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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之花(四十九)

(2006-09-12 14:59:14) 下一个

四十九章 人心浮动盼春光

        粉碎四人帮后监狱召开了政治犯大会。及时的向政治犯讲明了有关政府的政策,写申诉政府出信纸、信封和邮票。金七桂找了山杜鹃,把自己的冤枉都说出来了。山杜鹃说:“现在需要平反的案子很多,一时忙不过来,你得有耐心和信心把申诉继续写下去,只要是冤假错案就一定会得到平反和改正。你的手怎么样了?可以动一点了吗?好像是已经一年了吧。”“大拇指和小手指已经恢复了,接上的三个手指才刚刚能微微地颤动。”“你要坚持到医院做理疗,自己做理疗,平反的事你要相信政府。但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们的案子因为牵涉到两个被判死刑的人,当年判是惊天动地的,如果是冤假错案,平反起来也将是惊天动地的。那将比其他没有死人的案子更需要人力物力。”“山队长,你说的话我懂了,谢谢你了。”“要沉得住气,不要在犯人中说什么。学习的时候也不要谈论自己的案子,案子平不平反,在于案情的本来面目,那都是记录在案的东西,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不用多说什么,言多必失,有时还会招来麻烦。”“我担心个人的恩怨影响我的平反。”“那你可以向各级政府发出申诉信啊,不会各级政府都有人和你有个人恩怨吧?你要相信拨乱反正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谁敢阻挡啊?”“我能用用生产办公室里的油印机吗?我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写多了看多了就眼花,若能用一下油印机,我就只要写一下抬头,那就简单多了。”山杜鹃想了想说:“可以,但你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等哪一天开大会,我把你留下来,你就可以作这个事。你想想近百个政治犯,大部分都是要申诉的,一部油印机哪里够用啦?”“好,目前我就写写吧。”“你可以做事去了。” 金七桂回到生产办公室心里很不平静,她已经坐了近八年牢了,听山杜鹃讲的话她肯定会得到平反,此时此刻她更加怀念自己的胞妹,七年前她就想到了有平反昭雪的一天,是她坚定的信念,还是历史的巧合呢?被牵涉的十多个人中她年纪最大,文化程度最高,写申诉不是她个人的事情,关系著十多个人的命运,关系著死者的名誉。想到此她开始动笔了。她的确不知道案情,怎么写呢?写什么呢?就把当时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写写吧。她写了两份,一份是写给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份是写给省高级人民法院。她把申诉送到狱吏办公室,上午还是山队长,怎么下午又换了大理石呢?她还是硬著头皮进去了,“报告指导员,我写了申诉,请政治宽大帮我邮出去。”大理石拿了一个信封放到金七桂的面前说:“你先填写信封,我先看看你的申诉。”金七桂想说还要一个信封,但大理石反正要看她的申诉的,就等她看后再说吧。“你这申诉里一点事实都没有,这叫申诉吗?”“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判了二十年,且不更冤吗?”“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事吗?如果你们做的是一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的事呢?”“那功劳也是属于做过这件事的人,不会属于我。”大理石又递给金七桂一个信封。“填吧,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案子,我希望你说的是真的。”金七桂把两个信封都写好了递给大理石,大理石看后把信封和申诉书一起递给金七桂,还递了两个八分的邮票和浆糊说:“封好贴上邮票放进邮箱。”她指了指办公室角落里放的邮箱。金七桂做完了对大理石说;“我能走了吗?”“等等,我还有话要问你呢。你原来在社会上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小学教员,一个乡村的小学教员。”“不在城市里吗?”“我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是一所乡村小学。”“犯罪前受过那些政治处分?”“我曾被划成右派分子,一年后摘帽。我曾被打成小邓拓,下放老家当农民。刑前我是农民。”“判刑前认识山队长吗?”“她是哪儿的人?我怎么会认识她呢?”“认识不认识都不要紧,我只是随便问问,她在湘西工作过。你的手恢复得怎么样了?”“比原来有进步,但进步得很慢,不理想。”“如果你得到了平反,你这手还动不得,你打算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是政府考虑的事,我相信政府会给我安排好。”金七桂知道这是她无话找话说,平反的事才递申诉,八字还没有一撇唉,大理石就是问问她原来是否认识山杜鹃,其他都是随便说说的。但她不能随便,她必须认真地得体地回答她问的每一句话。“你丈夫是离了还是在等著你?”“没离也没等著我,他死了。”“怎么死的?”“害病死的。”“害什么病死的?”“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也是教书的,教中师,我们相隔三百多里路。他得急病去世后是他单位办的丧事,办完后用汽车送到老家,我连遗体都没能看一眼。”“啊,原来是这样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还有爸爸、妈妈、儿子、哥哥嫂嫂、侄儿男女们。”“如果你平反了,你愿意在监狱工作吗?”“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到时候再说吧。”金七桂想到自己的手是这个样子,如能留到监狱工作,是在这儿受的伤,说不定在这儿工作有利条件还多一些。大理石看来也不想和她侃下去了,她停了停说:“你申诉有百分之几的把握呢?”“只要各级政府百分之百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我的申诉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金七桂自己觉得她的回答是上成的。

