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的反思和变迁(ZT)

1989年5月，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宣誓；国际歌; 枪声；喊救护车；救护车声

4月15号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以“打击腐败”，“争取民主”为主要诉求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在6月4号这天遭到中共政权的镇压。“人民子弟兵”们手持机关枪，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扫射……全世界为之震惊！直到如今，中国政府仍不曾公布在那次事件中死难者的确切人数。外界估计在数百到数千人之间。

六四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大家绝望。原来对这个党还有些信心。但是，对人民开枪就导致了信心的崩溃。

李大同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很多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国政府在国际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在国内，中共政权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六四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大家绝望。原来对这个党还有些信心。但是，对人民开枪就导致了信心的崩溃。”

这是《中国青年报》前资深编辑，1989年5月上千名新闻工作者要求新闻自由的公开信的组织者和起草人李大同。

“六四这一枪就把共产党这合法性呢，打的差不多了。”

这是“六四”绝食四君子之一，被中国政府称为“幕后黑手”的刘晓波。 尽管“六四”的枪声使得人们对共产党的信心崩溃，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但是共产党政权并没有发生动摇。在“六四”发生后的几年内，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重新获取人心。刘晓波说，1992年，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南巡，掀起第二次经济改革的浪潮。另外，刘晓波认为，中国政府还采取措施压制党内的不同政见：

“因为它觉得“六四”的兴起主要是来自党内开明派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想搞政治改革，那么呢，他们就对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进行了清洗，同时它又杜绝党内出现任何关于推进政治民主改革的声音。”

“六四”后知识分子的变化
刘晓波还表示，中国政府深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是八九民运的启蒙者和动员者，因此，“六四”之后，政府逐步向几个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心城市投入大量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获得实惠，收买他们的人心。这一策略的后果就是“犬儒主义”的盛行。中国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丁东如此解释“犬儒主义”：

“现在知识界有相当一批人是属于脑子里并不是不明白是非，但是在具体行为上呢，他是只计厉害，不问是非。”

“只计厉害，不问是非”的犬儒主义的代表就是最近几年兴起的“新左派”、民族主义和国学。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看来，与1980年代充满理想、具有批判精神并热心关注国家前途的知识精英相比，受这些社会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背后都是为了迎合执政者的趣味，为了谋得一己私利。程晓农说，犬儒主义盛行的原因除了政府软的收买外，还因为政府用硬的一手对付自由知识分子：

“……已经开始在学生当中全面发展特务系统。这个系统现在在国内叫信息员。然后这些信息员就以学生的身份在教室里监控老师。在这种压力下很多教师也是没有办法再在教室里讲自己的见解。”

因此，程晓农说，现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言路越来越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体制外，在民间社会，仍然存在着一批执着的自由知识分子。刘晓波就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因为六四蹲过监狱，出狱后，仍然坚持不懈批评政府，针砭时弊，他因而受到警方长期监控，甚至骚扰。

“六四”后媒体的变迁
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六四”之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9年4、5月间，在一批坚信新闻自由的新闻工作者的争取下，中国的媒体经历过一段中共执政后最自由的时间，大量真实报道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但是，“六四”之后的几年，按照《中国青年报》李大同的话说，“报纸、电视新闻简直不能看！充斥党的宣传。”不过，1992年之后，媒体业也开始引进市场机制，增强可读性，并出现了以南方报系为代表的新的报道模式，关心社会问题和民间疾苦。这一演变的后果就是传统主流媒体的边缘化。

李大同: “两千年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概括，这就叫做主流媒体边缘化，边缘媒体主流化。无论是从发行量，从舆论的影响力，还是都市媒体的广告金额和利润，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主流大报。”

李大同主编的《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是传统主流媒体的一个亮点，时常刊登有深度的揭露性报道。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胡锦涛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媒体的言论空间已经紧缩，李大同也被撤职。

“六四”事件对新闻界的影响李大同是深有感触：“在绝望的这种氛围下，开始了普遍的这种功利化。象新华社记者都可以去拿别人的金元宝就把揭露性报道不报了。象这样的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

社会道德危机，贫富分化
其实，“六四”后知识分子的犬儒化以及新闻界的功利化只是中国整个社会在信仰危机之后出现的道德危机的一部分。北京退休医生尹敏对现在社会的堕落深恶痛绝：“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社会的弊病、贪官污吏、权钱交易、没有法制，比较突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提倡八荣八耻，就可想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低下到什么程度。”

