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71)
正确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毛泽东
可如果干部腐败了，并且滥用权力，那什么样的好政策都会被执行歪了。
因为战争仍在进行，斗争还十分残酷，基层组织建设仓促粗放，上级部门来不及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思想觉悟教育和政策教育，而且对干部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导致相当大的农村干部在掌握了权力后迅速腐败。
张庄的民兵一直冲在斗争的第一线，是斗地主的积极分子，这些人不仅要时刻警惕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还冒着生命危险站岗放哨。因此，革命后他们就难免滋生出居功自傲的心理，认为自己在打倒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功劳大，应该享受革命果实。这种心理就是妥妥的阿Q革命的动机和心理表现，革命不过是为了要享受一下曾经地主享受的一切，睡一下以前睡不到的女人而已。
申玉兴和王满喜就是阿Q式革命者在胜利后腐化堕落的典型。
王满喜就是前面讲的觉得入党有地位才申请入党的那个农民，也是张庄的骨干民兵之一。因为入党动机不纯，也因为居功自傲，而且现在手里又有了枪，最重要是他们本身就具有流氓无产者的痞子特质，没有经过彻底的思想改造，翻身后很快就变成了村痞村霸。他不仅抢地主家的东西，也抢普通村民的东西，地主家的女人他不放过，普通农民家的女人他也要霸占。
另一个民兵申玉兴和王满喜差不多，一个长期的光棍，翻身后睡了农民侯金柱的媳妇后就一发不可收，非让金柱媳妇离婚跟他过。而且当着侯金柱的面公然调戏金柱媳妇，这霸道和混蛋劲和张庄过去的恶霸地主已经没啥两样了。
韩丁如实地记录了张庄农民干部的腐败行为并提出自己的质疑和分析：申玉兴和王满喜都是普通民兵。他们的品行虽然恶劣，可是胡作非为的并不只是他们两个人。这里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兵组织不能管住它的成员呢？为什么民兵队长不训诫他们，用纪律约束他们呢？要是第一任民兵队长张江子还在村里，他也许会这么做的，因为他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但正是这种忠诚使他在第一次扩兵运动中就报名参军了。他去前线以后，李洪恩替代他作了队长。李洪恩年轻、积极、热情，做起事来是个勇敢的领导，但他也像他许多部下一样，认为经历了一番艰险，就应该享受特权。这个缺点越来越严重，因为他对生活的享受和漂亮女人的追求，比那些最厉害的部下还要强烈。既然他自己也把晚上的时间花在搞别人的老婆上，那么要想指望他去整顿他的同伙，或者在其它方面为民兵组织树立一个好榜样，就是不现实的。
一九四七年初，村里最有能力的和经验三个人张天明、师富元和张贵才被提拔到区里任职，这导致张庄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也为腐败干部提供了机会和土壤，导致他们的恶行发展到惊人的程度。
张庄干部中表现最恶劣的是曾当过土匪和天主教徒的农会副主席王雨来，他也成为解放后张庄人最痛恨的人。
如果说申玉兴和王满喜的腐化堕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那王雨来的问题更为严重，他是从政治和组织上破坏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他在张庄公然培养自己的个人势力，
张庄的反特和治安工作本来由党支部书记兼治安主任张天明负责，可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治安员的王雨来，在没有得到张天明授权和委派的情况下，却自行其事地当起了村里的治保主任。他每天在村里到处溜达，表面上是查看治安情况，实质上是在耍威风。谁要是不服他，他就给扣上一个勾结国民党的罪名，或者直接扣上一个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当然，王雨来这样做也不是单纯地为了耍威风，而是要通过这种威胁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王雨来伪装积极分子非常成功，他通过捕风捉影和故意打击报复的极左手段，成为了对敌斗争的积极分子，并成功欺骗了当时的区长，把他当作了革命的积极分子，不仅自己当上了张庄农会付会长，而且儿子也在区长的提议下当上了张庄治安主任张天明的助手。
心狠手辣的王雨来不仅对所谓的反革命（基本是王雨来给胡乱定性的）凶狠残暴，连对自己准亲家都一样心狠手辣。他儿子买了个媳妇，是张庄最漂亮的女孩申仙娥。可女孩才十四岁，亲家想推迟婚期，竟遭到他的怒骂和诬陷，说他亲家是特务，还把亲家公抓起来吊打，逼着亲家跟儿子成婚，还对女孩说，为了保住你爹的命，你必须谎报年龄赶紧成婚。简直比黄世仁逼杨白劳卖喜儿还狠毒。
后来因为逼婚，王雨来被撤了干部职位，但他儿子还是娶了申仙娥。倒霉的姑娘自此犹如进了魔窟。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就发现党的队伍里存在很多假公济私的人，于是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里批评说：某些人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时候，常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他对于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个人的利益；或者假公营私，借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借口原则问题，借口党的利益，用这些大帽子去打击报复他私人所怀恨的同志。
其实在整个潞城地区，像张庄干部民兵这样强迫命令、任意打人、脱离群众腐败堕落的流氓行为并不是个别现象。很多村庄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张庄的问题。一九四七春天，太行地区政府和党委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开展了一场洗脸擦黑运动。但这场运动在潞城县第五区并不成功，因为区干部害怕了，因为群众的严重不满和激烈的揭发语言，让他们担心教育和改造干部的运动变成一场反革命运动。这种虎头蛇尾的干部教育运动就和建国后的大鸣大放变成反右一样，各级党委成了最大的纠错阻力。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的第一个阻力也是来自各级党委。逼的毛泽东不得不踢开党委闹革命，甚至还砸烂了公检法，其原因与当年潞城的情况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韩丁对整个土改运动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待这场历史性大革命，并提出新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整个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前景仍不十分肯定。这场动荡好像一股旋风席卷了张庄，摧毁了旧的地主佃农制度，把它砸得粉碎，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有谁为它发出哀鸣的话，那只是很少数的人。但是替代它的也不过是一鳞半爪、未具雏形的东西。剥削和特权，有时在改头换面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几乎没有什么被永久地确定下来。建立在千百年传统之上，并且由风俗、宗教、儒家伦理和雇佣军的赤裸裸暴力支持着的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农民暂时取代了。他们苦大仇深，积极热情，勇于创造，向往美好的新世界。然而他们还有私心，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滥用特权的歧途。在突然被推上领导地位之后，既有成百荷枪实弹的民兵做后盾，又有绝大多数分到果实的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将如何行使自己新得到的权力呢？
这些领导认识从旧社会的污泥中爬出来的，身上还带有其出身的印记，他们有没有见识和能力来纠正那些损害运动的过火行为呢？他们能不能摈弃凭着领导地位而取得的一些特权利益，领导所有穷人站起来，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搞大生产----包括自耕、互助和集体耕种，使张庄摆脱过去那种绝境呢？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谁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