        就在金七桂开始写申诉的那天,她们小组来了一个新犯人,当晚学习她自我介绍姓张名文春,本省绥宁县人,十六岁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抬过担架,上过前线,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回国后上过北医大,毕业后一直担任江青的私人医生。四人帮倒台后,说她追随江青四人帮,被判无期徒刑。自我介绍后她认真地听著别人的发言,政治犯都是在会上谈自己的冤枉和委屈,都是盼早日接到平反判决书。她听了几个晚上,听出了些道道,她开始发言了:“听了几天,我听出了你们都说冤枉委屈,你们再冤枉,赶不上我冤枉,你们再委屈没有我委屈。说我追随四人帮,四人帮一个个坐在北京,没动他们一根汗毛,我这个给人治病的医生判了无期徒刑,我的丈夫大大小小也是个文化部的部长兼党组书记,就为我的事把他一搂到底,放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一般工人,你说我们老两口冤不冤,屈不屈。你们冤什么?屈什么呀?你们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吗?我家老薛可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啊。你们扛过枪,过过江吗?我可是扛著枪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了的。那上层建筑出了问题,能怪我们这些虾兵蟹将吗?要我当江青的医生,我敢不当吗?要我老薛当文化部长,他敢不当吗?那不是不服从分配,不听党的话吗?革命几十年,越革越糊涂,党到底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人呢?......”她越说越起劲,口若悬河,大家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但谁也不想打断她的发言,她所说的一来是国家上层建筑的情况,二来也是四人帮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情况,大家觉得听听新鲜。

         可是话讲三遍无人听,就像祥林嫂讲阿毛一样,张文春讲了几天后终于有人给狱吏汇报了。政府的狱吏在小组里只说:“有冤假错案可以申诉,不要在小组里讲。”粉碎四人帮后狱吏对政治犯态度好多了,政治这个事情讲不清,今天是阶下囚,说不定明天又是大英雄了。这近百个政治犯除文化大革命前入监的外,会写的差不多都写了申诉,有几个自己不会写字的也找会写的人写了,政治犯真是人心浮动。大家都盼望着那重新判决的判决书。

         但最先接到平反判决书的是一个从未写申诉的人,她叫王寅珍,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约五十岁了,高挑的个头园园的脸。平日学习很少发言,小组认为她没文化,怕她讲错,不发言就不发言吧。她刚来就弄错过一次,那是七一年春节击鼓传花,花传到她手里鼓声停了,走到中间拿了一张条,打开一看是请她唱一个歌。她说从来没有唱过歌,只会念大海航行靠舵手,队长说念就念吧,反正是娱乐。她念道: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反革命思想。大家吓了一跳,狱吏宣布把击鼓传花改成批判大会。大家讲去讲来,好比瞎子点灯白费,那天值班的队长是山杜鹃,她怕她再讲错,不要她回答问题。开了两个小时的批斗会,记了一次大过。大家都没有想到王寅珍会第一个接到平反判决书。她离开监狱的那天是星期日,县里不知从那儿弄来了一部敞篷车,还用红绸子扎了一朵筛子大的大红花,在车间和狱吏办公室之间的坪场上把王寅珍弄上了敞篷车,戴上了那朵绸子扎的大红花。周围蓬满了犯人用慕的眼光望着她,文化大革命后入监的政治犯都在心里想著自己也会有这一天。人民日报的记者,妇女杂志的记者,省报的记者,地区日报的记者云集,好像是一次盛会。记者开始采访了,人民日报的记者问:“王寅珍同志,请你谈谈,在当时那样的政治高压下,你为什么有那样高的觉悟说小平同志好,小平同志打不倒,几下几上会更高。”“王寅珍同志,请你谈谈,在当时政治乌云密布的情况下,你的慧眼是怎么看出我们的邓小平同志几下几上会更高呢。”王寅珍望着黑压压的人群有些不自在,不知所措。大理石鼓励她:“你当时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不要有顾虑,你现在已经平反了不要怕。”她终于鼓足勇气说:“我不认识什么邓大平、邓小平的,他好不好我不知道,他打不打得倒我也不知道,高矮我就更不知道了。”大家听得面面相腼,怎么会这样?监狱管教科的年轻的科长说:“那你是怎么到监狱里来的?”“那不好说,也不好意思说啊,家丑不可外扬啊。”那科长耐不住性子,大声地吼道:“今天不说也要说。”王寅珍怯生生地说:“这事说起来丑人,是我现在的丈夫和我与前夫生的女儿勾上了,嫌我在家碍手碍脚,就说我吹捧邓小平,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其实在这儿很好的,比在家里过的日子好多了。我真的愿意就在这儿,一辈子都不回去,眼不见,心不烦。”大家始料不及,这件事怎么会弄成这样,本省本地的记者还好说,可是好多北京来的记者真可谓几千里迢迢啊,监狱的领导不断地向远方的记者道著歉,但他们也向这些记者说明责任不在于监狱,监狱只能照判决书办事。至于判决有误,那是原判单位的事,像王寅珍这件事,应该归她原判单位负责。敞篷车是原判的县里准备的,接人的干部听王寅珍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个案子并不简单,他走上前去与大理石商量暂时把王寅珍带进办公室,等大家散去后他们再走,在这么多犯人面前说多了影响不好。大理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把王寅珍喊下了车,要她到办公室休息一会,把那些记者都安排到一间办公室里。大理石大声地吆喝著犯人们都快点散去。

