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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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3年自然灾害故事

(2008-01-18 14:37:51) 下一个
没有经历过3年自然灾害的人是绝对不知道那时的情
景的,为了让后人知道那时的情况并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认为有必要和大家说一说。

在那个年头,恰逢中国和苏联的赫鲁晓夫关系很僵,
他们又要问中国讨债,所以全国人民缩衣减食,那年头什
么都是凭票的。

香烟票,肥皂票,粮票(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食
用油票,糖票,肉票,面粉票,等等。。。。。。!!!
为什么要凭票买东西呢?我不讲你也明白了,那时候一只
鸡蛋要卖5角,最贵的时候要1元。在现在看来5角和1元并不算什么,可你知道那时候的工资每月是多少?最低的9元/月----200元左右/月,工资在80元以上是绝对高工资了。

我那时候记得天天吃南瓜面疙瘩,这就是饭(面疙
瘩)和菜(南瓜)烧在一起了,肉每月每人只有3两。所以3年自然灾害过后我从今以后就再也不要吃南瓜了,吃怕了!!!试问凡在48---52岁的人爱吃南瓜的有几个人?

在那个年代身上的衣服裤子都是补丁,请你们不要见笑,这是很正常的。
我本人所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用事实说话

这些年,对于毛泽东的争论,有些持否定观点的人最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我都亲身经历了。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尽量客观地表述一下事实,其结论由网友们自己去做。

现在先谈第一个问题:三年困难时期期

我体验的三年困难时期应该是1960,1961和1962年。我58年升入济南二中高中(即大跃进开始的年代)。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我读高二。记得国庆节时,各方面的情况还是不错的,白天我参加了济南市全市的国庆游行,还是仪仗队成员(8人手持一面国旗)。晚上,参加了大明湖游园和焰火晚会。那天的印象特别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因为看着天上绚丽的色彩和湖面上的浮光倒影,浮想联翩,我自己第一次有了成人的感觉:对生活,对人生,对未来的幢景和向往。
也许是因为国庆的缘故,所以政府还是倾其全力度过了国庆节。国庆节过后,我们就被派往农村劳动(支援三秋,深翻地)。在农村,开始有了一点对困难形势的感觉。那时,有些人怕苦,特别是有个别教师有怨言,所以记得有一次学校党支部书记(那时是书记挂帅)开会讲话(就是大家站在院子里列队“训话”)。他主要讲了国家的形势,批评了某些人怕苦怕累的思想,其中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大家要明白,要奋斗,弄不好,今年国家要出现非正常死亡。我当时对“非正常死亡”不太理解,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困难(吃不饱),以为只是书记的“教导”而已。
从农村回来以后,粮食即开始定量了,慢慢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以后,隔一段时间,学校就进行口粮标准评定,主要根据男女,个头和身体状况评定。女生一般不超过三十斤,男生我们班最高四十二斤,我是三十七斤,这个定量,一直陪伴我进入大学(转换单位,粮食定量标准和其他关系一样,要开证明随身携带)。这样的定量,按现在的水平,不能算低,但那时是各种副食少,油水少,干吃粮食,当然是不够吃,所以每吨饭都不能放开肚皮吃。我记得,我的几个弟弟,每次看妈妈分窝头用刀割,割偏了一点都有意见。为了人多粮食好机动,我把户口转到学校,吃食堂。学校为解决粮食问题,也想尽了一切办法:掺菜叶,用玉米秸磨制淀粉,发面多掺水,做的大一些...记得有一次:学校让我们去农村拉白菜,回来后,就煮了一大锅白菜,放点醋来填肚子。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能放开肚皮大吃一顿...城市市民每月底去买下月的粮食,因为每月不够吃,所以老是提前买,最后每月一过二十号,就开始买下月的粮食了...
61年我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还是吃不饱。最困难的时候,每天早上一个用地瓜面做成的“干面扣”和一碗粥加一点咸菜。到第四节课,就饿得撑不住了,一般就到图书馆去看“参考消息”,来转移注意力。整个困难时期。体育课和体育活动停止了。但开始大一时,每周还举行周末舞会,高年级来教我们跳舞,62年以后,舞会被禁止了:主要是“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大学期间,我们班三十几个人,三分之二多来自农村。我的感觉是,农村的吃粮状况要好于城市(我只能说山东省,因为我的同学都来自山东各地区)。农村有自留地和宅旁地,吃的东西总是比城里多些,城市是干巴巴的那点“定量”。这一点有下列事实为证:因为不够吃,所以我们班农村同学每个人假期都从家乡带一大袋子炒面(大多数是地瓜面),饭后各人用开水冲一碗炒面补充,能吃一两个月.他们假期回来后也说在家里总能吃饱。我是城市孩子,我爸还是“高干”(十三级干部),非常羡慕农村孩子。后来母亲不知怎么联系上了一个远方“表姐”,表姐夫是农村教师,我假期上她那儿住了一个时期,吃饱了,回来也带回一带子炒面,表姐夫还给了我几十斤粮票,我心里可自豪了!另外,我二弟当时读初二,因为讥饿,辍学到了农村老家(临沂苍山县),种地了,吃饱了。假期我去投奔他,弄些食品补充,农村的老乡看到我这个城市孩子的狼狈像,而他们在家门口拉二胡唱戏,微笑着看我,乡村人蔑视城市人..,我至今忘不了那个场面情景。(形势好转后我二弟又返回城市,进了中专技校)。
从63年,局面开始好转,已经没有挨饿的感觉了,吃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体育活动也开始恢复了...64年,毛主席有个讲话,说学生们营养不好,要增加营养。开始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发现每吨饭菜里肉逐渐增多,我从小不吃肥肉,把肉只能给别人。(那时是八个人一个桌,菜一盆,由轮流值日生分)。所以我提出与回民一个桌吃素食。后来知道了,伙食标准由每个月12元增加到14元。
那时的干部和老百姓一个样,我父亲母亲都患过水肿,腿上一按一个窝。听说只有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有时有点“黄豆”补助。国家困难,我们家也困难。62 年我父亲因地方党内斗争被行政降三级(由13级降到16级,工资由147元降到106元)。所以我在大学也享受一点助学金:每月七元(助学金每月最高14 元),家里给我13元,共二十元,是我一月底开支。64年中央组织部来山东给父亲的问题甄别,官复原职,但因国家困难,工资没有补发。

现在争论得最多的是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现象。我可以心胸坦白地说,城市中,我没有听说,更没有见到有一个人是纯粹因为“饥额'而死亡的人(济南市),农村我已经说过了,我的老家(山东临沂苍山县)是山东省相对贫困的地区。至于有些年老体弱,或者疾病缠身,因为缺乏营养导致死亡或许是有的。但我的亲友,朋友,同学,(包括农村)我没有听说谁是因“饥饿”死亡!也许,这只是山东省的情况。大家可以用各种方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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