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写史血写诗(风流人物之五)

生 命 写 史 血 写 诗

——记文学大师纪刚先生

---

在北京文学艺术圈子里热闹惯了的我，刚到人生地不熟的洛杉矶，便觉得很不习惯，颇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就在我与寂寞共舞之际，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张之元先生对我说，这洛杉矶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你知道吗，这里藏着一条大龙，他就是在华人界极负盛誉的文学大师、长篇小说《辽河滚滚》的作者纪刚先生。有时间的话你可去会会他，他可是个值得一书的人物。

纪刚这名字连同他的小说《辽河滚滚》，对于长期在欧洲漂流的我来说，在之元先生介绍之前确实非常陌生，然而在海峡两岸、在美国、日本乃至东南亚，却是声名卓著。

纪刚先生，本名赵岳山，1920年生于辽宁省辽阳的一个农家，幼读私塾，1942年毕业于沈阳“盛京医科大学”（亦称辽宁医学院），1949年赴台岛行医，为台南市儿童专科医院院长。

早在大学期间，纪刚先生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第一篇处女作《出埃及记》，发表在东北伪满时期的《新满洲》月刊上，小说以古犹太人出逃埃及来暗喻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暴政。在日本鬼子横行东三省期间，能写出这样的小说，足见纪刚先生超人的勇气和胆识。

纪刚先生一生著作颇丰，继小说《辽河滚滚》以后，又写出了言论集《诸神退位》和随笔集《原来如此》。

长篇小说《辽河滚滚》的创作始于1946年，小说原名《葬故人——鲜血上漂来一群人》。写作期间，他历尽千辛万苦，四易其稿，至1969年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四十五万字的鸿篇巨著，前后历时23年，可谓“穷半生而得一著”。小说在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副刊连载发表后，立即轰动台岛，读者竞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

1970年，小说荣获《中山文艺奖》。同年，由著名作家林海音女士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迄今为止，这部小说已一版再版55次，总发行量达一百万册，成为经久不衰的热销书、畅销书和长销书。随着小说的畅销和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纪刚先生不仅成为台岛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嗣后，他的小说手稿被伦敦博物馆永久性收藏。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在台湾热得发烫的小说被台湾海峡所阻隔，未能热到内地，直到九十年代初纪刚先生在移居美国洛杉矶后两度回到东北访问，这部小说才随着他的归访而传到内地。1995年由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以《葬故人——鲜血上漂来一群人》为名出版发行，内地的读者才得以一睹为快。

甲申六月的一个周末，我怀着对前辈人的敬意来到纪刚先生的寓所，在他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我见到了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老人。年逾八旬的先生身板硬朗，精神饱满，声若洪钟。岁月的沧桑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眉宇间依然存留着一股当年热血青年的凛然正气。

我们围绕着他的《辽河滚滚》展开了话题。

“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记录下当年种种铁的生活，火的情感，血的工作，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乃至我们的世世代代，不能忘记那个充满屈辱的时代，那段淌着血和泪的历史；不能忘记在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中为民族献身，为国家流血，为信仰牺牲的一代热血青年。”老人说得很动情，他的思绪又飞回到那个血与火同时燃烧的年代。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大本营，一夜间冒出个‘满洲国’。那时我还小，不谙世事，不懂得当亡国奴的屈辱和痛苦。但是我从父辈们悲伤的眼睛里，从老师们哼唱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悲愤的歌声里，我知道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遭受着一场空前的劫难。

“七七抗战后，已在就读大学的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一种自然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正在觉醒，不愿当亡国奴、不能坐视同胞及自己身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苦的觉悟已经萌发。当时在日伪统治的各大专院校里，秘密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我和许多有志于中华民族解放的热血青年一起参加了秘密抗日组织《觉觉团》，积极投身于反满抗日活动。我一直到现在还引为自豪的是，我们的斗争完全是自发的、自觉的斗争。许多年以后，有人问我，是什么力量鼓舞着我们自觉地起来斗争？我想一个最基本的觉悟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尽管我们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我们知道，我们的斗争不会孤立，在我们的背后有四万万同仇敌忾的同胞。我们的学校在沈阳大东关万泉河北岸，那万泉河虽小，可是它的水流入浑河，由浑河流入辽河，由辽河流入渤海，再由渤海与黄海、东海、南海连成一片。只要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掀起反满抗日的滔天巨浪，就一定汇成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

“地下斗争是十分艰苦的，我们冒着随时被汉奸告密、被特务盯梢、被日本警察逮捕的危险，开展了活动。那时我们血气方刚，热血奔涌，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即使洒尽一腔热血也在所不辞。我告别了家人，放弃了恋人。我在告别恋人的时候留给她两句诗：生命写史血写诗，革命需我我误卿。意思是我将以我的生命和热血书写人生，为了革命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就这样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反满抗日活动。那时我们清楚地知道，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只有有了国家，才能有我们的小家。在那至今想起来仍不寒而栗的‘五二三事件’中，我们有三千多个同志被捕，许多同志在那次事件中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辽河。而我幸运地免于一死，没有成为烈士，却在多少年后成为一个文士。”纪刚先生说到这里，发出了一声感慨。

“正因为我是幸存者，正因为我是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所以我有责任不负同志们的嘱托，把这件事、这些人记录下来。我们不能让烈士的鲜血白流，我们要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抗战胜利后，我就开始酝酿写作，并很快写出了第一稿。1949年我到了台湾后，心里涌起一股不能不写的力量，我怀着满腔的悲愤，满腔的激情，立志把他写成书，哪怕只印一册，也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当年牺牲的烈士。”

纪刚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那些人物、事件，乃至时间、地点等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使我的思绪随着他的叙述而纵横驰骋。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于1969年8月12日在《中央日报》文学副刊连载后，立即引起了日本文学界的注意，日本创价大学中国语文教授山口和子即行同步译成日文。但是她的译著却没有我的原著那么幸运，竟被日本当局封杀长达二十年之久，直到1993年才得以面世。译著一经发行，读者争相购阅，佳评如潮。

“细细想来，小说之所以在日本遭此厄运，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小说无情地揭露、愤怒地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在占领东三省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自然引起日本执政者的不快。多年以来，日本当局对当年的那场侵华战争一直讳莫如深，他们不但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反而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甚至加以美化。这两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民的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又不顾中国、朝鲜和韩国的强烈反对，一而再再而三地篡改历史，修改教科书。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本书写的有价值，它至少提醒人们该怎样去正确认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纪刚先生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稍事休息以后，纪刚先生继续说了下去。

“1993年，我回到了阔别44年的故乡，我参观了当年的母校。尽管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已使我难以寻到当年的旧貌，但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令我怦然心动，依然使我感到无比亲切。当我站在浑河边上，望着它滚滚流入辽河，我的心里同样波涛滚滚，汹涌澎湃。我想起了当年的《觉觉团》，想起了我的初恋，想起了当年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想起了在‘五二三事件’中牺牲的同志。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辽河哟，我的母亲河，你将永远奔流在我的心里！”

我发现老人讲到这里，他的眼睛已经湿润。

我和纪刚老人是两代人，在他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奔走呐喊的时候，我还没有降临人间，因此我没有经历过那血与火同时燃烧的时代，他的回忆于我无疑是十分生动的一课。

一轮夕阳悬挂在洛杉矶的西山峰顶，给湛蓝的天空抹上了一片火红的晚霞。我起身与先生告别，他把我送到院外。在火一样燃烧的晚霞中，我一再回眸先生的身影，在他的身上，我读懂了一个时代，读懂了一段历史；我更看到了一种力量——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力量！

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2005年6月记于洛杉矶《菊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