        第二个接到改正判决书的是石远梅,说她是轻罪重判了,由原判二十年改判成有期徒刑七年,她是按刑满释放处理的。是她丈夫来接她,石远梅原来是因为写日记和把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垫在地下坐判的刑,她是湘西一个药材公司的会计,因坚持原则得罪了不少的人,这次刑满回家,公司不准她住在家里,说公司宿舍不能住劳改释放犯,她们一家被赶到一处原来做了仓库的几间破房子里。她回家后没有了工作,三个孩子都年幼,她不得不开了一个饭馆。但她还是不同意对她的结论,每到夜深人静,无人用餐的时候她就写她的申诉。

        谢君秋也接到改判判决书了。尽管判决书上写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定的政治错误,但不应该判刑,她的当地政府和她的大儿子、二儿子还是到监狱来接她了。她说就在监狱里好,不愿回去。两个儿子都说:“妈妈,您是不是有神经病?”谢君秋说:“我才没神经病呢,像你们接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老婆婆才有神经病呢。”两个儿子才想到登报的事,大儿子说:“妈,你不知道我们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又捱批斗又捱打,你看我的后脑壳上好多疤,儿子跪下来低著头让妈妈看。我真的愿意去种田,不当这个县委书记,但我去那儿种田呢?我有老婆孩子,身不由己啊。”谢经秋扶起大儿子,二儿子走上前也想效仿著哥哥给妈妈跪下叩个头,谢君秋摆摆手,意思是要老二不要跪。老二还是跪了下来,并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给妈妈叩头,让妈妈消消气。”谢君秋双手扶起了老二,她说:“改判判决书给妈妈留了一条尾巴,就不能恢复工作。到时候妈妈怎么过晚年呢?”“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十二人,还养不活一个妈妈吗?”“我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到头来单位不养我的老我不甘心。”“那我们出去了还可以上诉啊。妈,我们还是回去吧。”谢君秋经不起两个儿子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坐上车回去了。

        到家里休息几个星期后她踏上了上访之路,她去了八次北京,每一次都是提个馒头买张月台票上火车,如果查票员查到了她,她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查票员诉苦,有的查票员心软,不赶她下火车,到吃饭的时候还给她送点吃的。有的心狠不买她的账,将她赶下火车,下了火车她又买张月台票上下一趟火车,京广线上的火车不要等半个小时就有下一趟火车,去了八趟北京,花了二十八块多钱,把给她留的政治尾巴甩掉了。还跑得了两级工资,她退休了,拿起那点退休工资悠哉悠哉地在儿女家轮流住。

