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71)
始于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年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是现代中国人思想观念变化最剧烈的三十年。三十年前，从长期闭关锁国和极左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的中国人，突然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不仅是兴奋和激动，更多的是懵懂眩晕和自卑自叹。
自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一年的多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首先是粉碎了“四人帮”，接着是邓小平的重新出来工作，然后是恢复高考。那时候，世界的目光还没有聚焦在这个古老的国家，这个在西方人眼中神秘的国家发生的事到底对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没人能够想象到。当时的中国，除了人口众多和历史悠久之外，没有什么为世人所称道的东西。
当今天，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亲历这段辉煌历史的中国人，除了将我们的目光探向遥远的未来，更应该回向这段历史起步的那一天。在重温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许能获得更多的启示和对未来的思索。
一九七八年，对于饱经沧桑的古老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普通年份。按照中国的农历，那一年是马年。牛马年，好种田。所以这一年被中国人认为是祥瑞的一年。
相信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谁都对一九七八年印象深刻。一九七八年有太多的历史要书写，有太多的激情要抒发，有太多的人物要被载入史册。然而，对于亲历那段历史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这一年是充满希望和满怀憧憬的一年。
一九七八年对于多数经历了文革的那那代人来说，是一个黑暗隐退、阴霾消散、光明重新升起的一年。那一年的第一天，代表中国官方最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著名的元旦社论 ---- 《光明的中国》。尽管《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而社论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充满那个时代的政治术语和套话，可这篇社论却真实地反映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当时的心声。
让我们摘录社论的开头的部分来感受一下当时的政治空气，看是否能从那些政治套话中体会出一点人们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
“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向何处去？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的伟大旗帜，八亿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周围；看到了华主席领导我们抓纲治国，举国上下安定团结，生产建设蒸蒸日上；看到了扫除“四害”，中国的大好河山更加壮丽多彩，中国革命的航船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破浪前进。”
让我们再选取该社论的最后一段，也许这仅仅两句话，就会把我们重新带回那个充满豪情的年代。“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毛主席为我们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定要胜利，一定能胜利，光明的中国一定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一九七八不仅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也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家自我反思的一年。被颠倒了要重新颠倒回来，被打倒的被重新扶起来。因此也可以说，这一年也是中国疗伤的一年。 1978 年 4 月 4 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获得中央批准，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拨乱反正工作。在随后的 79 年，中共中央又推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 题的决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摘掉了帽子。这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凝聚力，焕发了人们参与改革的热情。
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不会奇怪那一年为什么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一年。亲历那个时代的人不会忘记那些以伤痕文学著称的作家： 卢新华（ 伤 痕）、陈建功（飘逝的花头巾）、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张贤亮（灵与肉）、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孔捷生（在小河那边）。
一九七八是思想解放的一年。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学校不久 ，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真理只有一个》的文章，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紧接着在 5 月 11 日 ，《光 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随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打破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武器。也正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奇迹。
可在当时，这篇文章的发表和随后引起的大讨论却有很多不为当时人所知的幕后斗争。从现在公布的资料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是最初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福明所写，后有很多人参与修改。文章发表后，曾受到党内“凡是派”和坚持极左观念的势力的激烈反对，主管宣传的汪东兴质问中宣部，称这篇文章 “ 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 。 而《红旗》杂志主编不仅拒绝转发此文，而且还打电话给新华社长指出此文是错误的。可见党内当时的思想斗争是异常激烈的。下面是从网上古沟的一段对那段历史的记录：
“为了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责难，胡耀邦顶住压力，在中央党校组织了第二篇重要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文风犀利地逐条批驳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指责，6月24日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这之后，胡耀邦又组织撰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出，9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从而把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发表后，汪东兴对讨论继续施加压力。华国锋也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不表态 ”、“ 不卷入”。在他们的支持下，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这场争论长时间保持沉默。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断展开和深入，邓小平对一些给这场讨论制造障碍的人进行了批评。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要求他不要再 “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 “ 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 。第二天，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进行了一次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发动的这场讨论。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是个好班子。他还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 “两个凡是”。
