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阅人间事，读圣贤书
深层政府（Deep State）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这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景观。
按剑桥词典的解释，深层政府（Deep State）是指非经民选的，由军队、警察、政治团体等所组成，为保护其利益而秘密控制国家的集团。原来针对的是土耳其的MKA组织。而实际上，深层政府概念被运用的更为广泛，使得剑桥词典的解释难以覆盖基于深层政府的各种阴谋论。在美国最早用这个阴谋论攻击政敌的是麦卡锡，麦卡锡主义就是以怀疑美国存在一个共产党的深层政府为依据的，他甚至怀疑马歇尔也是为苏联服务的。美国社会有各种涉及深层政府的阴谋论，如：军工集团深层政府、共济会、犹太复国主义深层政府。博尔顿就被认为是双重国籍者，暗地里服务于犹太复国主义利益集团。连奥巴马也被认为是新的正在兴起的寡头统治的世界政府的傀儡。而川普所说的深层政府到底指的什么，他没有明确指出，但看他的演讲，他心中的深层政府肯定是包括一些所谓制造假新闻的媒体。至于这些媒体背后是谁他没说。
阴谋论政治文化在美国很盛行，和言论自由有关，也与美国一些扑朔迷离的政治事件有关。比如：肯尼迪到底是被谁暗杀的到现在也是疑窦重重。911之后不久，网上就流传出911 的阴谋论。而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危机也被认为是设计好的，是为了削弱世界各国的主权，以创造新形式的世界银行。其实这多少反应了现实，并不只是阴谋论的妄想。另一方面这也反应了美国政治的特点及复杂性，即政府及政府政策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并不一定代表大众利益，因此也很难形成共识。美国进步运动时期的著名人物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在他的代表作《美国生活的承诺》（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中呼吁一个积极的政府，一个能够促进所有公民福利的政府，而不是只服务于少数人的政府。这说明民主制的美国也一样没有解决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也难怪波普尔认为，西方民主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其作用只是防止了独裁。选举民主制与实质性民主还要很大的距离，就像程序正义并不代表结果正义一样。
不是只有右翼才用深层政府阴谋论来攻击政敌，左翼也一样，只是左翼不大使用深层政府，而是用金主政治。《Dark Money》这本书通篇都是在揭露金主政治在各个领域的暗中操作。而在一些摆脱了党派政治观念的美国异见人士看来，美国的两党没什么区别，都是服务于背后的金融寡头。
在美国，超级富豪普遍利用他们的巨额财富来影响和制定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政策，同时阻挠那些影响他们利益的政策的出台。比如共和党掌权的地区就比其它地区更反对税收和法规。共和党人更依赖于少数捐款人。最为明显的就是柯赫家族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影响了。
很多人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难以理解。因为美国的表现在西方国家中很另类。川普的说法是美国如果不退群就会当冤大头，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表态，其实深层原因则是背后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
柯赫工业是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最大的捐赠者。它向该委员会的31名共和党人和5名民主党人捐了赠款。当然，柯赫的钱也不是白给的，他的投资很快获得回报。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签署了一份不同寻常的承诺，宣誓效忠柯赫家族的议程，即承诺反对任何形式的碳排放税。“无气候税”成了美国2008年最新奇的发明。到了2011年共有156位国会议员签署了柯赫家族的反气候税的承诺。而新任共和党议员格里菲斯迅速成为向主流气候学家发难的怀疑论者。
2012年，根据美国环保署统计，共有8000家美国公司排放有毒和致癌物质，柯赫工业公司名列第一，那一年它制造了9.5亿磅的危险物质，其中向空中，水和土壤里排放了5680万磅，成为美国五大污染源之一。同时，柯赫工业也是美国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每年向大气中排放2400万吨的二氧化碳，相当于500万辆汽车的排放量。
