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史

钓  鱼
　　钓鱼是人类最古老且至今不衰的一项活动。
    自己动手钓鱼，最“刺激”的，莫过于揭竿那瞬间沉沉的感觉，与打麻将嵌张或独钓时自摸一样，反反复复而不生厌。
    书中的钓鱼，读来另有一番乐趣。
    大概全世界写钓鱼写得最好的是《老人与海》，证据是作者欧奈斯特·海明威主要因这个中篇小说而获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篇小说，绝大篇幅写老头桑蒂亚哥独自出海钓鱼，经过两天的“拼搏”，以空手而返告终。
    文学评论家们说，老人的捕鱼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是人生的一个缩影，这当然正确。但它使我醉心的，还在于老人钓鱼的过程中，那些繁多而又清析的动作，那些简单而又极富含义的独白，那些白天清沏夜晚墨黑的海流……，而马林鱼之大、鲨鱼之多之大、海之大，那种夸而不诞的笔力，确实使人叫绝。这就是艺术。
    人们喜爱《老人与海》，但难以读懂海明威另一个钓鱼小说《双心大河》。
    中篇小说《双心大河》从头至尾写尼克独自一人钓鳟鱼，钓了一条又一条，如此而已。这种写法使这篇作品在小说史上独具一格。使评论家们困惑的是，他们不知道这部作品的“真正企图”。一些评沦家说，作品“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孤寂感”。
    我读这作品却没有这么多困惑，也不觉得有什么孤寂感。我只感觉无比新鲜，我能毫不费力地感到人与物的真实存在，看到光亮、色彩，听到水声，感觉到温度和湿度，甚至能吸到大河上那清凉而带有森林气息的空气……我感觉到的就是生命，人的生命、鱼和大自然的生命。这就是艺术。
    我想，《老人与海》和《双心大河》在所有的钓鱼小说中，是空前的，也极可能是绝后的。
    中国没有这样的钓鱼小说，然而中国有钓鱼寓言，有钓鱼哲学。
    钓鱼寓言，最有名的当首推“任公子钓鱼”。习古文者当然知道是出自《庄子·杂篇·外物》，由于它“要言不烦”，所以不仿摘引如下：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铅没而下，鹜扬而奋譬，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成玄英疏：若鱼，海神也；制，浙江也；苍梧，山名，在岭南。)已而后世，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读《庄子》，一如读后世的禅师“语录”，普通人往往不知所云，我读《庄子》亦如是。我曾写过一篇《庄子之“大”》的文章，其大意说：《庄子》反复谈“大”，“大”是什么？“大”是“道”的基本特征，说到底，就是“无”。这样读《庄子》也不知对不对。我想，反正庄子已为神仙，对不对无从判断，所以，可以不管它。
    “任公子钓鱼”是“庄子之大”的一部分，其寓义已如上说，而就钓鱼寓言而言，其想象之放胆、夸张之宏肆，即使是《老人与海》也不能望其项背。《老人与海》的真实感，在于海明威笔触的以小见大，而“任公子钓鱼”则是只有其大。这大概就是小说与寓言在艺术要求上的差别吧。
    “任公子钓鱼”和《逍遥游》里（昆鸟）鹏“怒而飞”的画面，曾使我沉浸于面对河汉一样的惊疑，只觉其浩瀚、遥远、深沉而星光灿烂。我在熟读并力求背诵它们的过程中，仿佛“悟”到了什么，仿佛我原本弱小的灵魂因此而得以张大，体内充溢着激情，这激情推动我盲目而自信地渡过青年期。步入中年之后，再读《庄子》，若有所失而又若有所得。这所失与所得，若以一言敝之，曰：非大智者莫学《庄子》。
    庄子之路是由大而空，所以司马迁说：“王公大人不器之”。于是“任公子钓鱼”就仅仅作为一件艺术品而展示于儿童。然而我们中国有许多钓鱼传说却包含着实用的智慧和哲理，千百年来哺育出大大小小的王莽与诸葛亮。
    在我所知的中国古籍中，最早且有名姓的钓者，一为詹何，一为娟娘，两人均出自《淮南子》。
    《淮南子·说山训》：“詹公之钓，千岁之鲤不能避。”高诱注：“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钓者，有精术，故能得千岁之鲤也。”詹何之名，还出现于《淮南子·人间训》、《韩非子·解老》、《列子·汤问》以及《贞观政要·君道》。
    所有这些书中，除《韩非子·解老》外，凡讲詹公之钓者，无不引喻为治国用兵的权谋之术。其中讲得最富艺术性的，莫过于《列子·汤问》：
    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条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闻先大夫之言，莆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仿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制重也。大王治国诚能如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列子》一书，向来被视为伪作，近经严北溟等考证，认为是魏晋间作品。于是我们可以说，《列子》中的詹何之钓，来自于《淮南子》，而有所发挥。这个神话亦或历史人物的詹何，代代流传，至于唐代，竟然被魏征庄重地引以为据，而向太宗进言：
    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
    钓鱼与治国，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我们的先哲阐发得淋漓致尽。依稀记得一首《钓赋》，把各种官员比作钓具，君为钓翁，而以天下为鱼。这种思维方式，在我国古人那里相当普遍，以致成为国粹之一。
    “钓”作为一种“术”，不仅用于君，且可用于臣。其中最有名的是“姜太公钓鱼”。《史记·齐太公世家》：
    吕尚盖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出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政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这里，“以渔钓奸周西伯”的“奸”字，不得确解，但以我之见，应含有“诱进”一类意思，全句意为：以钓鱼引起文王的注意。
    然而，一个钓鱼的穷困老头何以能引起西伯的注意呢？大概，这是一种传统的文化意识使然。
    钓鱼是人类最古老的智力活动之一，能钓“千年之鲤”的詹何一类人，是“智术之精者”，从而“渔父”成为智慧的代名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至江滨，被发行泽畔……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放为？”
    《庄子》外篇有《渔父》。全篇以教训孔子为内容，而在其结尾，庄子假托孔子之口说：“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
    “渔父”可以教训三闾大夫屈原，可以教训“千乘之君”与之“分庭抗礼”的孔子，溯源而上，作为真实存在的“渔父”，其引起西伯的注意就不会是毫无道理的了。或者反过来说，周西伯的注意并委以重任的钓者姜太公，因其后倾商政、治齐国的成功，因而从此使“渔父”具有了智者的含义，而代代流传。
    从海明威的钓鱼小说，到庄、列的钓鱼寓言，再到《史记》中的钓鱼故事，我们不但可以看出中、西的艺术差别，更可看到思想的差别。
    1998年6月18日于鹿城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