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大家好，小黄鹂博客开通了。
正文
鲁迅大家比较熟悉，顾颉刚有些人可能了解，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 在讨论他们论争之前，我还是先介绍一下顾颉刚。
顾颉刚是疑古派的历史学家。 所谓疑古，实际上是上承戴震的朴学， 也就是从文献中找出历史的值得怀疑的地方。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经学”在社会上的名气太大，成为显学的年代很长，其中难免有混水摸鱼。到了后来这个水搞得太混，其实是破绽百出。 但当时的书生，又不得不研究经学，有些人还要学以致用，难免就众说纷纭。
说起来这个经学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清二白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的曾祖父是个读书人，当地人称为先生的。 后来我听过他的一些轶事，其中就有一个讲他上课时的笑话的。
据说他一次上课的时候，看着一个孩子的鼻涕拖得很长，都要流到书上了， 就停下来抑扬顿挫地对那孩子说：“擦擦鼻涕”。
结果他的一群学生，不知道上课太专心还是太不专心，居然跟着一起朗诵：“擦擦鼻涕”--显然这些学生以为我曾祖父念的是经文。
同样可以想象，这些学生要是将来成为了“文化人”，难免把“擦擦鼻子”也记录下来当作经文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么可爱。戴震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发现了他先生讲的事情不太符合他的常识，后来因此居然专门研究成为了一门学问--显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经文的混水摸鱼已经到了连刚启蒙的小学生都蒙不过去的地步了。
顾颉刚也是不可爱的学生之一， 他也是研究经文中的破绽的，后来居然因此成为了一个专家。 当然我这里加一个居然的意思， 并不是说顾颉刚不是专家。而是说儒家的“经典”， 往往就是在一些人的浑水摸鱼和一些人的揭露浑水摸鱼中发展起来的。不但如此，还往往像小孩子玩警察捉小偷的游戏， 角色是轮流当的， 这样才玩得不亦乐乎。
到了这里，我想大家发现，鲁迅是研究小说的，顾颉刚是研究历史的，两者似乎在学术上并没有交叉。
但大家不能忘了，中国的历史有时候就象小说，小说有时候就像历史，倒也不能说它们之间完全不相关。
鲁迅和顾颉刚的争论，就像中国的历史和小说，在“学术”这个问题上有着若有若无的关系。
学术上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不好把握，我们不妨放过一边算了。
鲁迅和顾颉刚的争论，其实真的和学术的关系不大，倒是和“某籍某系”的关系很大--这也是我不太愿意成为“文化人”的原因之一，呵呵。
顾颉刚和鲁迅的矛盾，关键就在于当时女师大事件。不管什么原因，顾颉刚是支持陈西滢的，自称只佩服胡适和陈西滢两人，陈西滢和徐自摩等人，也在0《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声称“顾颉刚的学问和成就， 是怎么夸奖都不算过分的”[1]。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和顾颉刚成为对手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幸的是，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辞职以后居然跑去了厦大，而顾颉刚当时却是厦大的教授，两人就难免有因为各种利害关系开始明争暗斗。
明争就在于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把顾颉刚称为了“鸟头”先生。
鲁迅这样做当然不能算特别磊落，但是鲁迅这样做也不是毫无道理。为什么呢？
问题还是在于顾颉刚的疑古文章。顾颉刚的疑古，不能说全错，但他这种光从文献中疑古的研究方法，难免就会犯一些低级错误，难免借着疑古做一些浑水摸鱼的事情，就像做完了警察又作小偷一样，可以让后面的人接着对他的文献“疑古”。
鲁迅把顾颉刚称为“鸟头先生”，就是对顾颉刚的疑古进行“以彼之道还施其身”。 顾颉刚通过《说文解字》，发现“禹”是一条虫，从而怀疑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大禹”这样的人。鲁迅通过《说文解字》， 说明“顾”就是“鸟头”， 能否说顾颉刚就不是人呢？