现任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当时也加入了为柯赫辩护的队伍当中。来自柯赫工业公司总部堪萨斯州威奇塔市的蓬佩奥与柯赫兄弟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柯赫曾向蓬佩奥建立的一家航空航天公司投过一笔钱，至于投了多少钱，一直不为外界所知。鉴于他与柯赫兄弟的亲密关系，他被称为来自柯赫公司的国会议员。他当上议员后，就积极支持柯赫工业公司的两项立法提案，反对奥巴马计划建立温室气体排放单位在环保署公开注册和消费者对不安全产品投诉的数据库计划。
佛州共和党新星，古巴难民后代，马可.卢比奥也同样是柯赫家族的座上宾。他击败温和派竞选对手，靠的是柯赫基金研讨会的49名捐助者的助选。
议员们背后有资助者，总统何尝不是。罗斯福说：总统是选择出来的，不是选举出来的。这多少道出了美国政治的一些秘密。奥巴马上台前，曾发誓要与华尔街作斗争，可上台后就变了卦。2008年经济危机，奥巴马不顾人民的反对，花了23.7万亿美元用来救市，这些钱都流入了制造危机的那些金融机构。不能怪美国人民不选民主党，你已改变立场，代表金融寡头的利益了，为啥还要选你啊。所以，老百姓宁肯选一个不靠谱的特朗普，也不选虚伪的政客了。
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建立的奇葩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缩写：ALEC）即是其一。这不是美国政府机构，而是美国一个右翼政治团体，其使命是为能源企业争取政策利益，具体工作是为各州议员起草法律草案，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具有行动力的反环保组织。他们一向致力于反对地球变暖的说法，当然这不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服务于那些会因碳税和环保影响其利益的能源类企业。柯赫工业公司就是这类企业中最重要的一家。
2014年易趣和谷歌加入ALEC不到一年就在环保组织的抗议下相继退出该组织，谷歌执行主席埃里克谴责ALEC在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在说谎。因为易趣和谷歌并不排放任何污染物，没有必要参合到ALEC的行动中去，做费力不调好的事。 2015年，英国石油企业不堪国内环保组织的压力宣布退出ALEC。2018年，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也宣布退出ALEC，理由是该委员会试图说服各州撤销奥巴马时代的气候监管条令。但这都没有改变ALEC反对环保，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为能源企业站台的立场。
“自由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研究主管柯特. 戴维斯（Kert. Davies）花了几个月时间试图追踪一个流入非盈利组织和那些主要发言人网络的资金，这些非营利组织和发言人都否认全球变暖的现实，好像在用同样的话语脚本工作。戴维斯发现，从2005年到2008年，这些资金有一个单一的来源—柯赫家族。柯赫家族向这数十个不同组织投入了近2500万美元，用以反对气候改革。为此，绿色和平最值把柯赫工业公司封为气候科学否认之王。”（见《Dark Money》）。
而另一个研究者，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教授罗伯特发现柯赫家族在2003年到2010年期间，花费了5亿美元，通过伪装的免税慈善活动来操纵和误导公众，以控制舆论对柯赫家族利益的威胁。
关于气候变暖以及欧盟发起的碳税议题，在美国也同样引起阴谋论。有一些既不是右翼，也不是左翼的爱国人士认为，欧盟发起的碳税议题是想成立世界政府，奴役和控制美国。这些阴谋论也被反环保的石化集团所利用。
柯赫创立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不断抛出所谓的科学研究报告，如：《启示录：科学、经济、环境主义和气候恐惧：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担心全球变暖》这种反环保报告。卡托研究所的负责人克莱恩坚持说：“今天的北极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全球变暖理论只是让政府对经济有更多的控制。”
美国石油学会也沦为石化煤炭利益集团的吹鼓手。1998年，该学会花费200万美元搞了一个秘密计划，该计划要求招募对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并培训他们从事公共关系，为石化煤炭利益集团代言，以混淆媒体和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全球变暖问题本来是个科学课题，本身也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是单纯的科学界辩论，无可非议，但通过暗金操作，把单纯的科学议题转变为政治话题就是一种金主政治的腐败行为。
反环保的右翼集团因为自己的利益关系，很难说服公众相信的他们的论调。于是他们高薪聘请美国著名沟通专家、民调权威Frank Luntz来为他们出谋划策。伦茨告诉他们：如果想赢得反环保的胜利，必须把自己打扮成环保主义者，切忌不能提出经济论据。换句话说，反对环保的石化集团绝不能说出心中的秘密和真实的动机。
