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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读边聊《翻身》记(二)

(2024-05-14 15:50:19) 下一个

抗战时,张庄一直处于沦陷区,没有经历过渐进的土改和减租减息运动,因此这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没经历过革命的农村的原始样貌。与其它地区比,张庄算是幸运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严重,地主和富农占有和控制的土地只有全部土地的31%。这主要是因为张庄处于太行山区边缘,土地贫瘠,不值得投资兼并。

在韩丁的眼中,张庄是破败不堪的:

“多少世纪来,虽然村子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于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到处都是。……有的乡绅用砖盖房。这种房子相传几代后还是完好的,而农民的茅屋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重建。”(P42)

张庄全村二百多户,总共人口一千多。虽然名为张庄,但张庄姓张的人并不多,这是因为村里的人口变化很大,每当歉收之年,张庄人口就大量外出逃荒,很多人都一去不复返,过不多久,外边的人又会把张庄人口填满,所以,张庄的姓氏特别杂。村里有土地六千余亩,平均每人大约六亩地,按理说,六亩地是可以养活一口人的。可因为大部分农民拥有的土地很少,而且收成大部分都交了地租,年成稍有不好(这是常态),就有农民饿死在自己的窝棚里。

张庄农民平时吃的很简单,主要是玉米面疙瘩,晚上则是饸饹渣子小米粥。只有七月份收麦子的时候,才能吃上两顿白面条。能吃上一个月白面条的只有村里最富的几户人家。除了粮食,大部分农民一年到头都是以腌萝卜为主菜,其它蔬菜择优茄子、白菜、韭菜,再就是野菜。

“张庄也经历过封建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千百年来,这个封建帝国不断地遭到侵略,并且两度被征服。它的统治在国内也曾被十八次之多的大起义所震撼,涉及的一省一县的起义更是多的不可胜数。但无论是外来征服还是内部起义,都始终没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基本形态。”(P49)

这个所谓的基本形态就是土地私有和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和拥有很少的土地。“即使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危机和动乱,也没有能够打破地主豪绅对于土地和佃农的支配关系。。。直到1949年,中国内地的许多地主还以为不可能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P49)

这让我想到电影《活着》里那个荒诞的情节,对土改浑然不觉的那个龙二,在解放前设计夺得了富贵的土地和家产,结果却成了富贵的替死鬼。龙二之所以绞尽脑汁夺取土地,就是这种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形成的超稳结构带来的信念。消灭这种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在地主看来就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韩丁书中语)。

张庄首富和最大的地主是申金河,他家直接拥有的土地并不多,只有140亩,有两个长工。此外,申金河还控制和管理村社北老社的30亩地。北老社名义上是慈善组织,实际上是申金河盘剥农民的机构。申金河生财之道很多,地租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高利贷才是其最主要生财之道。申金河高利贷的月息50%,借他高利贷的几乎都还不起,都会被他搞的家破人亡。张庄的一个中农叫师四孩,向申金河主持的北老社借了250块钱,可因为高额利息和利滚利,师四孩怎么也还不上,两年后,无奈将自己的36亩地,11间房子和驴子及大车都抵給了申金河,自己则变成了赤贫,全家都被赶到露天地里。多亏师四孩会木匠活,人缘好,有活做,一家人才没被饿死。

张庄另一个人就没这么幸运。一个叫韩生的老汉在村东头有三亩好地。申金河看上了。趁一次韩生有急事从他那借了26块钱之机,让韩生抵押了那三亩好地。韩生老汉自然是还不起这高利贷的,最后三亩好地被申金河霸占,韩生流离失所。

与申金河同姓的一个人,为了给老婆治病,从申金河那借了八块钱的高利贷,因为没什么可抵押的,就把自己的儿子申发良抵给他做长工,订了七年契约。可七年过去之后,申发良发现歉申金河的钱竟然比七年前还多。申金河用各种名目克扣他的工钱,增加他的债务。

驴十八说他的爷爷收不上地租,成了破落户,其实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农村剥削最残酷的不是地租,而是金融剥削,即所谓的高利贷剥削。张闻天在米脂县杨家沟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地主兼并土地的最主要手段就变典为买。而典价只有实际价格的三分之一,可见金融剥削之残酷。

杨白劳不是因为交不起地租自杀的,而是因为还不起黄世仁的高利贷自杀的。高利贷都伴随着暴力收贷,这是高利贷能够运行的铁律。旧社会,像杨白劳那样还不上高利贷,不得不卖女为奴的不在少数。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高利贷也一样伴随着暴力收贷。在已故总理李克强主持下的那场金融改革闹剧,一时间搅的中国乌烟瘴气。各种名目的高利贷都以金融改革的名义合法化了,金融骗子与黑社会沆瀣一气,大搞套路贷,校园贷,裸贷,而暴力收贷引发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任何时代,高利贷都是社会之恶。

申金河一家是典型的中国土地主,日子过的很节俭,攒下的银元都埋在自家后院,既不扩大再生产,也不搞农田基本建设。这种地主的存在既是工业化的障碍,也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毫无贡献。我相信,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很多地主并不像申金河和黄世仁那样心狠手辣,也不都是周扒皮,好心肠地主一定不少。我奶奶活着的时候经常提起我三爷扛活的地主老高家,说那家人跟佃户们走的很近,逢年过节还给佃户们送礼。但这并不等于说地主阶级不该消灭。地主阶级的反动性不在于其地主本人的性善性恶,而是这个阶级的存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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