现在旅居加拿大的“不寐论坛”网站的主持人任不寐告诉本台说，“六四”后中国人信仰的崩溃，道德的沦丧，导致了宗教在全国的复兴。据一些研究宗教的学者估计，1990年代初，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只有数百万，但是近几年这个数字已达到五千万，甚至有的说达到上亿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属于官方教会的家庭教会的成员。

另外，任不寐还表示，“六四”后十七年来中国社会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贫富差距的加大已经到了国际公认的危险水平：

经济上的畸形发展导致了贫富分化，腐败比1989年更为严重。由于贫富（分化）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抵达了一场革命的边缘。

任不寐
“经济上的畸形发展导致了贫富分化，腐败比1989年更为严重。由于贫富（分化）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抵达了一场革命的边缘。”

“天安门母亲”不懈地坚持
其实，八九民运时，学生们的政治诉求就是惩治腐败，进行政治改革。尹敏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当时政府采纳这些意见，不镇压学生，现在的中国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尹敏的儿子叶伟航“六四”那天被“子弟兵”的枪弹打死，当时只有十九岁。

歌曲：《 历史的伤口》

这是1989年5月，台湾的音乐界人士为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而专门创作的歌曲《历史的伤口》。十七年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政府的军队打死，没有任何说法，尹敏心上的伤口时时作痛。她和一些同样在“六四”事件中失去亲人的难属们组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十多年以来，用理性、温和的方式，呼吁政府平反“六四”，给难属们以赔偿。

今年早些时候，“六四”期间被警察抓去并被打死在派出所的四川少年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获得政府七万元的困难补助，政府的条件是唐德英不再向政府就此事提出诉讼。这是“六四”死难者在全国第一次获得政府的补助。

“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尹敏说，在“六四”十七周年的前夕他们发表的公开信中，多年来第一次改变了向政府讨回公道的策略：

“根据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考虑，因为这些难属当中困难的很多，而且老弱病残的也很多。所以我们也想假如政府真能够给一些难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们还是欢迎，但是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

“天安门母亲”群体已经确定的“六四”死难者人数是186位，伤残者有70多位。他们说，这个数字只是整个事件中的极少一部分。

齐志勇就是其中的一位伤残者。他于“六四”这天遭到解放军冲锋枪扫射，左腿高位截肢。多年来，因为不能工作，每个月只有三百多块钱的补助，生活异常艰辛。从今年二月份起，因为声援维权律师高智晟发起的绝食运动，他一直遭到警方软禁。不过他要讨回公道的决心非常坚定：

我们之所以持之以恒，十七年来一直在寻找那些失踪的人，受伤的和死去的人，正是我们要讨回这个公道，不光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整个民族。

齐志勇
“我们之所以持之以恒，十七年来一直在寻找那些失踪的人，受伤的和死去的人，正是我们要讨回这个公道，不光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整个民族。”

虽然遭到政府不公正对待，但是齐志勇说，来自民间，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的关怀令他深为感动。他说，一位唐山的老共产党员每逢“六四”纪念日都要打电话给他，向他表示慰问。另外，齐志勇透露说，一位当时戒严部队的士兵，已经连续三年一到“六四”纪念日来临，都要给他打电话，向他表示忏悔：

“他现在是团级还是副师级干部了。他每当‘六四’他都跪地祷告。他每次都痛哭，他说首先向死去的亡灵默哀，行真正的人民的军礼，然后再向我表示忏悔。”

八九民运参与者的反思和向维权运动的转变
具忏悔之心的还不仅仅是这位曾经被迫拿起枪对准人民的士兵，还有当时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吾尔开西曾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最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画像投洒颜料的“湖南三勇士”之一鲁德成来到加拿大之后，吾尔开西和另一些当时的学生领袖集体向鲁德成公开道歉，因为三勇士当时是被学生押送到公安局并被判处长期徒刑。吾尔开西说到道歉的初衷：“具体的责任也许不在我们身上，但毕竟我们作为学生的一份子，他们被学生扭送到公安局，而且使他们损失那么多年的青春和自由，从道义上我们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旅居加拿大的任不寐当时是“高等院校自治联合会”的常委之一。他现在已经开始在神学院的学习，今后要做一名牧师。他说，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学生运动如此仇恨，不惜开枪，是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太看重权力和利益。另外他对民主人士自身的缺陷也做了反省：“当我们这些人从旧世界出来的时候，如果不改变我们身上的缺陷，那些专制主义的毒素，自由和民主的时代不会到来的。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为专制主义辩护，我乃是说，怎样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陷，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创建一个宪政的国家。”

