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阅人间事，读圣贤书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既令人瞩目，又令人失望。许多人认为，虽然双方分歧严重，但既然讨论的问题涉及到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要甚么样的现代化，以甚么方式实现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就希望争论双方能心平气和，表现出学者风度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讨论深入。
争论的水准和气氛不令人满意，从根本上说与参与者的整体思想学术素养不高有关，这是有待包括本文笔者在内的人今后努力提高的。另外，也与新左派的学风有关，我在下面将用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当然，这决不能说明我本人或与我观点一致的人就没有学风问题。我希望所有的问题都被指出来，以利於当事人自省，求得提高学术争论水平。
争论中，自由主义者被反覆指责为只关心个人自由、知识份子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而不关心弱者的权利、不要社会公正，甚至替腐败辩护。例如，甘阳说：“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读书》1991年1 月号第85页）俗说话，众口铄金，现在，一些即使是支持或同情自由主义的人，也觉得自由主义有不关注社会公正的缺陷。但是，我从未发现以上指责有文本根据，甘阳的攻击既多又猛，但从未指出究竟是谁，有甚么主张，其他新左派的抨击也从无具体引证。相反，我却明确列出了自由主义者强烈主张社会公正的文本根据。（见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载《开放时代》1999年5 －6 月号第47页）
这很简单，因为其中一些文章，就是备受新左派攻击的朱学勤和我本人写的。
我现在倒想反过来问一下新左派朋友们：你们能引证多少文本或事例，说明在你们在把社会公正问题当棍子打自由主义之前，就研究和阐发过这个问题，为社会公正大声疾呼？
在我看来，学风问题是新左派的通病。为了免蹈对方“只指控，不举证”的覆辙，让我对本文前面所说及的三人的学风问题举例加以说明。
一、先说崔之元
崔之元的学风问题是卞悟在与之论争时立刻就觉察到的，现只引证卞悟批评其学风问题之一例：“崔先生在与美国人用英文合写的文章中盛称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与农民结成‘伙伴关系’并百般‘帮忙’，但在以汉语写的批驳我的文章中却又说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弃农民於不顾，即使偶有帮助也是非‘常态’的‘短期结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参见卞悟《“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问崔之元先生》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8 月号第134 页。崔之元论点矛盾的两文，分别见《以俄为鉴看中国》（与Roberto Mangabeira Unqer合写）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 月号第19页，《三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4 月号第133 页。）用英文写的，美国人可能读到的文章，就说美国政府好，而中文文章就说美国政府不好，论者质疑崔之元的写作动机，那是自然的。退一步讲，在同一场论战中，也不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呀。
崔之元论及中国现代化方向这么重大的问题，缺乏应有的严肃认真态度。文章胡征乱引，借以吓人，极尽东拉西扯之能事，论据与论点无关甚至矛盾，逻辑混乱，曲解事实之处俯拾皆是。你要与他认真论理么，你就得像分身乏术的救火队员，四外奔忙，累得精疲力尽。现仅从引起广泛争议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举几个例子。
崔之元引证新进化论，力图说明曾经被证明为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往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复活，因此 “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并非是最终的。他过硬的证据是，在实验室里通过基因重组技术，造出了长牙齿的鸡。他以此说明，中国的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也不能简单否定，其中含有合理因素，应该继承发扬。
但是，仅这么一个论证，就犯了一系列的低级错误。第一，他把“遗传信息”
等同於“合理因素”，这是荒唐的。希特勒的遗传信息在今日欧洲新纳粹那里显现，这决不能证明法西斯主义的合理性；第二，他谈的是自然选择，怎么能用实验室的基因合成技术作例证？这只人工鸡既非在自然界长成，更没有证明它在适应自然竞争条件方面有更强的生命力，这根本就是文不对题的论证；第三，他担心别人这么反驳：他说的是自然科学，怎么能用於社会呢？他的回应是：达尔文的理论（自然科学）
都受马尔萨斯与亚当·斯密（社会科学）的影响，因此，新进化论这种自然科学成果也可应用於人类社会，难道崔之元真的这么不懂形式逻辑吗？第四，他引证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一书，想证明 “‘大寨经验’中的合理因素--抓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国今日发展农业的有力促进因素。”（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 月号第6 －7 页）如果一般地讲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农业有好处，那么中国人用不著学大寨，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对川西平原农业的好处延续了几千年，问题是大寨那种劳命伤财，不计成本地建设，那种“西水东调”的蠢事，是不是合理因素？文革后，中国人对此已有结论，吴思的书中也有说明（见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花城出版社1993 年，页305 ，310 ，316 ），崔之元以这本书为论据，但并不具体说明引证的页数，为我所用地解释书中的材料，是聪明，还是不诚实？
崔之元为祸害中国的极左路线招魂，讲得最离谱的话是：“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见崔之元《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载《亚洲周刊》1996年5 月26日页47）毛泽东的原话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根据文革的经验，这是要每七八年就大乱中国一次，停产关校，使法制荡然无存，打倒自己的政敌，使知识份子受尽凌辱和摧残，这有甚么 “合理因素”可言？
