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筛历史的细节
西人资料中搜寻关于中国的点滴
20190302东海
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不用介绍，就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导师，也是钱学森后来在加州理工的同事。他的自传中有一章专门谈钱学森，且主要讲钱学森回国的事。另外一章回忆了他1937年访问中国的经历（冯卡门1929年也访问过中国，但是书中没提）这里对这两部分作了编译。谈钱学森的基本上是全文，中国访问则是选了相关部分，和一些可以看出冯卡门性格和作为科学家的推理过程（比如从苏联人给他钱的细节上去推理苏联的审计管理）的事情。书名是The wind and Beyond （by Theodore von Karman with Lee Eds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因为他是空气动力学专家，所以用了wind一词，不知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怎么取书名--风轻扬，或者风飘过？
小标题是我取的。
一。钱学森回国始末（原书是38章，Tsien and Red China）
在1945年我给空军顾问小组建议的专家中，后来最出名的是我的朋友钱学森，当时他是美国领先的火箭科学家之一。他的故事有点奇怪，此前也没有人详细地谈过，我在这里谈这些，因为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可以从这里学到科学与政治以及基本的人类正义方面的很多东西。
钱学森是加州理工早期的火箭小组的成员，在二战期间努力地为美国的火箭研究工作，36岁的他，已经是公认的天才，他的工作给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研究作出巨大贡献。因为这些原因，我提名他为科学顾问小组的成员。
尽管钱学森才华横溢，声名卓著，并对美国作出了巨大贡献，1950年他却被指控为外籍共产党人，也就是对他所归化国的一个威胁。就在他要离开美国回中国的时候，被移民局逮捕拘留两周，然后又违反他本人意愿被限制不得离开美国长达5年，期间不断受到被遣返的威胁。1955年，钱学森回到他的祖国。
今天，钱学森在红色中国的科学界拥有重要的地位，新闻界传言他跟中国的核计划有关联。总之，美国实际上是毫无理由地将我们最卓越的火箭科学家之一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美国的这个悲剧是怎么发生的，让我从钱学森的经历谈起。钱学森出生在上海，成长在北京，就是他跟我们描绘过的，旧中国辉煌的中心。在北京他上了一个专门培养天才少年的高中，然后他去上海交通大学读工程，1935年，他考上了庚子赔款留学，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1936年某天，他来见我，向我征询关于他的下一步研究生学习的意见，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抬起头来，看到的是一个个子不高也不胖的年轻人，带着一副很认真的表情。对我的问题，他的回答超乎寻常地精准，他的敏捷的思维和快速的反应立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深造，钱学森同意了。他和我在很多数学问题上合作过，我发现他想象力丰富，他的数学功底与其对自然现象的物理模型的准确形象化的超强能力巧妙结合。即使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帮我理清了好几个困难问题的思路。这些都是我见得不多的才华，我跟钱成了密切合作的同事。校园里的其他教授也注意到了他，我记得物理系的保罗爱泼斯坦（Paul S. Epstein）教授，一位优秀的理论学家，有一次跟我说：“你的学生钱学森在我班上，他非常聪明。”“是的，他很棒。”我回答道。爱泼斯坦眼里闪着几分狡黠，他又问：“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犹太人血统？”
