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阅人间事，读圣贤书
一、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与汪晖的分歧，同样涉及到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汪晖与崔之元和甘阳在立场、观点方面相当一致，但论说的侧重点不同。他没有专门论说中国旧体制中有多少优秀事物，可以与西方最新冒出苗头的优秀事物媲美，或可以形成超越西方文明的因子。他著力证明，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职能变了，知识份子的功能、与政府的关系变了，知识份子的批判对象也应当变。
知识份子最重要的社会作用是批判，在汪晖看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在九十年代却表现出批判性的丧失，因为他们并不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他在发表於《天涯》1997年第5 期上的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此文收入另一文集《田野来风》时，其名称是“市场时代的降临与思想的溃败”，把主题表达得更直露了。
我们来看看汪晖是怎么说的：“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语境中，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和资本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见《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婥《天涯》1997年第5 期第134-35页）“在迅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於一种暖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同上，第141-42页）汪晖认为，新启蒙思潮已经遭到了历史性的衰落，因为它把批判的视野局限於国家的内部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而在他看来，应该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因为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同上，第146 页）。
争论的焦点和问题的实质十分清楚：第一，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变成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由於中国政府的职能与行为发生了转变，因此针对政治专制的批判必须及时地变成对於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分析？
我曾经指出，对於一个社会的性质和形态作出断言，是不能信口开河的。说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需要一系列指标和事实来证明的。汪晖在文章中除了“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这句文理不通的话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来支持他的判断。我引论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治年鉴》关於1997年（汪晖文章发表的那一年）的以下数据：关於投资，国有经济占总投资的52玩5%，联营经济占0 玩5%，外商投资占 7 玩8%，港澳台投资3 玩8%；关於就业人数，国有经济占总数的15玩9%，联营经济占0 玩1%，外资占0 玩4%，港澳台投资占0 玩4%，农民占从业人数的71%.我还指出，时至今日，宪法条文中只说到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尚未在宪法中得到确认。（见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载《开放时代》1999年5 月第50－51 页）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我不知道汪晖有甚么理由让人相信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汪晖的思想远不止於下列主张：在九十年代，知识份子的批判矛头应及时转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他实际上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甚至近一百年来的启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专制，提倡学习西方，走现代化之路的主张都叫做“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目的论世界观”（见《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第147 －48页）。他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叫做反现代性立场，虽然他很策略地把自己的看法形容成是不要单纯地、教条地肯定现代性，而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悖论，一种充满矛盾的结构。
正是这种反现代性立场，给汪晖提供了一个异乎於启蒙派知识份子观察和评判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独特角度，他据此评论中国知识界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思想状况，乃至马克思、毛泽东的学说。在他看来，除了崔之元、甘阳的 “制度创新”说，其他所有的主张，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不论是有影响的还是影响甚微的，都有致命的缺陷，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认可现代性的预设。（同上，第135 －146 页）
问题在於，汪晖从反现代性立场向近代和当代几乎每一种社会思想立场发出质疑、挑战和批判，难道不需要为这种立场作出辩护，难道不需要说明他那同样是得自於西方学理的观点，在阐释中国问题时具有合法性和适切性？但是，汪晖除了引述福柯（（Michel Foucault ）、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阿明（Sanmir Amin ）和华伦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 ）等人的言论外，并未证明他们的论述与中国历史语境的相关性。
有人认为，中国学者之间的论争进行到底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代理人战争”：各方都竭力援引西方学理资源，将其用於解决中国问题，把自己摆在作为西方某家某派在中国的代言人的位置上，反驳或捍卫西方某个人或某一派的观点。我不否认“代理人战争”有一定的道理和意义，我不知道汪晖是否准备把隐蔽的“代理人战争”变成公开的“代理人战争”（如果要那样做，他就得像崔之元，把自己的学理来源--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交待得一清二楚），我认为打“代理人战争”对於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很重要，我在下面将通过简短的历史考察与对比分析说明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包括汪晖的最新主张）是不正确的。
