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秦城”待遇
我刚进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原来公安部的人,这些人对我还讲政策。后来不知怎么调来了一批从海军转业过来的管理员。其中有一个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好像怀有特别的仇恨,经常以各种借口毒打我。有一次他竟用他穿着海军军用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脑袋,我当场就被他踢得昏死过去。之后我一连昏睡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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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享受“三不”政策
在1967年8月底,周总理叫我送王力、关锋二人到钓鱼台2号楼去“闭门思过”的时候,他曾交代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他们在“请假检讨”(实际是隔离审查)。总理还跟我说,主席交代,对他俩,不准交给群众批斗,也不准任何人去审问他们。对他们只是作内部审查,现在不设立专案。
不到五个月我也被隔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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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我的秦城岁月
第一章从“请假检讨”到被捕入狱
1968年1月12日夜晚,我从钓鱼台的办公室里被叫到怀仁堂去开会。我心里清楚,这是要宣布对我的处理决定了。所以,当我的秘书要随我一起去的时候,我叫他不要去了。可他还是执意要同我一起过去。果然,后来有人告诉我,在我进了怀仁堂之后,他和司机都被关了起来。而关他们的主要原因是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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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隔离审査我
1.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实际上她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有段时间陈伯达生病住院,经主席同意,中央还专门发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与总理商量决定的,有时康生和陈伯达也参加意见。在他们作出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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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伯达、康生、春桥、文元和文革组其他成员
1.陈伯达和康生
陈伯达与康生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两人之间的成见很深,而且总是互相猜忌。那次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一起去上海聆听主席的“五七指示”时,从主席那里出来住进锦江饭店。陈伯达说,这次我还是住上次住的那个楼层,上次来时,康生就住在我楼上。我说,这次康生没来啊。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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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1.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重大的决定都是通过开“中央碰头会”来决定的。
每次开会的名单,除了主席有特别交代的,一般都由总理来决定。总理写了名单交给秘书通知下去。如果主席参加会议,那会议就叫“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就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北京厅进行;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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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关峰和王力
1.《红旗》杂志1967年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不久,给武汉军区的指战员写了封信,主席在信上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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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武汉“七·二〇事件”
1.主席、总理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武汉军区的阻抗
1967年的7月13日下午,主席召集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人开会的时候,主席提出,他要去武汉游泳。当时武汉应是天下最乱的地区,所以林彪和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反对主席去武汉。大家建议主席去北戴河游泳,那里比较安全。但主席说,天下之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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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造反派
1.文革造反派的形成
“五一六通知”发布,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首先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文革运动,起来造反。但那时候学生对“造反”的理解是比较模糊的,他们只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批“三家村”,揪黑帮。好多学生把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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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批斗王光美
1967年1月的时候,清华大学蒯大富一些人,用王光美的女儿出“车祸”的谎言,搞了一个“智擒王光美”事件。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搞的。总理知道以后,马上派他的秘书去把王光美接回了中南海。主席后来知道了说,共产党讲究光明正大,不准再搞这种骗人的事情。对这件事情,我们中央文革事先也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他们很可能是受到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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