也就是说，不管顾颉刚的疑古有多大的意义，顾颉刚通过《说文解字》轻易怀疑禹的历史是不成熟的想法。鲁迅吃亏的是，他不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把他的怀疑写成历史专著。 譬如颉刚对于胡适固然“佩服得很”，也难免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很是怀疑， 后来就和俞平伯把他们对胡适的怀疑写成了历史专著。鲁迅把他的怀疑写进了小说，好像也不是特别不遵守游戏规则。
暗的争斗就不好说了。鲁迅在跟许广平和一些朋友的信中，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对顾颉刚的不满，说顾颉刚“反对民党”，“排除异己”。
对于后者，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并没有否认[2]，承认顾颉刚推荐了不少人，对鲁迅有排斥的作用。 对于前者，顾潮并不承认，认为鲁迅无中生有， 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反对国民党”，鲁迅从学术论争闹到政治纠纷， 实在有“小人之嫌”。
不幸的是，顾潮也许因为太为历史学家的父亲骄傲，也许是因为没有读懂鲁迅的文章，居然把“民党”看作了“国民党”，这一字之差的错误，不但不能说明鲁迅的“小人”， 反而把自己和父亲推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实际上非常明显，鲁迅所谓的“反对民党”，就是说顾颉刚在当年的女师大的风波中，站在了章杨一边，无故开除“无辜”的学生，这个“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毫无关系。
当然顾颉刚后来因为“被鲁迅骂过”受到冲击，虽然值得同情，但跟鲁迅其实并没有关系，也就不是我这篇文章要说的内容了。
顾颉刚对鲁迅的明争，就是他曾经想对鲁迅提出诉讼，结果鲁迅回了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顾颉刚跟鲁迅的暗斗，就是跟一些朋友私下谈论，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嫌疑。 后来这件事又被陈西滢获知，就在《现代评论》在披露了出来，这件事的具体介绍见于鲁迅和陈西滢的论争， 事情的最后结果就是胡适在鲁迅死后写了一篇文章，澄清了这个“谣言”， 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存在抄袭的问题。
所以说，顾颉刚和鲁迅的论争，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女师大的学潮的立场不同，具体的细节实际上非常琐碎，跟婆媳之间的吵架也差不了多少。
顾颉刚是疑古派的历史学家。 所谓疑古，实际上是上承戴震的朴学， 也就是从文献中找出历史的值得怀疑的地方。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经学”在社会上的名气太大，成为显学的年代很长，其中难免有混水摸鱼。到了后来这个水搞得太混，其实是破绽百出。 但当时的书生，又不得不研究经学，有些人还要学以致用，难免就众说纷纭。
说起来这个经学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清二白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的曾祖父是个读书人，当地人称为先生的。 后来我听过他的一些轶事，其中就有一个讲他上课时的笑话的。
据说他一次上课的时候，看着一个孩子的鼻涕拖得很长，都要流到书上了， 就停下来抑扬顿挫地对那孩子说：“擦擦鼻涕”。
结果他的一群学生，不知道上课太专心还是太不专心，居然跟着一起朗诵：“擦擦鼻涕”--显然这些学生以为我曾祖父念的是经文。
同样可以想象，这些学生要是将来成为了“文化人”，难免把“擦擦鼻子”也记录下来当作经文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么可爱。戴震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发现了他先生讲的事情不太符合他的常识，后来因此居然专门研究成为了一门学问--显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经文的混水摸鱼已经到了连刚启蒙的小学生都蒙不过去的地步了。
顾颉刚也是不可爱的学生之一， 他也是研究经文中的破绽的，后来居然因此成为了一个专家。 当然我这里加一个居然的意思， 并不是说顾颉刚不是专家。而是说儒家的“经典”， 往往就是在一些人的浑水摸鱼和一些人的揭露浑水摸鱼中发展起来的。不但如此，还往往像小孩子玩警察捉小偷的游戏， 角色是轮流当的， 这样才玩得不亦乐乎。
到了这里，我想大家发现，鲁迅是研究小说的，顾颉刚是研究历史的，两者似乎在学术上并没有交叉。
但大家不能忘了，中国的历史有时候就象小说，小说有时候就像历史，倒也不能说它们之间完全不相关。
