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也可重弹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揣支毛笔漂四海.
1987 年下半年，在我再次赴前苏联陶里亚蒂市（现称日古利）验收两架图 -154 客机时，翟云英女士找到我，让我帮忙把她寻找亲人的信件投寄给苏联红十字会。翟云英是谁？刘亚楼夫人。刘亚楼又是谁？熟悉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员赫赫有名的战将、被誉为“华南虎”的原第四野战军参谋长。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 1911 年生于福建武平县，少小离家投身革命。红军长征途中任红一方面军先锋师师长兼政委，参加了许多著名战斗，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立下赫赫战功。到达陕北后，他先后出任抗大训练部长和教育长， 1937 年由党中央送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学习期间适逢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他化名王松跃马沙场，直到 1945 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才随红军回到大连。在此期间，由大连市市长韩光和大连县县委书记王西平介绍，与翟云英缔结百年之好。随后出任四野参谋长，直接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建国后出任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当选为八大中央委员。 1955 年被授予空军上将。
翟云英，烈士的女儿。她的父亲翟凤岐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就在刘亚楼降临人间的那年，翟凤岐开始了漂流俄罗斯的生涯，他从满洲里漂到乌兰乌德，又从乌兰乌德经赤塔、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一直漂到彼得堡。漂流途中，他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 1917 年他参加了十月革命，接着又参加了由热血中国军人组成的红鹰团，驰骋疆场，与高尔察克白匪军展开殊死搏斗。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被送到莫斯科附近的伊凡诺沃市养伤。伤愈后，被分配到伊凡诺沃纺织厂工作，结识了纺织女工安娜，结为连理。 1928 年翟凤岐带着夫人安娜和翟云鹏、翟云英兄妹俩回到大连省亲。本来他可以回到苏联，但是祖国的苦难使他毅然留在大连。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1943 年他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英勇献身。就这样，一个是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流过血的烈士后代、一个是为保卫苏联打过仗的革命战士，组织成了一个“国际”家庭。
我和翟云英女士相识于 1981 年，那次我因患重感冒去门诊，正好由她给我诊治。她听说我学俄语，又是专业俄语翻译，一种与生俱来的俄罗斯情结，使我们结为忘年交。说来也巧，那时《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需要刘亚楼的条目，领导交给我起草。于是我到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有关刘亚楼的历史资料，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用俄文写的自传，以及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的作战部署和作战方案手稿，又几度采访了翟云英女士，起草了《刘亚楼》条目。也许因为这一个原因， 1987 年底我从苏联回来后，翟云英找我写一篇为刘亚楼“正名”的文章。
缘何为刘亚楼“正名”？这又说来话长。“文革”初期有这样一个传说，刘亚楼于 1965 年在上海华东医院临终之前，向中央揭发了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四条“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成了迫害罗瑞卿的重要证据。 1971 年“ 913 ”事件林彪折戟沉沙温多尔汗以后，又有一种传说：如果刘亚楼活着，一定是林彪的追随者，理由是他俩关系绝非一般。在延安林彪任抗大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林彪在苏联养伤时，刘亚楼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后林彪任四野司令时，刘亚楼是四野参谋长；林彪任国防部长时，刘亚楼是国防部副部长。
事实到底怎样呢？前者是林彪搞的“以死人整活人”、“死无对证”的阴谋诡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而后者则完全是根据前者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然而这两种传说使翟云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惨遭吴法宪迫害。“文革”期间被“扫地出门”。
面对这位我所尊敬的前辈，我自觉有责任为她陈述历史真相，还她以清白。于是我很快写出《九万里风鹏正举》、《苏联援建中国空军内幕》、《高尚的爱情之花》三篇长文，分别刊登在《人物》、《名人传记》杂志上，并被多家报刊杂志转载或摘转。
在撰写上述几篇文章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翟云英女士的俄罗斯情结，特别是她的妈妈、已经 86 高龄的安娜从 1928 年来到中国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苏联，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漫岁月里，她日夜思念着哥哥米哈依尔。渴望找到亲人，和亲人团聚是她未了的心愿。但是由于中苏关系的原因，一直不能如愿。 1986 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好转，才投书苏联红十字会，请求他们协助查找亲人。苏联红十字会根据翟云英提供的线索，很快找到了她在伊凡诺沃市的亲人。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大力协助下， 1988 年底，安娜哥哥的儿子全家六人来到北京，实现了团聚的愿望。喜讯传开，当年刘亚楼的许多老战友、中央和军委的老同志向她们表示祝贺，时在外地的老一代革命家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专致贺电。当年红鹰团团长任辅臣的儿子任栋梁专程从外地赶到北京 . 在那团聚的日子里，翟云英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1989 年，安娜这个普通的苏联纺织女工、善良的母亲、国际老人，在实现了与亲人团聚的愿望后，走完了她九十年的风雨人生，安详地闭上了眼睛，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参加了其中许多活动，深受感动，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撰写了一篇《阔别六十年的重逢》，发表在《北京日报》上。
这是我第一次为人物写传。再次为人物写传是在 04 年秋天撰写的《李铎传》、《赵勇写真》和《追风揽月冠山人》。
我写文章纯粹是瞎玩，兴趣很多，但无耐性，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成了个三脚猫。
你写过刘亚楼，了不得。只知道刘爱整洁，打仗前也要擦亮皮鞋，不知是真是假？
两个公案：一是四方面军要收拾一方面军的电报问题。二是刘逝世前揭发罗问题。一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知道后来解决了没有？即下结论没有？阁兄可能熟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