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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周刊有一个伦理道德专栏,读者提交问题、疑惑,专家解答。有很多问题会牵涉到法律,答案中当然要考虑不能违法的因素。但伦理道德和法律有平行的地方,有时候专家会建议,虽然如何如何做已经尽到了法律责任,但从伦理道德角度,也许应该如何如何等等。大部分问题都是尝试在特别让人纠结的处境,找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有意思的是,专家相当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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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请国内的一拨朋友来家做客,我从曼哈顿把他们从一个旅行团接出来,一起坐长途巴士回家,从巴士站往家走,因为是坡地,风景比平地要美得多,他们齐赞环境优雅,步行五分钟的路,还拖着行李,居然拍了好多照片。晚上请他们吃日本海鲜,车一下高速,大家马上看出整个环境的感觉是非常破落。我告诉说,那个环境不佳的镇是我们郡(郡是与市平级的,美国叫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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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小学低年级期间的事情。我和哥哥买了个邮筒状的朔料玩具储蓄罐,下部有三圈可以转动的号码,是个简易号码锁,如果三个数字都转对了,邮筒就打开了。我和哥哥共用这个储蓄罐,放进去的钱我们共有。不记得是不是雄心勃勃想买什么,有记忆的是两个人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商量任何规矩,第一天就把各自的钱全部放进去了。那时我们每上街一次就可以每人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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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深度好文”已经泛滥。我一般只说“好文”,不敢轻言“深度”。但这一篇真正是好,我不得不说:深度好文!下面是转文。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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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五月,北京在戒严中。
上海除了学生游行外没有太大的动静,朱榕基市长也一再对上海人民讲话,号召一切必须正常运作。上海人听话的,一个城市几乎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该干啥干啥,上班的人是绝对照常上班的。
但我注意到有一些不同。那天我忽然意识到,每天上下班拥挤的公交车上,已经好久没听见人吵架了!那时候,如果你每天是要坐半小时以上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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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只想太太平平过日子,不希望惹任何人,不希望惹任何麻烦,不希望触犯任何明文或暗箱的规矩。你从没做过大房子的梦,你对豪华车也了无兴趣,你的要求非常卑微。也正因为卑微,除了蓝天,你要的都有了。你说,就这样过吧,家人都平安就好。我理解你。这也是我的希望,对你,对我。我们都是卑微的人,只有卑微的愿想。可是你能吗?雷洋也是抱着这样卑微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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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学龄前的事。有一天不知怎么我得到了一笔“巨款”:五毛钱。(不要瞎联想!)估计是妈妈偷懒,免得我时不时去要钱。在60年代,对一个还没上学的孩子,这个数字不小的。我当时连个皮夹子都没有,不知该如何收藏,就交给了奶奶:“奶奶,我没有皮夹子,这钱放在你这儿吧?”奶奶说“好”,就收下了。以后每当我要用钱时就去奶奶那里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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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戒严好久了。我们在上海的办公室里,每天大家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议论国事,关心着民运的动向,惦记着学生的安危。
我们当时有与北京合作的项目,到日子了北京却迟迟没有消息,就打电话去询问。北京那边说,你们还在干活啊?知道我们这里是怎样的吗?我们是天上飞机,地上坦克,街上喇叭哇啦哇啦叫!都戒严了,还上什么班啊?!
北京可以不上班,上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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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文革正式开始50周年忌日。在这样一个令人反思的日子,记录一下我们家庭中十多年前的一件事。为帮助我们带孩子,父母在美国与我们一同居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妈妈的全部心思都在孩子身上。爸爸个人兴趣多多,帮助带孩子之余,不仅到处走走看看,还参与了一些活动。每天的中文报纸和电视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呆久了,对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也有了些比较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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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从没去大陆演唱过,而且是明确说:“大陆,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费翔如果不是最早的一个,也是最早期去大陆发展的港台歌星之一。
曾有人赞赏邓丽君,说她明辨是非。同时指责费翔,为了钞票放弃原则。
有必要如此苛刻,如此在演艺圈“大是大非”吗?照我看,邓丽君有这样的认知,难能可贵,我对她钦佩有加!费翔在大陆娱乐极度荒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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