由于金钱的染指和暗箱操作，本来应该代表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的民主党也逐渐右转。“哈佛大学的Thada Skocpol通过数据研究发现，自从政治学家开始记录对立法者的定量测试以来，众议院向极右迈出了最大一步。”（见《Dark Money》）
因为拥有巨额财富，富豪们趋向于将金钱转换成权力，包括话语权和封杀话语的权力。在本书作者连续在《纽约客》上发表揭露柯赫家族暗金运作的文章后，柯赫通过一家公司高薪雇佣了六名特工专门对作者进行污蔑和攻击。他们负责专门挖掘作者的负面信息，找不到就创造负面信息，诽谤加造谣。这伎俩很类似于FBI的创始人胡佛对付马丁.路德金的招数。
美国超级富豪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家族的利益，期望财富能够代代相传，不被剥夺。而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可能不损害大众的利益，这里没有共同利益的空间。这些人敌视的是工会、环保、税收以及政府管制，而这些恰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进步运动时期美国有良知的人士与富豪们斗争的结果。
美国记者Chrystia Freeland在其《冥王星：新全球超级富豪的崛起和所有人的堕落》一书中，描述了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如何几乎普遍地利用这些资源来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政策。美国当然毫不例外，一些研究表明，近年来，这种趋势在美国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扭曲了政治。政治学家德鲁特曼（Lee Drutman）在他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财富在美国的日益集中导致了更多的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尤其是右翼的极端主义。
从内战到民权运动，美国各州，尤其是南方的各州右翼一直反对联邦政府的管制，强调地方的权力。因此，他们常常抵制联邦政府的政策。这也是美国政府处理国内问题最为棘手的关键症结。总统处理内政问题困难重重，只好把注意力放到对外事务上，这样更容易获得政绩，有利于连任。特朗普一上台就开打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战，也是受制于其处理国内问题的能力。民主制衡的负面效应就是权力的碎片化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
现在的美国家族富豪很多都是富二代、富三代，乃至富N代，他们都忘了美国当初设置个人所得税的目的。这些富N代们常常以个人权力和自由的卫道士面目出现，攻击政府的各项税收是对自由和个人权力的侵犯，是专制和暴政。甚至有的富豪宣称应向穷人征税，忘了当初设立个人所得税的目的就是要遏制贫富差距。
美国进步自由中心主席那拉坦登说：当寡头们控制了政府的杠杆时，他们可以分得赃款，而且是通过税收政策合法得到的。
在两党的共同支持下，小布什时期就已将股息收入税从39.6%大幅降到15%。将资本利得税从20%降到15%。这些降税都是有利于富人的。这使得富人的实际税负低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
雷恩的减税和削减预算方案为富人减税2.4万亿，削减预算6.2万亿。纽约时报称其为反罗宾逊计划，也即反劫富济贫政策，将财富从底层抽向富裕阶层。这个预算方案将导致180万人拿不到食品券，28万儿童失去学校午餐补贴，30万儿童丧失医疗保险。尽管如此，该计划还是成功出台，为这一计划唱赞歌的是卡托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和一些反税收组织。尽管表面上这些组织机构的说辞多种多样，但都赞成减税和削减支出，因为它们的资金都来自科赫的暗金。
柯赫家族与美国最富有的十六个家族，包括创办安利的德沃斯家族，创办沃尔玛的沃顿家族和玛莎糖果家族等，多年来一直协调一个旨在削减和最终取消遗产税的活动。根据2006年的一份报告，这十六个家族在税收改革中获益710亿美元。这也是他们自掏腰包花5亿美元去游说的原因。这种金主政治算不算一种合法的腐败呢？
科赫做的不仅仅是支持中意的参选政客，而且为这些政客以及知识分子提供剧本和台词，因为在科赫看来，参选政客们不过是舞台上的演员而已，而剧本和台词要由科赫们来提供。
有些超级富豪不仅支持本阶层的代理人执政，也亲自上台执政，但他们亲自上台往往要招致严格的审查和强烈的批评，所以超级富豪亲自上台理政都要做出不为本阶级服务，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执政的姿态，比如布隆伯格就一分钱工资不拿。但有的人则表现的太过明显，如北卡首富颇普（Pope）当选为州长后，虽然只拿本职位一半的工资，但他上台后改革了北卡的税法，使税法更有利于富人。而推动立法改革的力量似乎来自独立的两个智囊团，诡异的是这两个右翼智囊团----约翰.洛克基金会和奇维斯塔研究所都是颇普投资1.5亿美元创立的。在2010年至2012年仅仅两年之间，颇普就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投资了6000万美元。金主政治就是把金钱转换成政治权利，而意识形态则是政治权利的基础。