崔之元把毛的话压缩成一句，其中只有两个内涵，一是内容，即“文革”，一是时间，即“七八年一次”。文革指无法无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至於“七八年一次”，毫无新意，中国、西方的选举，或四五年，或七八年，用不看听毛的话才办。所以，崔之元的所谓合理因素，就只能是大搞阶级斗争、横扫牛鬼蛇神了，这当然是 “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要从这里推衍发展出直接民主，真要有崔之元那样的“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才行！这么可怕的主张，这么莫明奇妙的联想，难道值得对之进行认真的学术探讨？
二、再说甘阳
甘阳一直没有停止过训诫、辱骂中国知识份子，他的攻击既包括立场、观点，也包括智力水准与道德。请看他是怎么说的：“确切地说，自由主义或‘英美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基本已成为反对民主的一种变相说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众参与越低，个人就越有保障；积极自由越小，消极自由就越大。”（见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2 月号第5 页）
他认为，中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读书》1991年1 月号第85页）对於这么严重的指控，以及其他一系列类似指控，甘阳提供了甚么样的文本依据呢，没有，一点也没有。正是根据以上虚构的罪名，甘阳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
（同上）面对这种刻毒的攻击和侮辱，难道可以通过学术讨论来辩解么？
甘阳似乎对中国知识份子有一种渲猲不尽的怨毒心理，请听了他的以下叫骂：“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里还有随著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者，作出种种丑态，唱起一种新的‘凡是歌’，歌词大意无非是：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紧跟。他们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努力作一个好奴才！”（见甘阳《自由主义与轰炸》载《明报》1995年5 月17日）。至於到底是甚么人，说了些甚么话，活该担当如此可怕的罪名，甘阳照例是一字不提的。如此恶狠狠的訾骂，人们难於相信这是一个学者之所为。
甘阳的另一拿手好戏是文过饰非，把功劳归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不，推给整个中国知识界，把他一个人犯的错误说成是中国知识界的错误，摇身一变，声色俱厉地教训中国知识界。他曾唱过一场批判中国九十年代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独角戏，在这方面有充分表演。
大家知道，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中国知识界开始认真地清理分梳政治哲学中的英国式经验主义传统和法国式理性主义传统，撇开以前的意识形态偏见，重新认识伯克（Edmund Barke）、卢梭、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这种重新认识在学理上和实际上都有重大意义，它是中国知识份子思想深化和成熟的标志。
在这场重新认识、深化认识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一是分寸得宜，矫正以前的意识形态偏见，摆脱“革命至上”、“民主万能”的束缚，但又不彻底否定革命与民主，与以前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主流，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可视作代表。
另一倾向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从伯克和“自由”这个概念中发现了另一种万应良药，一味推崇英国模式和伯克，把中国近现代的全部不幸和罪恶都归诸於法国革命和五四运动。这是支流，其代表几乎只有甘阳一人。甘阳在几年之后彻底改变立场，大批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即他所谓的“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大谈“所谓 ‘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或‘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对立等等”，参见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2 月号第6 页）进而把“反民主的、贵族的自由主义”的骂名以及前面所引的种种罪名倾到中国知识界的头上，标榜自己所谓“民主的、平民的自由主义”立场。
甘阳有一个躲避不了的任务：解释、评价自己几年前的言论。如果他认真清理，坦率地作自我批判，那当然是好事。但他很聪明地使了一个小伎俩，一方面淡淡地提了一句，说自己在“许多方面事实上已开90年代保守主义先声”，另一方面把以前的观点和作用总结为：“在中国大陆首先引入柏林关於‘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等观念，在知识界曾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又在大陆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问题，以图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不同，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分野等等”。（同上）
这么说有甚么错呢？但实际上，甘阳说的是，五四个性解放所向往的是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这种“全盘社会改造”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感”，导致了“从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 以至今日之‘倒挂’”。（见甘阳《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载《读书》1989年第5 期第12－17页）他还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通常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由法国革命奠定，而是以英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基础的……我们不能不深思：如果继续被法国革命和共产革命的传统领著走，能否走向自由民主？”（见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2 月号第8 页）如果要对那一时期的保守倾向进行清理，我不知道还有谁发过如此偏颇的言论。
