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蜜是近几年的一个流行词,但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有了名副其实的闺蜜,她的名字叫晓荣,可惜我们的联系中断了超过二十年。晓荣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同一所大学工作,退休后依然住在大学的家属区,不联系应该归结为我们的主动选择。知道晓荣在我折腾出国的那段时间离开西安的单位去了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后来定居上海并且生一个女儿。脑海中有时会闪过寻找她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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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幼儿园有两个特殊朋友,向阳和建英。我们住在同一个筒子楼里,并且共用一个厨房。由于父母的年龄和经历相仿,小孩年龄接近,我们几家成了莫逆之交。向阳是一个比我小五个月的腼腆男孩子,建英是一个比我小八个月的活泼小姑娘,而且我们都是家里的老大。大人们用红楼梦中的人物形容我们,我小心眼像林黛玉,建英没心没肺像史湘云,向阳不知道为什么成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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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时,我在对幼儿园毫无概念的状况下开始了全托生活。之前,奶奶在家里照看我和弟弟,我们的生活还是挺安逸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父母突然决定让奶奶带着弟弟回了浙江老家。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高校工作的父母也在停课闹革命。因为需要参加密集的学习班,我被父母强行送进了幼儿园。对一个一直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五岁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变化是灾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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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几家素餐馆,包括著名的北京功德林,总结起来,以植物食材做出的荤菜的色香味似乎成了素餐的灵魂。因为不是素食者,我更愿意享受价格低廉但是口味正宗的荤腥。一个偶然的机会,走进了位于深圳香蜜湖度假区的“云来居素食馆”,颠覆了我对素食的认识。
两年前的秋天,公司需要对中国的供货商进行一次审核,我作为电子工程部的代表,和公司其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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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苏州园林酒店的美好体验,寻找有历史感或者可以体验当地民风文化的旅店,也成了我们旅行的目标之一。计划北京游时,胡同酒店自然成为首选。
网上一搜发现面对选择困难,胡同酒店散布在北京各个老城区,价位从青年旅舍到豪华会所,评论也是好坏参半。抱着体验老北京生活的目地,我把酒店位置定在了南锣鼓巷。南锣鼓巷几乎位于北京市中心,因着交通便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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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孩子中国旅游的时候,有时会觉得有点失望,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也长得越来越像。经常的,旅行的疲倦盖过了惊喜,完成订好的计划成为继续旅程的唯一理由。多年前一个普通的苏州游,因着表妹的贴心安排,成了一段难忘的水乡经历。
2007年的夏天,我们全家回国探亲顺道游江南。逛了南京路和外滩后,孩子们就失去了游上海的兴致,看到街边苏州一日游的广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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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在哪里读到过高晓松的一段话,大意是他的妈妈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不是每个人都爱诗,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远方。我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她鼓励我探寻我的远方。
少年时期的我,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真实的我是一个矛盾体,非常敏感,有些自卑,却爱做梦,而且内心深处埋藏着不桀和叛逆。因为爸爸身体的原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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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75年,不知道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有没有结束,又一场政治运动开始了。就是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将解放不久,代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再一次打入冷宫。我们住的筒子楼每四家共用一个厨房,我们厨房的几家人已经相处了十几年,相似的背景使得大人们成为莫逆之交。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做饭时间轻松快乐的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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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时我才一岁多,文革结束时还没有小学毕业,文革似乎不该和我有太大的关系。也许因为我的记忆开始得很早也很具体,文革的确在我头脑里有一段特殊的印记。我想通过回忆的方式,再现一个孩子眼中的文革。
我的父母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工作。文革初期大学停止招生而且进驻了军宣队,爸爸因为工作关系和那些军人接触比较多。据说我小时长得特别讨人喜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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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年轻时因为患脊髓炎而不良于行,老年以后腰部以下肌肉严重萎缩导致行动愈发困难。更麻烦的是脊髓病变导致的排泄障碍,他使用导尿管已经超过二十年,大便则必须使用泻药。家里有一个这样的病人,生活不便自不必说。为了减轻妈妈和弟弟的负担,其实更主要是为了减少我自身的愧疚,我一直试图说服他们用一个保姆。性格强势的妈妈对这一建议历来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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