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教育革命在那革命的年代一切要有革命的气概、革命的脚步、革命的理想、革命的实践。出现了一大堆豪言壮语,漂亮的词句。谁来实现?都落到我们这些百姓的身上。教育要革命,从反右后开始叫响的,58年教育大革命全校师生搬到十三陵修水库,美其名曰要让知识分子体会劳动创造世界,实际是读书无用,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太少而是知识太多了。紧接着1959年,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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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与科研文革时的教学与科研有人问文革还能有科研和教学吗?回答:是,这在人。要弄清文革中的逍遥派在做什么就会明白了。女同志打毛活、做衣服,带孩子的人不在少数。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把生活搞好是上策。男同志除帮助做家务外,焊收音机、电视机,做“路线“斗争,和棋类“战斗”的人不在少数。但学校和科研所的知识分子并不情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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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留校是大跃进的牺牲品
提前留校者做辅导教师时间最长
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工作了33年才出国。对比我们前辈,那些1952,53年来工作的教师3,4,年就讲大课了,1956年来的老师在我们来后他们辅导4年走上大课的讲台。我们这些“半吊子”文革前正规辅导6年。文革时分到专业教研室,招收工农兵学员后,由于我们是该教研室中唯一的教数学的“宝贝&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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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小头头帮我找错管头是北大计算数学系分来的老师。文革时是我室的小头头,不讲法制、以势压人,以权整人,行动过激,个人情绪,打人骂人,得罪、伤过很多人,文革后分到计算机房。他对我的科研,用FORTRAN语言编程序帮了大忙,有时一个错误,我花一天时间也没找出来,只好麻烦他,他不厌其烦地帮我找错误,虽然骂我脸皮厚,但还是帮我找错误地方。我自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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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多多、劳动的好伙伴
柳重堪是1962年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我们教研室的,他来后马上给我的印象是有很强的数学科研能力。不是一个教书匠。我和他熟悉的原因是农村劳动,不论夏收、秋收我经常和他是一对,他割我捆、我割他捆,配合默契。谁也不耍奸、很少聊天,拼命快干,但可以感到互相有对方,所以我们经常割在前面。
文革中分到系里,他数学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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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位同时留校者冀军也是60年一起留校的,在我丈夫离校后,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聊得比较多,但并不亲热。这可能和她性格有关。文革后调到计算机房做党的领导。不到70岁就因肺癌早逝。大概是二手烟的受害者。家里多人抽烟,那时住房如此紧张,没有地方能躲掉一手烟,再加上她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彦庆津是我们同时留校生中唯一幸运儿,升为正教授。我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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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脸贴冷屁股在北航民进会长王幼复到日本做访问学者期间,他让我负责。我除了组织校内成员活动外,还参加几次北京民进市委召开的各大学负责人的联席会议。我深深感到民主党派在中国的地位。每次会上大家表现出自己是中共党的朋友,要起到朋友的作用。与会者对中小学的教育、管理等工作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积极热情提出许多好的建设性意见。经过多次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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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的教师1960年在大跃进的大办分校风声中从我校四年级学生中抽出近50名分到数学教研室,我就是其中之一。一年后不办了,大部分离去,最后留下的有张志英、陆惠玲、郑梅春、彦庆津、周德润冀军、任允珠等。三十多年好友张志英是我最要好、最熟悉的。我们同时进校,同小班,住同屋、同时留在同一教研室。刚上大学时,住集体宿舍,经常检查卫生。好强的我们同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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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位好友1959年北大钱祖皋和南开胡金海分到我室,文革时我和他们观点相同,研究当时社会形势之外,还给我业务指导,我很感谢他们,后他两均因两地关系调走。我在南航学英文时去看过老钱,他让我到美后帮他寻找计算机的工作。我在美国连门也没摸到怎能帮他?1959年我校专业学生中提前留校四位,其中郑会琳对我帮助最大,我科研工作的困难起点,是在他的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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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的基督教徒
1957年复旦大学分配来的徐明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业务能力很强,学生很喜欢她,但由于信教,不被党支部看重,她非常安静,永远笑容满面,对人和善,不得罪任何人,开会基本不发言,除非必须说几句。由于住在她丈夫的学校,农机学院,下了课没有事就回家。她和眼睛不好的翁珍玲最要好。我开刀住妇产医院时带了糖果来看我,让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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