鲁迅和顾颉刚的争论，就像中国的历史和小说，在“学术”这个问题上有着若有若无的关系。
学术上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不好把握，我们不妨放过一边算了。
鲁迅和顾颉刚的争论，其实真的和学术的关系不大，倒是和“某籍某系”的关系很大--这也是我不太愿意成为“文化人”的原因之一，呵呵。
顾颉刚和鲁迅的矛盾，关键就在于当时女师大事件。不管什么原因，顾颉刚是支持陈西滢的，自称只佩服胡适和陈西滢两人，陈西滢和徐自摩等人，也在0《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声称“顾颉刚的学问和成就， 是怎么夸奖都不算过分的”[1]。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和顾颉刚成为对手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幸的是，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辞职以后居然跑去了厦大，而顾颉刚当时却是厦大的教授，两人就难免有因为各种利害关系开始明争暗斗。
明争就在于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把顾颉刚称为了“鸟头”先生。
鲁迅这样做当然不能算特别磊落，但是鲁迅这样做也不是毫无道理。为什么呢？
问题还是在于顾颉刚的疑古文章。顾颉刚的疑古，不能说全错，但他这种光从文献中疑古的研究方法，难免就会犯一些低级错误，难免借着疑古做一些浑水摸鱼的事情，就像做完了警察又作小偷一样，可以让后面的人接着对他的文献“疑古”。
鲁迅把顾颉刚称为“鸟头先生”，就是对顾颉刚的疑古进行“以彼之道还施其身”。 顾颉刚通过《说文解字》，发现“禹”是一条虫，从而怀疑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大禹”这样的人。鲁迅通过《说文解字》， 说明“顾”就是“鸟头”， 能否说顾颉刚就不是人呢？
也就是说，不管顾颉刚的疑古有多大的意义，顾颉刚通过《说文解字》轻易怀疑禹的历史是不成熟的想法。鲁迅吃亏的是，他不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把他的怀疑写成历史专著。 譬如颉刚对于胡适固然“佩服得很”，也难免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很是怀疑， 后来就和俞平伯把他们对胡适的怀疑写成了历史专著。鲁迅把他的怀疑写进了小说，好像也不是特别不遵守游戏规则。
暗的争斗就不好说了。鲁迅在跟许广平和一些朋友的信中，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对顾颉刚的不满，说顾颉刚“反对民党”，“排除异己”。
对于后者，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并没有否认[2]，承认顾颉刚推荐了不少人，对鲁迅有排斥的作用。 对于前者，顾潮并不承认，认为鲁迅无中生有， 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反对国民党”，鲁迅从学术论争闹到政治纠纷， 实在有“小人之嫌”。
不幸的是，顾潮也许因为太为历史学家的父亲骄傲，也许是因为没有读懂鲁迅的文章，居然把“民党”看作了“国民党”，这一字之差的错误，不但不能说明鲁迅的“小人”， 反而把自己和父亲推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实际上非常明显，鲁迅所谓的“反对民党”，就是说顾颉刚在当年的女师大的风波中，站在了章杨一边，无故开除“无辜”的学生，这个“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毫无关系。
当然顾颉刚后来因为“被鲁迅骂过”受到冲击，虽然值得同情，但跟鲁迅其实并没有关系，也就不是我这篇文章要说的内容了。
顾颉刚对鲁迅的明争，就是他曾经想对鲁迅提出诉讼，结果鲁迅回了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顾颉刚跟鲁迅的暗斗，就是跟一些朋友私下谈论，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嫌疑。 后来这件事又被陈西滢获知，就在《现代评论》在披露了出来，这件事的具体介绍见于鲁迅和陈西滢的论争， 事情的最后结果就是胡适在鲁迅死后写了一篇文章，澄清了这个“谣言”， 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存在抄袭的问题。
所以说，顾颉刚和鲁迅的论争，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女师大的学潮的立场不同，具体的细节实际上非常琐碎，跟婆媳之间的吵架也差不了多少。