1981年最富阶层支付的所得税税率是50%，可从七十年代美国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三十年时间里，富人成功地将本阶层的税率降了三分之一，而最富有的0.01%的人则成功降了一半的税。也就是从那时起，美国启动了贫富分化的车轮，罗斯福时期建立起的中产阶级社会一步步被侵蚀。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法机构为了回应最富有的人的政治压力。税负的如此不平衡来自于经济权利导致的政治权利不平衡。美国当初设置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的是富人。目的是为了调节收入失衡，贫富过度分化。比如二战时期，富人最高所得税达到94%（这个和克鲁格曼的数据不符，克鲁格曼说二战时期最高税率为74%）。尽管有些富豪，如斯凯夫.梅隆通过精心设计的私人基金避免了这个高额税负，但大部分富人是为国家缴纳了高昂的爱国税的。
避税和减税对于右翼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对财产权的保护。他们成功地把税收变成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
其实，这个世界最危险的不是贫富分化，而是阶级固化。而比阶级固化更危险的则是阶级之间丧失对话和沟通能力。这种状况在美国已经普遍存在，而中国正在这一问题上紧步美国后尘。
有一个杰茨费拉德与海明威的对话，极其生动地描述了这种阶级之间的隔膜。
杰茨费拉德问海明威：你知道富人有何不同吗？
海明威：他们有更多的钱。
杰茨费拉德：不只如此，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右翼自由主义这不仅反对税收，反对政府管制，反对环保和所谓的大政府，他们也反工会，反偏向穷人的医保。总之，他们反对一切社会进步运动和罗斯福新政带来的进步措施，试图把美国重新来回自由放任的镀金时代。
黑石公司老板斯瓦茨曼要求对穷人征税。威斯康辛州的女首富戴安娜.亨德里克自己一分钱税都不交，却抨击年薪只有五万多的教师过度放纵，让国家财政破产。美国教师工会是美国剩下的最大的一个工会了。美国工会的入会率，从二战结束时的31%已经跌至目前的7%。可即使这样，右翼自由主义者仍然拼命抨击工会。好像美国的CEO可以挣到普通员工工资的500倍不是腐败和放纵，而挣五万年薪的教师却成了美国财政赤字的罪人。这些富豪们真的是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啊。
共和党的梅多斯号召共和党用钱包的力量阻止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方案。共有79名共和党议员签署了这一法案。如果奥巴马不听他们的，他们就断绝一切资金支持。
按芬克的说法，美国政治版图被一分为三，其中一部分是支持科赫观点的自由主义市场派，与其对立的则是自由主义左派，而最大的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第三方，也即沉默的大多数。所以芬克说，谁能争取到中间派支持，谁就是赢者。观察近些年的美国政治，天平似乎在向极端左翼，即民粹主义方向倾斜。这一方面是对极端右翼的反弹，也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美国社会深层矛盾的反应。特朗普能够上台就说明，全球化受益者（跨国资本及其所属的精英）与全球化是受损者（产业工人）的矛盾已经尖锐化。前几天刚看了BBC拍的一个纪录片《The Team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专门介绍的是德州地区支持和反对特朗普当选的选民的不同心态。支持特朗普的是那些因为产业转移而失业的白人蓝领，反对特朗普的则是有色人种。
新自由主义也即右翼自由主义者也有貌似合理的理论和有关公平的解释，他们认为机会均等就是公平的体现。这其实只是强者的公平观，是丛林主义的公平观。试问：羊和狼如何公平竞争？他们的平等机会在哪里？如果说机会均等有其公平性的话，那也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原初状态。比如假设一批人到了一个新的星球，大家都是赤手空拳开垦土地。这时大家的机会是均等的，每个人的条件也基本相等。可在现实世界里，这样的机会均等是不存在的。比如：一个财大气粗、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美国企业按照机会均等、自由竞争的原则来到一个非洲国家与当地的小企业竞争，那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非洲企业全部被灭掉。
