012年出版。
6. Ming Furniture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作者是Sarah Handler，由Ten Speed Press 于2005年出版，里面提到Kates收藏的明代家具和他对中国家具收藏的影响。
7. Austere Luminoc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作者是Sarah Handler，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于2001年出版。其中第三章专门讲Kates的收藏。
多年前，报纸上有采访，现居住在多伦多的犹太人是当年逃亡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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