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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那天在传真室碰见小玲,她告诉我:“安娜离开公司了,你知道吗?”
我心惊:“不知道啊。为什么没见人事处的通知?”
“这一阵被解雇的人多,人事处不通知了。”
“安娜为什么被解雇?”
“还用问吗,滑鱼工程。”
滑鱼工程是几年来公司最大的一项工程。它是电话、传真、电邮、网路与公司数据库自动连线作业的工程。有了这个自动化系统,原来的许多接线员、客户服务员都不再需要了;而我,就是这项工程的主力工程师之一。自从我参加了这项工程后,客服部的许多员工见了我都是冷冷的。
“见了他们我都觉得自己跟个罪人似的。”小玲和我一起坐在外头的阳伞底下时我说。
“别这么跟自己过不去。”小玲劝我。
“你不知道他们看我的眼光是怎么样的 --- 充满了敌意。”我叹了口气,将一杯DIET COKE 一饮而尽。
“不是你的错。”小玲说,“公司老板让做的,你又能怎么样?除非你自己的饭碗不要了。”
小玲和我是公司里唯一的两个华人,她是台湾来的,我祖籍福建,所以我们在一起时,常常是三种话参合着讲:英语、普通话和闽南话。小玲比我还多会一样:西班牙语。她在客服部工作已经有七个年头了。她还是位业余歌手,嗓音跟铃声似的,又清脆又嘹亮。
有一次公司参加了市里的抗癌步行活动,小玲和我都报了名。那天,我们一起沿着郊外的一条公路走。路的一边是山崖,另一边是翠绿的山谷。走了有两英里那么远,累了,就在路边歇了下来。
“来,吃吃这个,解乏。”小玲递给我一块薄荷巧克力糖。
真巧,我正想要这样的一块糖!“小玲,你说朋友的标准是什么?”我接过糖,突然这么问。
小玲觉得有些意外,她擦了擦额上的汗,笑了笑说:“我整天在电话机前和顾客通话,有时也在台上唱歌,所以我觉得朋友么,就是能静静听你讲述的那么一个人;还有,到了每个人都不再喜欢你的歌声了,他还给你使劲鼓掌的那个人。”
“你很纯。我听到的却是另一种说法:肯不肯借钱给你,是朋友的标准。”
“哦,那也太现实了吧。”她说。
“生活是很现实的啊!”
她抿嘴一笑,不说话了。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午饭时间,我纳闷小玲为什么没来,正一个人无聊地吃着那份三明治,手机响了。
“小玲,今天怎么没来?”我连忙问,嘴里还嚼着东西。
“我不会再来了,公司让我走人。”她的声音似乎显得很平静。
“天哪!这还要不要人活了!”我用中文,几乎是喊了起来。
“没关系,会好起来的。”她说。
“我不干了,我辞职!”我说,心里有种沉甸甸的负罪感。
“别,雪莉,”她说:“你要辞了职,还有钱借给我吗?不能借我钱,还是我朋友吗?”
我竟无语。
“对了雪莉,周末我按计划表演,记得去哦!”挂电话前她叮嘱我。
(《侨报》副刊,2010年7月9日)
花姐,让我想想。对了,你最近怎么老把我的笔名写反?:)问候花姐!
谢谢评论。所谓物欲横流,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没有那么明显。
今天看了一个对400个妇女的调查,What is the three tough things of women? 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