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的选择记忆

       阿根廷著名诗人和小说家Jorge Luis Borges写了一篇文章《The wall and the books》, 用城墙来表示建设，用书来表示秦始皇消除记忆的破坏性工作。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秦始皇的焚书不是为了消除记忆， 但是这个说法颇有启发性，所以我准备用选择性记忆这样的题目来说明焚书事件的发生和历史演变。

        人们对于过去总是很难忘记的，刻意忘记过去是很痛苦的过程；但是过去逐渐地就被淡忘了，回忆往事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过去的事情，我们记住了一些，忘记了一些，所以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更为复杂的是，不同的人的选择性记忆是不同的。根据我的观察和统计，人们往往记住了别人施与自己的痛苦却很少记起自己给与别人的痛苦，所以大家在回忆痛苦的时候，自己往往躲落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回忆幸福的时候，自己又往往暴露在光辉的正中间。

       司马迁首先对焚书作出了他的选择性记忆。这篇文章作为大家记忆的源头，评论的起点，我们不妨先抄一段在此[1]。

        我们先看看博士淳于越的话：“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这句话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第一个问题：师古。

       师古并没有错误，但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未之闻也！”这个说法却很有问题。博士淳于越“没有听说过”也不是谦虚词，而是他觉得周青他们错了，拍马过头了。秦始皇并没有对他的态度作出批评。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秦始皇并不是听不得意见。

      秦始皇让大家讨论。于是李斯发表了长篇大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这句话说得很对。李斯之前的历史充分说明李斯的结论是有理有据的。

      那么李斯后面的历史呢？汉朝立国以后，杀诸姓王韩信，彭越，英布，汉朝并没有实行周朝那样的分封制度。当然汉朝的制度跟秦的制度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跟淳于越推崇的周朝的封建制度也不一样，是在中央统一下的分封制度。而且汉朝的分封制度也没有给王朝的稳定带来很大的好处，到了景帝就出现了“七国之乱”，幸亏有周亚夫等名将才平定了叛乱。到了王莽，汉儒们倒是想起来周制度的好处来，但是王莽没当几年皇帝就被刘秀打败，王莽也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汉朝的制度说明，中央集权的制度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和平。 汉以后的朝代，基本上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而且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唐朝的柳宗元就开始意识到集权是大势所趋，不是个人的力量能够阻挡的。元朝基本上是分封的制度，但是没过多久就被推翻了。宋明清的集权制度国家分别延续了三百多年。

         所以从后面的历史来看，也证明了淳于越的说法是错误的，李斯的意见是正确的。李斯和秦始皇建立的集权制度，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孔子以及后儒推崇的周文王的封建制度，毛泽东曾经写诗给郭沫若[2]说明了这个问题。司马迁由于跟李斯的时代相距太近，对于李斯和秦始皇的秦制度无法作出充分的判断。即使如此，李斯也没有因为焚书低估李斯的历史地位[3]。

        师古并不全是错的，人的成长总有模仿的阶段。那么儒家师古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因为儒家“师古”有一个巨大的的缺点，就是“不辨”。 特别是孟子流派的后儒，他们只知道以前谁说过什么，但是不知道先师为什么这么说，在哪一种条件下说的，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们再来看看李斯后面的议论：“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 ，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从这里看出，李斯并没有实行文化专政，更没有对儒家文化进行专政。他的目的是为了政令的统一，控制私学。他的方法至少在当时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战国时代私学盛行，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很大程度影响了政令的统一。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平原君窃符救赵，孟尝君狡兔三窟，他们的门客势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生死存亡。

      但是后儒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只看到了淳于越的意见没被采纳，却不管淳于越的意见正确与否，也不管淳于越意见的实质。他们还把李斯为了政令统一的焚书选择性地记忆成因为国家统一而实行的对儒家的文化专政。因为这个记忆作为借口，他们后来就开始对法家进行文化的专政，对其他文化进行专政。

      所以后来的文化专政应该是儒家思想造成的。把李斯的政策错误理解成因为国家统一的需要对文化实行专政的是后儒；对于前人的政策不加分辨就进行模仿的也是儒家思想。相反，李斯只要求法律的统一，并没有要求文化的统一。法家也只要求制度要适合时宜，从来没有要求后人必须模仿。 

    我们再看李斯的政令：“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就是说博士官可以藏诗书百家语。所以秦始皇李斯并没有要求把文献全部烧毁，相反诗书百家语都得到了保护。除非下面的官吏和帮闲在没有明白李斯政策的情况下盲目行动，才会造成司马迁所说的六艺缺。可惜我们一直没有认清到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没有能够及时总结教训，以至于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没有做好充分的估计，结果在全民的非理性狂欢中造成了对于文化、文物和知识分子的浩劫。

     所以儒家对于焚书的选择性记忆造成了历史上两大误解。一个就是到底是谁进行文化专制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文化典籍的被毁坏未必是因为法家的政策，而是因为下面的官员不能很好执行上面政策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因为儒家文化不加分辨只知讨好上级的缘故。

     当然私学的存在是否一定会影响国家政令的统一，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商榷。可以说，如果文化和政治结合太紧，那么私学确实会影响政令的统一。

     大概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恰恰是文人先提出的，到了清朝终于因为民族问题达到了顶峰。这个后话跟儒家关于焚书的选择性记忆也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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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髃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2]1973年，毛泽东在诗中谈论到了他们，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3]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