钱很喜欢到我家来，我妹妹也很喜欢他（冯卡门一生未娶，由他妹妹帮他管理家里生活，这样他本人可以集中精力在科学上。），因为他的想法很有趣，言行又直率。他善于提出一些新颖的提议，我记得在制导导弹早期的试验阶段，钱就查觉到它们的重要性，他半开玩笑地建议美国成立一个新单位，就叫喷气武器分部（Jet Weapon Branch），该单位主要研究遥控导弹。他指出（并且后来证明确实如此），该部门所需要的技能与操作其它武器所需要的有很大不同，因此应该委任给一个新单位和军队的一种新思路。他甚至提议成立一个致力于喷气推进的协会，还开玩笑说：“也许我们能成为比利密切尔（Billy Mitchell，美国空军之父，在一次大战后，大力推广空军建设）”钱对加州理工的JATO (Jet Assited Take-off)项目也作出了很有份量的贡献。他后来接受我的邀请，参加了科学顾问组，二战快结束时，我很高兴能带着他去德国调查希特勒的秘密武器技术。在哥廷根，我居然审问了我过去的老师普朗特（Ludwig Prandtl），多么奇特的场面，我最优秀的学生，后来回归红色中国的钱学森，与我那伟大的老师，为纳粹德国服务的普朗特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因缘把我们三位空气动力学家分开的呢？我们人生最大的希望不过是能够和谐地一起工作。
1945年哥廷根，空气动力学三代同堂。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普朗特说他很高兴是美国人而不是苏联接管德国的研究。
1945年德国的Braunschweig，冯卡门和钱学森，审讯Adolf Busemann（最左边的），著名的德国飞机设计师。
在加州理工校院里，钱并不是最受欢迎的教授，因为他太尖锐，有时会不耐烦，在学生面前还有点傲慢。但是我认为学生跟他打交道有好处，可以看看他是怎么样解决技术问题的。对我，他总是极端地尊重，虽然我们已经是亲密的朋友了，他还是用老派的中国方式称呼我为“我尊敬的老师”，在中国，这可能是最恭敬的称呼了。1947年2月，我欣然推荐他成为麻省理工的正教授。不久后，钱接到来自中国的消息，他母亲去世了，他决定要回家去照料年迈的父亲，他已经12年没有回国了。几个月后，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向我描绘了他在祖国见到的贫困，当时中国还是国民党掌权，他还汇报了我的几位前学生的行踪。最后他顺便告诉我他跟一位上海姑娘蒋英结婚了，他会带她回美国。蒋英是个很可爱的现代女性，有歌唱才能，她在柏林和慕尼黑跟一位匈亚利的男高音学声乐。爱好音乐的钱学森显得很幸福，我也很高兴他能找到一位具有国际眼光的妻子。虽然他没有提及，但是后来我听说钱在中国期间回绝了他的母校，交通大学的校长职位，他希望继续待在美国。
当他回到麻省理工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未来等待着他的是什么。钱在麻省理工又教了2年左右的书，然后回到了加州理工担任喷气推进专业的Goddard教授，同时还是Daniel and Florence Guggenheim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主任，这是一个新单位，于1949年由Daniel and Florence Guggenheim基金会的主席Harry Guggenheim创立，来促进这种振奋人心的新的推进方式的研究。钱对研发核发动机的可能性很感兴趣,他期待着在加州理工展开相关的研究。同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核能火箭的论文，今天，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
但是，就在此时，麦卡锡对共产党的进攻已经在美国全面展开，全国都弥漫着一种歇斯底里般的对政府雇员的忠诚性的怀疑。对大学，部队机关和其它机构几乎每天都会有某人被调查或将要被调查。加州理工也未能幸免，学校虽小，却以掩藏着很多特立独行的科学家而著称。任何于1936到1939年生活在加州理工的人，都有可能被贴上1940年代的安全隐患的标签。很多好人后来都不得不走艰难又难堪的上诉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名誉。
一天，疑心落到了钱学森的身上，这种怀疑，可能在要求他为一名名叫Sidney Weinbaum的化学家提供证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Sidney Weinbaum以伪证罪在帕萨地那的一桩与共产党有关的案件中受审。钱与Weinbaum一家有过社交来往，他给Weinbaum介绍过一个工作，他还常常去他们家听交响音乐。钱拒绝提供对朋友不利的证词。我听说，这使联邦调查局开始注意到钱本人（当然，也可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总之，1950年7月，部队方面因此而毫无预兆地突然取消了钱的安全等级。