被鲁迅骂过”的那些人中，陈源算是很难调和的一个了，鲁迅在后来也很少提及。或者说，鲁迅有点像林黛玉，嘴上是不饶人的，但未见得就一定把谁当作了仇敌一样。譬如林黛玉对于薛宝钗，刚开始当然横竖觉得奸诈的，后来因薛宝钗几句好话就结成了姐妹。
但是不影响林迷薛迷把她们看作了黑白的对立， 同样的道理，即使鲁迅和陈西滢之间，也不是一生的敌人，但也不影响很多人把他们看作一生的对立。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对立后来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固定起来了，而不是真正的一直那么对立着。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失败退守台湾以后，对他们的成败得失作了一番总结，其中有一条就是认为共产党政府在文学上煽动了欺骗了老百姓。 这个说法当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共产党和毛泽东也一直强调“发动群众”的重要。但国民党政府这个观点，其实有点自欺欺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未必是被“欺骗”了。
国民党一直强调现在中国的老百姓生活未必富裕，因此“反证”共产党的宣传带有欺骗性。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宣传的效果，并不需要100%的老百姓相信，并不需要100%老百姓获得利益，只需要获得足够的力量就行了。譬如现在的台湾问题，国民党屡屡竞选输给民进党，并不是民进党把所有的台湾人都骗得透了他们的票，他们只需要赢得比国民党更多的选票就够了。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曾经的政党，曾经掌握国家的宣传机器，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失去对他们的信任？无论如何，这是国民党一直不敢正视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曾经碰到一些台湾人，非常友好地跟我打招呼。打完招呼后问我：“你是中国人吧？”我当然承认了，同时觉得他们也是中国人。没想到他们回答我：“不是”。 我就纳闷了，他们中国话说得那么溜，长得那么中国样，怎么就不是中国人了？结果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台湾人！
感情他们那么友好地跟我聊天，就是为了告诉我他们是台湾人！我后来想想，我们大陆人，一直那么诚诚恳恳地把台湾人当作自己人，好像并没有特别触犯了他们。他们那么不想做中国人的原因，大概还是国民党的统治没有赢得他们的认同的缘故吧。许广平以前是国民党成员，女师大事件中反对的是北师大的校长和北洋政府的教育部， 跟国民党并没有对立的关系，国民党后来对鲁迅那样的宣传，只能说他们缺乏赢得人心的能力而不能说鲁迅受到了“欺骗”。
这篇关于顾颉刚和鲁迅的论争，因为我着重在于他们之间的论争，当然就无法对顾颉刚的学术做个全面系统辩证可观的评价。顾颉刚的疑古工作并不仅是“禹”的这一部分，但鲁迅主要是对顾的这一部分进行了质疑。 顾颉刚的其余工作，当然还有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不过这个太学术了，不是我想在这里说明的地方。顾颉刚关于禹的这一部分的工作，据他自己后来说撤去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非得用“上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者最伟大之一）”这样的称号评价顾颉刚，那么鲁迅就是让上世纪最伟大历史学家头疼的批评家。总而言之，我主要是评价他的有关争论，不想对他们做盖棺定论教科书的学术评价，这样的评价不是我现在所原或者所能做的。至于我对他的学术包括疑古思想的一般性的介绍，我以为是经得起最严肃的学术批评的，不存在任何低估的成分。
顾颉刚的疑古一方面确实有朴学传统，另一方面似乎还引入了西方史学的观点。这一部分的成就，当然有着很大的意义，因为我国的史学传统确实应该和西方史学传统有所沟通。但是这种沟通特别是顾颉刚的疑古那部分，我认为存在严重缺点，某种意义上和以前的经学观点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以前是靠皇帝的权威来确定学术的成就，现在靠西方的学术权威来确定学术的成就，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达到objective的史学治学方法。顾颉刚的疑古，使得中国现在的历史在西方看来是从商朝开始而不是从夏朝开始，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