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阅人间事，读圣贤书
“八一五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人拉家带口逃难回国。也许是受船上名额的限制，很多日本家庭都是把男孩子带走，女孩子扔下成为弃婴。
我在沈阳大院里的邻居王姨就是一个日本弃婴。王姨是文革后搬进我家大院的，与我家做邻居时间不长，前后大概十几年，但与我母亲关系很好。有什么事都喜欢找我母亲唠叨。王姨个子不高，很白净，王姨的老公田叔则是个一米八多的大个子，相貌堂堂，但说话有点结巴。因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田叔经常跑外，不怎么在家。王姨和田叔的三个孩子都是王姨照料，冬天做棉衣，夏天做裙子短裤，王姨都来找我母亲帮忙。王姨的两个大孩子是女孩，一个小的是男孩。三个孩子都长得很漂亮，都随田叔长得高高大大的。
我母亲对日本人非常熟悉，因为她小时候住的附近尽是日本人，都是在满洲飞机制造第一株式会社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看《小姨多鹤》电视剧时，母亲就夸孙莉演的好，说日本人走路就是那个样。可王姨是日本人我母亲没看出来。
王姨告诉我母亲，他是四岁时亲眼看着她那个日本军人的父亲剖腹自杀的。后来，她母亲带着哥哥走了，把她藏在屋里的拉格里（拉格就是closet），还给她手里塞了些吃的和一个小包裹，嘱咐她包裹别扔了，要带在身上，也许这辈子还能找到我。
王姨说，她在屋里呆了三天，吃的没有了，饿的哇哇地哭。也许哭声惊动了他的养父，一个拉三轮车的中年汉子发现了她。王姨说，她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养父。王姨说起自己往事的时候，她的养父已经去世了，可王姨还是说的泪流满面。说小的时候，养父什么好吃的都是可他吃，自从有了他以后，养父烟酒都忌了。每天拉三轮回来都会给她带好吃的。等他上学后，养父也是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王姨说，虽然不是亲生的，可比亲生的对我好。那时候，中日已经恢复了正常关系，有个什么组织已经多次联系王姨，要帮她寻找在日本的亲人。可王姨没有寻亲的意愿，说我早就是中国人了，日本话也不会说了，估计我母亲也早死了，还回去干啥呢。
一直到八十年代，我都上了大学，王姨也一直没回日本寻亲。这时王姨的几个孩子也都在长大了，大女儿都上高中了。虽然王姨的三个孩子长得都很漂亮，模样身材都没得说，还特别白净，但学习都一般般，考上大学可能性很低。王姨就和我母亲商量，说日本那边有人已经找到我的哥哥了，你说我是不是该回去看看。我母亲说，为孩子考虑的话，你该回去看看。看看还能不能适应。
原来，王姨的父亲是个日本将军，她母亲临走时给她包袱里塞了一个什么勋章，是他父亲的身份证明。王姨就是靠这个牌子找到的哥哥。王姨后来只身去了日本，没多久就回来了。回来就和我母亲发了一通牢骚，说她哥哥不敢认她，不是不知道她是他亲妹妹，而是担心遗产继承的问题不敢认。那时他哥哥的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家里的财产都分配完了。王姨说：真没想到，亲哥哥我一点没有亲热劲，看着就像个陌生人。没意思透了。母亲就劝他，这么多年没见面，哪能这么快就近乎呢。王姨自那之后就陷进去还是不去日本的纠结中。时常找我母亲唠叨。
一晃就到了王姨大女儿该上大学的时候了，这时候王姨才下决心要带一家人去日本，但田叔不愿意去，为此俩人吵了很多次。那时我父亲还活着，就逗田叔说：你中国话都说的都费劲，去了日本要说日本话，你行吗？弄得田叔是更加郁闷了。可中国父母总是以孩子为核心的，为了孩子自己啥都可以牺牲。所以最终王姨一家还是去了日本。
刚去日本的那些日子，王姨经常不给我母亲来信，说的都是在日本的种种不适应和一些新鲜事。说老田在那成天发牢骚，说没意思，吵着要回来。家里的各种漂亮的包装盒子一大堆，每个人都不舍得扔。那是八十年中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生活水平还差的很大。日本的先进也让王姨长了不少见识。后来，王姨还回来一次，给我母亲带了不少礼物，说现在逐渐适应了，日本政府对他们很照顾，老大已经上大学了，老二被模特学校看重，准备做服装模特了。王姨家的老二长得瘦高漂亮，确实做模特的料。
父亲去世后，母亲搬离了那个大院，与我住到一起。王姨和我母亲也失去了联系。再后来，王姨又回过一次我们那个大院，可老邻居基本都不在了。听见到王姨的人说，王姨一家现在过得挺好，大女儿去美国留学后留在美国工作了，二女儿做了模特，最小的儿子成了日本滑冰运动员。
现在王姨和田叔都老了，我们那个大院也被拆了，也不知道王姨和田叔是否还在想念在中国的日子。
王姨是幸运的，很多日本遗孤都像王姨那样被善良朴实的中国老百姓收养了，这些人后来回到日本后，也成为中日友好的积极分子。以前看过一个专门讲日本遗孤的书，我曾写过一个读书笔记，链接在此：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10578/201603/743851.html
里面摘录了书中的几段话，我现在再转载与此。
“当最后一批日侨登上客船后，沈阳日俘日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登上甲板为日侨送行。东北日侨联络总处负责人村野先生再三要求李修业讲话，李修业说：“你们回去以后，要细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来友谊，不要再带来刺刀。再见吧。”话虽简单平淡，却概括了中日关系和两国的国民性的巨大反差。”
“多年之后，那些有良心的日本人还常常提起当年中国人民的仁慈情怀。官崎市市长津村重光曾说：“我们的父母就是当年从那里回国的，他们曾得到当地人善意的帮助。”
名古屋退休教授间赖收芳说：“那年天气很冷，是葫芦岛人把我们上百名遣返者接回家中，给我们提供食宿，挽救了我们的生命。”
同为名古屋退休教授的小林清子回忆说，他亲眼所见就有30多名日侨在登船之前把孩子送给了中国人抚养。小林清子对此的解释是，给孩子留条活路。”
“母亲回忆说，当时最惨的就是那些在农村的日本人，其实就是开拓团团员，很多人把孩子就丢到路边，因为带着太小的孩子没法赶路，半路不是病死也得饿死，好多中国人就是在路边沟里捡的日本小孩。而城里工厂的日本人转运的很有秩序，基本都是全家一起回去的，没有丢下孩子不要的。所以，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大多是开拓团的孩子。开拓团团员其实大都是日本的穷苦农民。看过严歌苓的电视剧《小姨多鹤》的都知道，多鹤就是日本开拓团团员的孩子。”
朴实的劳动人民都是善良的，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大爱，但侧影之心一点不缺，就像小姨多鹤里姜武演的那个老农民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