钱最初感觉很受伤，他要求会见加州理工校长Lee DuBridge，他说没有安全等级他无法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然后他感情冲动地说与其在美国受这种怀疑，他还不如回中国跟家庭团圆。校长安慰他，并建议他提起上诉。钱不想走上诉的程序，因为他觉得在当时的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一个中国的外籍教授没有什么赢得上诉的机会。另外，钱学森自尊心很强，他认为他不需要向当局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我相信如果有人因为我跟匈亚利的短命的Bela Kun政府的短暂关联而指控我是共产党人，我差不多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钱的安全等级被取消的时候，我人在欧洲，但是DuBridge校长告诉了我，我一听说立即就写信给钱，表达我的震惊并告诉他我会尽力帮助他。很多有影响力的人都站在钱一边。DuBridge咨询了华盛顿的各种主管部门，Bill Zisch（后来担任通用飞机公司总裁）到五角大楼与海军情报机关的领导Inglis海军上将讨论钱的案子，但也没有什么进展。
钱学森要求面见海军副部长（Undersecretary of the Navy）Dan Kimball，钱学森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几个项目都由他最终点头。钱告诉Dan Kimball假如他的安全等级不恢复，他就回中国；没有等来期望的结果，钱学森下了决心，他给副部长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上路了。Kimball一下子冲动起来，马上通知了移民局。后来他跟我说了实话，他怕的是一旦钱回到中国，共产党会从他那获取美国喷气推进研究的军事秘密。他也不想让美国失去一位宝贵的科学家，我猜想Kimball还害怕，如果消息传出去，副部长事先知道钱学森回归红色中国的事情，海军和国会都会找他麻烦。但我肯定，Kimball通知移民局的时候，他并不想伤害钱学森，他以为移民局只会暂时扣留钱然后让他回加州理工。Kimball实际上告诉我，钱学森的案子没有丝毫的证据，只要上诉，肯定能撤销，恐怕他自己也对事情的失控感到奇怪和震惊。一位同事告诉我，移民局是政府各部委中最任意而为的一个部门，这似乎不假。他们不仅扣押了钱学森，还搜了他的身，对待他很粗暴，把他在终极岛（Terminal Island）上的一间拘留室里关了14天，当他被放出来的时候，保释金定的很高。除此之外，海关扣押了他的行李，包括1800多磅的书和笔记，据称其中有机密资料，媒体报道一名共产党分子试图带着机密文件离开美国。当然这不是真的，实际上我听说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准备行李前请人帮他检查携带的所有文件，随后，帕萨地那的检查官检查了钱的资料，清除了他的盗取机密文件的罪名。
但是，到了1950年10月，移民局以麦卡伦法案（McCarran Act）为依据下令进行遣返听证，声称钱学森是外籍共产党人，因此他1947年的再次入境美国属于非法。自豪而又有教养的钱学森，仅仅两年前还获取美国政府的最高嘉奖，此刻却不被信任，面临被赶出他所归化的国家的危险。
钱变得很沮丧，无法集中精力考虑技术问题。很多同事，尤其是William Sears和Frank Marble教授跟他谈话，安慰他，我也从欧洲（我在欧洲为北约建立一个航空研究机构）给他打电话，想说服他：在美国有很多人对科学家心存疑虑，尤其是如果这些科学家说话带有外国口音（冯卡门可能有亲身体会，他的英语有很重的匈亚利口音）。我告诉他，要理智地对待这类事情，可以用看书或写报告来转移注意力。钱似乎听了我的话后心情好了一些，但是不久他又情绪低落，我有时真有点担心他的精神状态。