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应《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中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谭震林又不愿删改，只好将文稿报送中央常委裁决。11月中旬，邓小平通过谭震林的文章的批示，严肃地批评了《红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消极态度。他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的展开和深入。” （来源《邓小平在历次论争中》 姜淑萍 张明杰 张曙编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一书）
一九七八年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奠定出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当全国青年沉浸在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的备考的亢奋和紧张之中时，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宗福先却在为 1976 年发生在北京的“四、五”运动激动着，为周总理的伟大人格和情操感动着。他夜不成寐，奋笔疾书，在上海温暖的春夜里，连续 20 几个日夜，含着热泪创作出后来轰动全中国的话剧《于无声处》。这部话剧按今天的眼光来看，艺术性不算高，可在 30 年前那个特殊的时刻，却如一声惊雷震动着中国政坛和长久缺乏思考能力的中国人。那部两个多小时的话剧里最激动人心的一句话到今天仍然有意义，那就是“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该剧先在上海公演，然后在当年 11 月份赴京公演，为促进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平反起到推波逐澜的作用。在京公演后没几天，也就是 11 月 15 日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为因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而蒙冤的所有人平反昭雪。而在同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宣布将出版收录大约 600 余篇各种形式诗歌的《天安门广场诗抄》。
一九七八年对中国的大学也是很奇特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大学在一年当中迎来了两批新生。这两届学生是新中国教育史最具特色的一群，他们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希望和梦想，也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和骄子，这也注定让他们必将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那两届大学生的背景五花八门，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的职业，最多的当然是知青。年龄的差距甚至达到有辈分之别的程度。而如今，那些当年意气风发的年青人已经两鬓如霜，他们已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骨干，正在推动着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今后的十年，他们将成为主导中国走向的主要力量。
其实一九七八年最值得记载的不是发生在城市里的这些对罪恶的清算和痛苦的倾诉，也不是那些眼花缭乱的官方文件和思想界的各种激动人心的讨论，而是发生在中国偏远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在那个冬天的壮举。这些农民不懂得马列主义，也不懂得什么叫思想解放，什么是真理标准，可他们知道怎样才能让大家吃饱饭。他们冒着坐牢的风险，秘密签下了一个后来改变了中国农村命运的生死状。他们创造了一个到现在还在实行的农业生产的新体制 ---- 家庭联产承包制。
尽管那带有 18 个农民签字的承包书现在已经被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可是在当时这还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这个一直被反复争议的创举一直到 1982 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下达才宣告正式结束。
让波澜壮阔的一九七八 隆重落幕的最后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是在这次全会 果断地停止使用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这个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是由这次全会拉开序幕的。因此，我们把一九七八作为改革开放的起始年。三十年的今天，已经面貌一新的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亲历了改革开放的这代人是否还有当年的勇气和智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和谐发展而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呢？
深夜无眠，遥望星空，我心中默默祈祷，祝愿我那饱经忧患的祖国，能够真正抛去精神上的枷锁，迎来光明灿烂的明天。
当每个人都清楚什么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时，党，人大，政府是站在推动一面还是阻拦一面，每一个行为都是在为自己写将来的历史。。。
相信国人都是明理人，希望在前。
谢谢分享好文章， 帮助咱们了解这段历史。
娓娓说得很棒啊，赞同，佩服：））
即将过去的这个三十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最宽松的年代，希望它可以持久地发展下去，为了中国的进一步振兴，需要海内外的华人一起努力。
过去常常因为我们在人文理论上落后，实际行动中给西方很多空子可钻。他们看不起我们的政治，而偏偏我们的政治又没有开明到令人信服的地步。政治的不开明就是要挨打和受欺，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在继续证明着。
希望中国政府好好治理我们的国家，虽然不被人抓小辫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做到更好，只要我们努力。而且方方面面都要强大起来，特别是人文治理国家的各方面，使我们的后代不再白受人欺负。
中国真的没有很多时间再拖延了，再不全方面的自强起来，就要大大吃亏和更加被动。
现在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关键时刻，如果我们把握不好，那将会又去沉睡很多年，百年还是又一个千年？为中国的未来，现在每一步都应该稳重和富于远见。
现在远不是我们显示实力去迈大步张扬自我、更不是我们可以就此骄傲的时候。
百年前的老佛爷就是持过时的政治和治国观念才把中国开始拖进这贫脊到骨的深渊。后来的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大跃进，特别是文革等等，这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对中国民众都是只有提取民膏而不屑于休养民生的时代。内忧外患一个接一个，终于致使中国彻底沦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我们有今天不容易，应当珍惜和进一步持有谦虚的精神继续振兴中国。
如今中国城市是好了很多，但那些更纵深土地上的农村（包括西藏）呢？农民们能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吗？经济大大限制了他们。他们仍旧是世界上最赤贫的人群，记住他们也是中国人！是广大的农民养活了我们世世代代，因为中国仰农抑商几千年，直到最近这几十年才活份点儿，但就这时我们已把农民的奉献忘却了，他们竟然变成了我们的负担了？中国农民不富，中国永远还是个穷国。
政府应当公平，给予更多的好处和多方面的机会（例如民间集资办事、私人银行等等）于国人更确切说是大陆人而非外国人等。我们需要更开明的政府、更晴朗的法律、更有正气的民风......
同意你上述观点。仅在这里提一句关于最近的西藏问题。它再一次更加提醒我们要政治开明。因为即使达赖百年之后也不会结了西藏少数人要独立这个孽缘，而且可能更变本加厉。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的是加大力度的开明政治和更加有力的清澄而独立的法律，更需要人心人性的真正回归。
中国的今天是比以前好很多，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谢谢为人父，并问候周末好！
这一代的领导人上台之后,很多人说他们会领导中国大步前进,对他们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可我怎么觉得他们不象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好呢.
不过今年倒是有不少好的契机,可以展现一下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和气魄如何,可别让咱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