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一介教书匠,酷爱自家乡;寓居多伦多,桑梓永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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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共内部的混乱 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参加者,意见纷歧,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我一直主张中共中央迅速迁来武汉,集中到一个主要地点来,也许较易于求得内部意见的一致,借此可以强化中共的领导。不料后来事实证明绝非如此,从莫斯科以及从上海来的那些共产要人们,竟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梢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经[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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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农民运动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的火势为最猛烈。 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证券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点,并不在农民斗争应采取激进或[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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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清党与宁汉对立 武汉南昌间建都之争迅即转化为军权与党权之争;接着又激荡成为蒋氏所领导的反共阵线,与武汉所领导的反蒋阵线的对垒。这个剧烈的斗争形势演变的结果,是蒋氏逐渐占了上风,武汉则相形见绌。因为蒋氏不仅握了兵权,而且获得旧社会保守势力的支持;南昌克服之后,显然又得着外力的支援。而武汉的反蒋阵线却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意[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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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鲍罗庭抵武汉 武汉的反蒋运动,是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鲍罗庭不满蒋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种种安排,但他大体上对蒋还表示容忍让步,以弥补国共之间几濒破裂的关系。但一到十月间,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之时,反蒋的锋芒开始显露出来,这似乎得到鲍罗庭的支持。等到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底[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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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武汉政府时期 第一章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事上节节胜利,先后击败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次第占领了长江流域各省,而形成了以左倾赤化见称于世的武汉政府时期。但由于革命阵营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倾轧冲突,结果,由迁都问题的分歧而演进到宁汉的对立,由宁粤的清共而演进到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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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北伐的前奏 北伐原是孙中山先生的传统政策,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进军,削平军阀以统一中国。蒋介石继承总理遗志,以实行北伐相号召,虽一方面振奋了国民党的革命精神;但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像孙先生那样的人望,使人觉得他只是在乘势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这也就是后来革命阵营分裂的根源。 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沪以后,即获悉中共[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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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三.二零”事变以后 中共中央认为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资产阶级图谋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公开表演。这一认定的内容大致是:这一事变包含着反抗苏俄控制的民族观念,要对中共加以压抑的反共意识,以及拿破仑主义等等重要内在因素所造成。领导这一事变的蒋介石所采取的手段,却是一种推翻原有领导的军事异动。再经过了五月十五日国[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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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三.二零中山舰事件 第一章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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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洋溢着使人乐观的左倾气氛,但事实上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固然是汪情卫领导作风的特色,也是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汪精卫等三方面意见不一致,而又不能获得适当的调协,有以致之。 我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由上海乘海轮绕过香港,直达广州(因省港罢工海轮不停[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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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革命阵营分化 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形成了反抗广州政府领导的西山会议派。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国民党内部分裂对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主张争取国民党中派,以孤立右派;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这种政策又与鲍罗庭的所谓“革命专政”发生抵触。 我由广州回到上海后,曾将在广东所知道的情形及我与鲍罗庭商谈的经过报[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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