所以《正义论》作者，美国社群主义哲学家罗尔斯就反驳了这个所谓的机会均等的公平观，提出了差异性原则的公平理念。差异性原则是这样解释公平政策的，即：要真正体现公平，就要用不平等的分配政策来补偿社会最少受惠群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而不是遵循什么机会均等。从这一点看，罗尔斯的正义观类似于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
也正是基于差异性原则，第三世界国家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才是合理和具有正义性的。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才允许对发展中国家加入该组织时实行优惠政策。
可机会均等这个漏洞百出的平等理论却一时间成为主流平等观，是人们的智慧不够吗？显然不是，究其根本则是私心所致。所以我认为。无私者安天下。不管 是治理国家，还是治理全球，都需要无私的领导人和无私的治理理念才可以实现良性治理。像特朗普这种美国优先的治理理念，已经无法领导世界。当老大是要有担当的、有付出的。中国人都明白，财聚人散，才散人聚的道理，可特朗普不明白。他忘了美国是怎么当上西方老大的了。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欧洲就很可能全盘社会主义化，美国还如何领导西方世界呢？看得出来特朗普也不想领导世界，他的商人思维左右了他的执政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很可能退回到孤立主义（这对美国和世界其实并不是坏事）。亨廷顿就认为，美国如果要保住西方文化不受侵蚀，最好的办法就是战略收缩，不要在世界各地输出西方价值观，而是要尽量使西方内部的价值观不被多元化所分解和消融。
新自由主义造成了诸多的全球治理难题，如：贫困、战乱、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等等。最明显的就是在环境治理和缩小贫富差距上的无所作为。G20国家占有了世界财富的80%，剩下的一百多个国家才占有20%的财富。这样的全球治理结果，怎么会让世界越变越好呢？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才应该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
埃及左翼政治活动家萨米尔.阿明在其《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一书中对“无边界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了抨击。他指出：战后四十年，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表现在越来越远离人道主义。作者认为自由市场万能论更是一个资本主义一直没有放弃的乌托邦。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仅造成全球财富分配越来越趋向于两极分化，也反噬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在发达国家内部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分析了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数据后得出结论：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劳动收益率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资本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确实能创造出更多GDP，但却给世界造成很多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个世界没有单纯的经济学，也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和社会问题不是经济学的外部问题，而是经济学必须认识到的约束条件。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茨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柏林墙倒塌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金融危机象征着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连格林斯潘也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错误的。人类科技进步发展到今天，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经济财富，可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主义的顽疾却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的确需要我们从思想和制度上来反思。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