我和几乎所有同事们（比如Clark Millikan，Ernest C. Watson，William Zisch，George S. Schairer），乃至Lee DuBridge校长都坚信，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党员，他最多跟某些后来被认定是共产党员或同情共产党的人有些社交来往。虽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觉得，现有的对钱不利的证据在法庭上站不住脚，但是移民局倾向于听风就是雨，手里的证据也多不牢靠。在几次听证会中，我的朋友Marble教授告诉我，其中一次，两名前洛杉矶警察说他们看到钱学森的名字出现在据他俩说是显示共产党成员的卡片上，但是笔迹不是钱的，所谓证据中还有其它很多对不上的地方。Marble教授还告诉我说，有一名共产党教授被要求指认钱学森是他的同志，但是教授拒绝了，他说这些罪名都不是事实，突然间，这位教授4年前的一件伪证罪又被旧事重提，随后他就成了钱案控方的证人。他对钱不利的证词是，他“以为”钱是共产党员，因为他看到钱出现在所谓的共产党会议上。帕萨地那移民局下令遣返钱学森，并威胁要指控他伪证罪，因为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最后，钱被限制在美国5年不得离境，这导致中国发表公开声明，称美国违反一名中国公民的意愿而扣押他。扣押钱的理由是，5年后他的专业知识就会过时了。
钱学森继续在加州理工教书，但每月必须向移民局报告，这让他很忿恨。他从没放弃回中国的决心，因为他觉得只有中国帮助他，要求释放他，只有在中国他才会被尊重。我还觉得，钱认为以我在华盛顿的很硬的关系，我应该更努力地帮助他，但是不幸的是，在此失去理性的局势下，再铁的关系也帮不上忙。
钱学森，他妻子和两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美国。有传言说在华沙他跟一名共产党逮捕的北约属下人士进行了交换。但是我认为这不可能。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很高兴他能回归。就这样，美国火箭领域最伟大的人才之一，我的杰出的学生，被拱手送给了共产党。
1956年，钱学森邀请我到北京参加本杰明弗兰克林诞辰纪念活动并到清华大学看看我的老书房，他又说我不要指望跟他孩子们交谈了，因为他们觉得英语很怪异，已经不再说英语了。不幸的是我不能去，所以只能婉拒了。1960年，他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是份正式信函，通知我，他不能参加我邀请他出席的一次国际会议，假如台湾代表也被邀请了，因为只有一个中国。我回信说此次会议没有国家代表，只有科学家。今天，钱学森是北京力学研究所的所长，力学所属于中国科学院；我估计他还是中国火箭技术的关键人物之一。我听说他住在离大学很近的一幢大楼里，但是很少离开中国，虽然至少有一次出现在莫斯科。我不清楚他在北京，是不是比在这儿更快乐。
我相信，安全问题在1950年代完全失控了，我不反对正常的安全措施，但是我不得不说，有些国家政府在这方面通过了一些愚蠢又有害的法律。我记得英国的Alan Nunn May和Clause Fuchs案件，这两个人都被指控为把机密文件送给了敌对势力。我相信公众夸大了间谍活动的能力。重要的事是了解敌方对哪些领域感兴趣，这不需要费太大的劲就能掌握。如果掌握了对方的思路，细节问题就容易了。比如，我记得有一次在苏联，一位女科学家问我，是否了解动态受力状态下冰层强度的数学理论，我回答道：“噢，你肯定是想解决冬天在巴库尔（Baikal）湖上运送坦克的问题。”那位女士脸色变了，显得有点紧张。我微笑着说：“别担心，这个课题有一篇著名的论文，是Helmholtz在1870年发表的。”
政府部门一般看不清未来的整体图景，结果很多政府官员就变得很迂腐。比如在德国，二次大战前，假如一个工人未经允许从工厂带一根螺丝出来，他会被以间谍罪枪毙，但是德国有关部门却未禁止奥托汉（Otto Hahn）教授发表关于核裂变的论文，也未禁止汉教授的同事Lise Meitner离开德国去瑞士，她后来在哥本哈根把分裂分子的信息告诉了波尔，波尔则把这些资料告诉了美国方面。因此，是德国人自己帮美国人连上了发展原子弹技术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下一部分是冯卡门1937年访问中国的部分：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1378/201611/15132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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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畢竟對於官僚機構缺乏了解，and took it personally. There was nothing personal about it; it was just bureaucracy at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