二、现代性与批判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主流思想倾向是以现代化为导向。但由於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於列强侵略，因此对西方的疑虑和对现代性的疑虑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同意汪晖的这种看法：“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 （同上，第136 页）这种特征的主要内容是甚么呢，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倾向。诚如艾恺（Guy S.Alitto）所指出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几乎永远是反现代化思想家们思想中的构成部分。这相当自然，因为不管左派或右派的批评在经济思想的领域常有重叠的地方，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中国关於社会主义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与政治领袖--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孙逸仙及其他小党，以及较次要的人物如阎锡山、冯玉祥、胡汉民等等，都没有例外地全部提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管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如何，中国的人物几乎无人提倡任其自为的资本主义。”（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 页）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性主流话语，即对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市场经济、宪政体制（法治、权力制衡）的肯定，属於资本主义，而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是范围和程度不等地对之持反对态度。而愈是激进、正统的社会主义，反对得愈全面、愈彻底。但事实证明，正是那种斯大林、毛泽东牌号的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济的无效率、人民的贫穷、个人迷信、个人专权、法制被践踏、人身安全的丧失，这一系列惨痛经验使中国人重新考虑历来遭到否定的东西的价值，认识到它们的普遍意义。即使是力倡“四个坚持”的邓小平，也主张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中国当代的思想解放，如果剥去七十年代末倡导它时的意识形态外衣，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和认同被搞得臭不可闻的名为“资本主义”，实为人类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崔之元在“制度创新”名义下提倡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方向刚好相反。
我不知道他的口号在美国是否有新意，在中国，却是阎锡山、胡汉民者流都可以接受的。
汪晖力图表明，和那些只有简单的、整体性思维的人不同，他看到了现代性的异质性。但他强调，具有正面价值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他说：“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见《关於现代性问题答问》载《天涯》1999年第1 期第23 页）对此，有一系列问题应作辩析。
第一，汪晖把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所有反抗运动都视为反现代运动，这是一种混淆。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社会进步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运动。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并未走到尽头，它还是未竟之事业。让我们以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来作分析。请问，当马丁·路德·金作讲演：“我有一个梦”时，他授引的难道不是美国当初的立国理念？他是想真正实现这些理念，还是摧毁这些理念？当总统约翰·肯尼迪、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支援黑人进校，甚至不惜派军队保护黑人进校时，当约翰逊总统终於实现平等权利法案的立法时，你能说这并不是西方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在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难道这帮大人先生是社会主义者，要与黑人联手打倒资本主义？
第二，汪晖承认，现代性的反思和批评是从现代性自身中孕育出来的，但他不愿意进一步承认，在已有和现有的各种结构中，只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才是唯一为批判自身提供条件的结构。马克思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心脏为资本主义掘墓锻造思想武器，哈维尔（Vaclav Havel）在后极权体制中谈论后极极时代政治却要入狱。我们可爱的新左派朋友现在鼓足了劲批判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却从来不提，正是他们的批判对象为他们提供了批判的条件（中国新左派的思想资源，也是从西方新左派那里得来的）。
第三，难道我们不应该因此想一想，在中国应该争取和创造这样的条件？当然，我们可以同意，当某一天现代性在中国业己充分确立甚至过份成熟时，它的负面作用会暴露出来，需要我们警惕与批判。当然，新左派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他们特别有远见，正在未雨绸缪，但雨天未到你就打伞，不是太可笑了吗？你总不能说：“人家美国都有好多人在打伞”呀！中国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间大批“资本主义法权”
的闹剧，难道不值得人们引以为戒吗？中国的反现代性和社会主义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令人忧虑的恐怕不是失之太弱，而是过份强大。
现代性，不论作为观念还是制度性安排，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批判。观念上、文化上的批判往往是充满活力、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但其基本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如人权、自由、民主、自由经济、法治等等，却经受住了时代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考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各种思潮（包括反现代化思潮）充分表演的平台。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如果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如果只想重复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那是问题不大的。但他们现在的兴趣是在制度安排方面，他们对於建造这样一个平台的努力发出挑剔与指责，但除了批判与解构，根本拿不出建造另一个更好的平台的可行方案。也许，有人会辩解说，知识份子的使命只是批判。谈到批判，令人想起这么一则政治笑话。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争论谁的国家制度好、更民主。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喊打倒里根总统，你们能么？”苏联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怎么不能，我们当然可以喊打倒里根总统。”
新左派宣称中国思想界在市场经济来临时表现出溃败，指责中国知识界不批判资本主义，我想，在北京大骂美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大学讲台上大讲资本主义不民主，这与在莫斯科高喊打倒里根总统有甚么区别？这就是知识份子的批判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