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到米尔敦·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去世的消息,正在写一篇有关哈耶克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哈耶克于一九九二年去世后,当今活着的经济学家中,弗里德曼无疑是哈耶克思想最权威的代言人”。不料墨迹未干,巨星陨落。弗里德曼以九十四岁高龄于上月驾鹤西去。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当记者时,曾见过弗里德曼一面。那是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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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凯恩斯的名字及读到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是“文革”时期。那时我年少失学,待业沪上。虽然青春时光,但是境遇狼狈。举目四顾,黑夜沉沉;翘首遥望,前程茫茫。有时思前想后,难免愤愤不平地、相当幼稚地将社会弊病和个人遭遇,统统归咎于当时“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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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邓小平逝世已八年有余,虽然由他隔代遴选的接班人已全面掌权,但今天的中国,仍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就身后政策的延续性而言,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命运相去甚远。毛泽东一代天骄,但人亡政息。尸骨未寒,未尽宏愿、继续革命,统统烟消云散,化作泡影。相反,邓小平斯人虽逝,但只要踏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的政策就如影随形,无所不在。毛泽东去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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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日前作古,海内外颇多悼念。其中,自然以北京富强胡同内的悼念格外情真意切。例如,有幅挽联写道:“白马非马正名为一字褒贬如华衮如斧钺评说岂无天理;求仁得仁月旦评千秋功过或碧落或黄泉公道自在人心”。这深受旧学熏陶重彩浓墨的一笔,文情并茂,掷地有声。在我多数同胞正将“中世纪骑士的激情,浸入赤裸裸金钱交易的冰水之中”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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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是“六四”十五周年。十五年来,在当年政治较量的胜败双方间,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在“六四”后的舆论阵地上,双方易位。败者进攻,胜者防守。胜方“乾坤握在掌中,山河控于笔下”,却偏偏对“六四”闪烁其词,刻意回避。败方亡命天涯,浪迹他乡,却对“六四”穷追不舍,理直气壮。败方中不乏当年共产党的追随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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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NicholasKristof)最近重访中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评论,读来饶有兴趣。纪思道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交时的驻华记者,因而有缘躬逢“六四”。“六四”后在海外媒体一片“血流成河”声中,他有关“六四”伤亡的报道却比较冷静。他后来曾因对“六四”的报道而获新闻“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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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逐渐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误解,那就是民主与资本主义似乎合二为一了。人们要么简单地将两者看作一个东西。要么将两者的关系看成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携手共进,比翼齐飞。[1]
将民主与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东西是一种简单的误解。因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制度,而民主是政治制度。按标准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划分,世界上既有实行资本主义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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