        八中队的政治犯一多半都平反了,金七桂的原判单位也来了两个干部,一见面那干部就说:“金七桂老师,我们是大垄县人民法院派来接你回去的。你不要有什么想法,当初判你的刑是正确的,今天我们接你回去也是正确的。都是党的政策,判你的刑是那时党的政策,接你回去是现在的党的政策。”金七桂认真地听那干部的话,没有一个字的道歉,没有一个字的抚慰,同时说的话既不讲道理又不讲逻辑,她按捺住心中的不快,义正词严地说:“你们今天来接我如果接对了,那么,当年判我的刑就是错误的;反之,当年判我的刑是对的,那么,你们今天接我就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决不会两者都是正确的。你们接我回去,我总要听听你们对我的结论吧。”“那当然有啊,你听著,我念给你听:金七桂,原系我县天门小学教师,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激言论,被不当判有期徒刑二十年,经复查,确属错判,现予以改正,撤销原判,予以无罪释放。你可以谈你的看法,也可以上诉。”金七桂细细琢磨改判书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既是改判。原是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决的,是一大本集体的判决书,为什么现在是她一个人的改判书?为什么不提反革命集团?是不是所谓反革命集团的罪都不成立?推理是整个反革命集团的罪都不成立。否则,他才不会给予改判呢。既然如此,何不争取集体的平反呢。她想清楚了就开始说了:“我是以反革命集团罪判的刑,现在怎么又变成了过激言论了呢?另外,我真的不懂,何谓过激言论,请略举一二,也好让我知罪。”来的两个干部听得面面相腼,其中一个马上说:“现在都天各一方,为便于处理,现在是一个人一个人处理的。”“当初也是要天各一方,为什么一起处理呢?”“金七桂,我听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你们整个集团都要平反,是不是?”“我不是说的那意思,我是说当年是为反革命集团判的刑,现在为什么不按反革命集团改正。”“好,你提了,我只能记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上传下达的,是办事人员,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还有我们这次是来接你回去,回去了你还可以去法院直接找他们,那不是更方便一些吗?”“我听明白了,你们无缘无故地给我留了一个尾巴,这么多年的盼望,心中所盼的结论不是这样的,请你们把改判的判决书留下,我不回去。”“那你还要政府说你有功不成?”“我无所谓功,但我也绝对没有罪,并没有什么过激言论,不求有功,只求清白。”“你既然改正了,还能在监狱里坐吗?”“我想凭我这么多年的贡献,留在这儿还能作贡献,是能留到这儿的,不信,你们问指导员吧。”坐在旁边的大理石对俩个干部说:“上面有政策,她不愿回去,可以留在监狱。”山杜鹃对金七桂说:“你既然不同意改判的判决书,你不能留下判决书,你只能抄下来。你留下了判决书就表示你已经接受了改正的判决。”金七桂还只从那干部手中接过判决书在看,还没有在送达的回帖上签字,金七桂从山杜鹃手里接过纸和笔,心里想,要不是山队长提醒,自己差点犯了错。她把感激表现在眼神里,她只能把山杜鹃的关心按常规视为一个狱吏对犯人的教导,因为是在大理石和两个原判法院干部的面前,她很快就把改判判决书抄下来了,把原件退给那位干部。那干部接过判决书说:“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亲人们都盼望着你早日回去,这么多年,你难道不想念他们?”“谁说不想念他们啊?是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的亲情。我要带著被冤枉了的结论去见他们,我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黑,也是为了不给他们脸上抹黑。”“好吧,我们说不服你,但你还是想想,想通了,你可以告诉你们队长,我们在这儿等你两天。”“不耽误你们时间,我意已决,你们可以回去了。”“年关将致。回家过个团团园园的春节多好啊。”“我何尝不想,但那条尾巴不允许我回家过团团园园的春节啊。”

        那两个干部和大理石走后山杜鹃找金七桂谈了话。山杜鹃问金七桂:“你不是说你不知道案情吗?你就对你妹妹的案子那么有把握会平反?我看那判决书是所有回去的人结论最好的唉。”“我不知道我妹妹的案子,但我从他们把我和当时集团分开处理来看,这就说明我妹妹的案子一定会平反。如果反革命集团的罪成立,他们一定会首先肯定反革命集团罪是成立的,只是把我错判了,这才是合情合理的。他们不提反革命集团,那一定是那集团提不得,因为那不是一般的案子,牵涉到两条人命啦。”“万一你妹妹的案子平不过来呢?”“我没有为我妹妹辩护啊,我只是为我的结论与他们争论哇。八年前我妹妹临刑前与我接见,她对她的案子平反很有信心,她的信心永远在我的心中。妹妹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我不完全知道她做了什么,但我相信她做的是对的。我还要申诉,实事求是的申诉,并且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在申诉本人案子的同时,要求复查整个反革命集团案。”山杜鹃说:“那两天后你真的不打算跟他们回去?”“真的不打算跟他们回去,如果我回去了,我就是服从了改判的判决,我如果在外面申诉,他们会拖我,拖著不办,不光是我一个人难受,亲人们跟著都难受,如果我不申诉,我还背负著我胞妹的嘱托,我会终生内疚的。在这儿,反正就那么一回事,我已经习惯了,就在里面把问题弄清楚了再回吧,为了我生的和死的亲人。另外,原判法院已经来人说了我的案情,这儿的政府对我原来将信将疑的态度也会改变,我等于在这儿还做我原来的那份工作,等我申诉的结论。”“我个人认为你的选择是对的,听说现在谢君秋等人留了尾巴回去了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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