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汉语里，“性情中人”是个褒义词。然而仔细想想，这四个字的意思就和汉语里许多词汇一样，有些含混。我不通说文解字，也不敢学于丹教授那样把中学语文课当学术卖。好在人们用“性情中人”形容别人时，虽然反映出自己的认识水准，一般还不至于太离谱，顶多是用词不当。需要留神的是那些以“性情中人”自居的人，轻轻松松地就把装疯卖傻犯混牛皮轰轰正当化了。
    平时最看不出性情的人，大约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岂止性情，在公共场合，他们往往连表情都象是编过程序的。人本是有性情的，所以在一些私人场合，尤其是酒后或者走背字的时候，我也见过一些做官的朋友的真实面目，或有趣，或无趣。不过，总需掩饰内心的人，无论如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想，所谓“性情中人”起码要是习惯而不是擅长真情流露的人。然而，中国人富于聪明才智，老于人情世故，习惯的是看碟下菜，巧言令色。有些人喜怒哀乐毕形于色，往往只是神经兮兮，情绪容易失控而已。
    我没有考证过“性情中人”的出处，印象里，它原本是一个晚近的文人用语，形容那些淡泊潇洒，率性佻脱的高人。比如“我醉欲眠”的陶渊明，或嘱力士脱靴的李太白；至少也是纵情享受，无意功名的袁枚，李渔一路的文人。在革命年代，在凡事先问阶级属性的日子，讲究性情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性情被肯定，是文革后解冻的一环，是走向个人自由的一步，虽然我们关于自由的认识依然混乱，我们是否珍惜自由也颇为可疑。“性情中人”的使用频度候开始高起来，忽然变得通俗，似乎和武侠小说的迅速流行有莫大关系。李寻欢，张无忌这等行侠仗义，快意恩仇，敢爱敢恨的小说人物，特别适合感情长年受压抑时的需求，虽然韦小宝才是最多面也最接近真实的角色。能够深入人心的杜撰人物，并不见得是因为象真的，更多时候只是因为符合人们的幻想与期望。我的感觉是，中国文学里的所谓正面形象大多如此，倒是那些坏人往往入木三分。
    我倒希望自己是个性善论者，可是我的理性和经验总在提醒我，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人生经历里，真性情固然感人但很少见，丧心病狂的事件却时有发生。我更希望自己多看到曾经的亮色，憧憬光明的未来，然而历史的阅读需要严谨，容不得把它当成一个小姑娘涂脂抹粉。如果一寻找“性情中人”就得向上追溯一千多年，那么他们是不是已濒临绝种了呢？自然，标准不妨放宽，只不过语言的使用和许多事情一样，宽则滥。现在“大师”，“不朽”随处可见，让活人闹心、拿死人开涮，反衬出当今之世流行的是文字的浮夸与速朽。
    汪曾祺先生是他那一代人里很出色的作家之一，我读过几位后辈作家怀念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感情，看来汪先生为人谦和，人缘是极好的。后人说汪先生，常以“性情中人”言之。我读他的文字与人们对他的回忆，觉得汪先生难得在既十分熟悉市井文化，又一生常存文人情怀。说汪先生人情练达，闲散自得，也许更确切一些。“性情中人”的一层意思是特立独行，是不谙世故或超出世故的痴心人，以我对汪先生的浅见，似乎并不合适。
    钱钟书先生的大才是上个世纪后半叶在中国鲜有其匹的。且不说他那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和读完过的《管锥篇》，即使平常与朋友在南沙沟家中聊天时，钱先生也是才气纵横，放情随意，倾倒众生的人物，古今中外，上天入地，亦庄亦谐，刻薄有趣。然而，钱先生好象又是一个警醒甚至谨慎的人，表达思想极其曲折，或根本就不说或不想让人读明白。留在新时代的旧知识分子，大多极关注现实政治而又噤声无语。钱先生在社科院几十年，总是温和超然，谈笑风生，要到九十年代中，才出版《槐聚诗存》隐约流露心曲，如“何时榾柮炉边坐，共拨寒灰话劫灰”。（《王辛笛寄茶》，1974年）又如“魂即真销能几剩？血难久热故应寒。独醒徒负甘同梦，长恨还缘觅短欢”。（《代拟无题七首》之七，1991年）最著名的当属那一阙沉痛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催，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秀木易摧，在世变频仍的年代，生存本能，社会本能压倒一切也是不得已的，严格意义上的“性情中人”能否存活都很难说。不过，我也没有悲观到以为他们是绝种动物，反倒相信他们正如同生命一样生生不已，只是他们命中注定历尽挫折，几乎不可能成为公众人物。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思路迥异常人，目光柔和清澈，经常满怀同情心地搀和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里，或者在我看来毫无必要地批判一些他以为谬误的人。在中国人最不缺的利害判断方面，他一直少根筋。我曾经几次提醒他我以为必要的一些功利考量，一边说一边想电话那头到了三十多岁依然象孩子一般的眼神，说着说着就开始心虚，开始觉得自己俗不可耐。几年以后，他觉得自己在帮助别人，结果把自己送进了监狱。那是另一个故事，在这里不说也罢。在我心中，这位朋友是最近乎“性情中人”的，虽然我不知道他如今出狱后过得好不好，今后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