现在已经有很多八九民运的参与者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反省。但是，吾尔开西表示，他们的反省已经足够了：“我们的反省已经足够了。现在强调学生要反省的声音甚至到了要淹没事实的程度了，已经到了要扭曲现实的程度了。真正应该反省的是中国共产党，他们没有任何的反省。”

从1989年直到现在一直都在中国坚持从事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赵昕的观点似乎和吾尔开西不同。他对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并付诸行动。他当时是“外地高等院校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因“六四”在监狱中呆了11个月。出来后，就积极开始组织成立反对党。1998年，他参与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公开冲击党禁。但是这些努力在中国政府的镇压下都告失败。在潜心思索后，他得出结论，在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之前，还要作很多的工作。他说，这包括改变人们的精神信仰文化，建立公民社会，完善平等市场经济。

赵昕：“我们从当初要想一下子建立一个制度，从后来秘密组党，冲击党禁，最后到现在我已经转为，我是中国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也就是维权运动）的创立者和践行者。我们就觉得要从公民的权利做起，从建设公民社会的角度做起，逐渐的达致中国宪政民主转型。”

中国是一架被劫持的飞机，中国民众就是乘客。只有共产党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空间，只有它能驾驶这架飞机。所以在大家没有找到取代的驾驶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劫机的状态。

赵昕
赵昕的观点和封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封从德也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当被问到为什么“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权还能存在至今，他打了一个比喻：“中国是一架被劫持的飞机，中国民众就是乘客。只有共产党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空间，只有它能驾驶这架飞机。所以在大家没有找到取代的驾驶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劫机的状态。”

封从德说，最近几年开始在中国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就是要在民间培养新的驾驶员。在刘晓波看来，“六四”遗产的一个积极方面就是，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共产党官员的日益腐化，使得人们不得不站起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这期间涌现出来的“维权律师”和以赵昕为代表的维权人士从个案做起，实现从民主运动到维权运动的转变。

十七年了，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已经成熟起来，而中国政府仍然没有认错，事件的很多真相仍不被人们所知。

“正确与不正确我觉得都应该展开一种讨论。就像我们对文革一样，文革四十年了。对文革研究到什么程度了？研究到一个不让人研究的程度。荒唐得很！对‘六四’更是讳莫如深。不是当时杀了人之后讨还血债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应该从这样一种社会冲突中间，从这样一种人生悲剧、社会悲剧中间，去寻找避免它的办法。”

这是八九民运中绝食学生之一，现在知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 封从德和浦志强一样，也不主张向中国政府“讨还血债”。封从德在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的支持下，建立了最大的“六四档案”网站，搜集了一万五千多条与“六四”相关的条目。他说，他建立这个网站的目的就是为了“真相与和解”：“但是在消除仇恨，达致和解之前，必须要有真相。死亡的名单，伤残的名单，还有今天还有多少人仍在监狱里面，这些情况都遮遮掩掩的话，那以后是很难谈得到和解的。只有有了真相才能够和解。”

“六四”何时才能平反？
要和解，没有中国政府的配合，也只是一厢情愿。去年底，中国政府破例地公开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今年初，四川“六四”死难者周国聪的家人首次获得政府“困难补助”。这两起事件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政府准备解决“六四”问题的前奏。但是，李大同并不如此乐观：“我们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们一致认为要看十七大的结果。由于胡锦涛先生的班底不是他自己选定的班底，我们想他的一些真实想法也无法得到真实地贯彻。我们希望十七大以后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变。但是‘六四’问题恐怕这一代人还是解决不了的。不是说他们不清楚。有没有解决的魄力和能力，包括足够的政治资源，我想他们还不具备。”

《 历史的伤口》歌词中写道：“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他说他等着中国政府向他道歉的那一天。

自由亚洲电台申华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