甘阳的错误有三重，第一，不老实，作出自我反思的姿态，隐瞒极端和错误的言论；第二，夸大自己的影响，他说了一些错话，自以为中国知识界也跟著错了，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第三，歪曲了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其实，只要甘阳改弦更张，值得痛骂的人就基本没有了，动辄就说“中国知识界”如何如何，纯属无的放矢。
三、最后说一说汪晖
汪晖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起了注意和评论。
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支持和批评的意见都有，我的“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对汪文作了认真讨论和正面批评，我一直期待汪晖的回应。但我们等到了甚么样的结果呢？
汪晖仅在他的《死火重温》一书的“序”中扫荡了所有的不同意见。这篇只有几千字的小文还概论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主要争论，除掉大量的感情渲猲和自矜之词，他用在严肃讨论上的笔墨实在是太少了。
汪晖说：“文章成为‘事件’，却没有真正的论敌。因为他们并不把它当作文章来对待，而是看作某种象征。” （见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15，下同）。
这话颇令人吃惊，我无疑是汪晖的论敌，我认为汪晖是个学者，写了一篇值得注意、应该批评的文章，如此而已。“事件”和“象征”是甚么意思？政治家或精神领袖的宣言，明星的表演？我不知道谁会这么认为。
在我与汪晖商榷的文章中，我提出汪文的缺陷是其立论与中国的国情与现实不符，我举出了一系列事实和数字来证明我的看法。汪晖对此避而不答，而写出了下面一段妙文：“谈论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异见，号称学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纳，这么多名人硕儒习惯於道听途说--一切一切也不是甚么新鲜的事情。倘若要谈论‘国情”和’现实 ‘，则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国情与现实之一。“我现在仍然要说，我用事实和数字反驳你汪晖的下列论点：中国已经变成了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你能否作出反批评？
汪晖没有把一个字花在正面回答批评意见上，却花了大量笔墨描述其成文经过，剖白作文时的心态，和成文后自我感觉到的遭遇。他说，1993年一位外国学者冒著寒风，不怕路途之遥，寻了半天，终於找到他，约他写稿，他终於感动了，把文章写出来，登在那个进步知识份子的旗帜的刊物上。后来，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刚从国外归来，就跑到他家谈了一整天，他由此知道文章引起了兴趣。再后来，他当了《读书》的主编，总是感到有人递过猜忌的目光。他心中不满，但怕一说出话来就要伤人，於是避到香港。再后来，文章在国内不止一家刊物，在国外以不止一种外文发表。汪晖感慨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应和明枪暗剑：“在许多名人的口耳相传之间，这篇文章迅速地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头衔，再配之以若干流言，最后由闻人加以总结，俨然成为‘历史’。论战的方式不像是讨论，而像是冷战：南北呼应，内外有别。”
如果说我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反对这篇文章最力，那我敢於承认，但我不觉得文章会在思想学术界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在九十年代，怎么会呢？况且我们又不是王朔或余秋雨。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学术探讨和学术争鸣纯然是一种公共事务，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我指的是一切以文本为准，写作的心理过程与文章观点对错无关。你要捍卫自己的正确性么，就得回答、驳倒批评意见。你不能大谈自己写作时动机的高洁和心情的壮怀激烈来证明文章的高明；不能直接间接地说文章出手前自己端了多大的架子，禁不住编者的恳求和读著翘首以待才逸强应允发表，来说明文章的价值；更不能营造这样一种气氛：自己像鲁迅一样地经受飞短流长，在黑暗中与恶势力抗争，来证明文章经得起考验--学术争论中不能用哀兵必胜的策略。
总之，重要的是观点和论证，而不是剖自心迹。成文过程中精神状态的高尚并不能证明论敌就是小人。
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已经开始之后，被视为新左派的李陀发出了并不及时的号召：“让争论浮出海面”。不知是否为了呼应这个题目，朱学勤在1998年底的文章中说：“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汪晖在这篇序中将朱戏称为“上海名人”，然后是声情并茂的道德檄文： “伟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没有唤起英雄对於灾难的思考，倒是激发起了争先恐后浮出水面的激情，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一个比喻，为甚么朋友用得，论敌就用不得？一个比喻，何至於与九八年大洪灾联在一起，在道义上置论敌於死地？手法高明吗？我不知道，我只想起“技穷”二字。
我不想再评说论敌了，我只发出正式邀请：回应我在“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和本文第三、四节中的批评，让我们在学术观点上交锋吧，你意下如何，汪晖君？
最后我想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所引起的关注，产生的影响，远远大於学术上的收获，对於理解和解决实质问题所取得的进展。中国知识界不能满足於自己有良好的问题意识，各派都不能把主要心思用在“克敌制胜”方面。更虚心的态度，更勤奋的学习与研究，方能孕育无愧於时代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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