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治学的主轴是考据学,以乾嘉学派核心,前后从事治学研究者大致约二百位清代学者。关于考据学的具体分析,笔者会在后文展开,需要指出的是和今天做学问追求“立竿见影”“成绩显著”的西拼东凑般完成论文的“新学风”相比,从事考据研究,是在大量书籍中检索,核对和认证,是一个耗尽时间,枯燥沉闷,有时花上好几年认证出的结果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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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此命题前,笔者觉得先要对“中国”和“汉学”的概念作一规范,只有这样论述由此才能准确无疑。何谓“中国”?笔者认为它有“文明概念”“空间概念”和“行政概念”的演化过程,其中“行政概念”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空间概念”指北宋建立到清朝灭亡,而在北宋之前属于“文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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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无疑是第一个用大量农村经验和田园风光入诗的文人,而且质与量均首屈一指,这和他弃官从农之后非得依靠土地为生息息相关,若无官场经历,岂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画省香炉违伏枕”之心情。若他社会适应很好,他可以继续去实践其“猛志逸四海”,也就没这么多田园诗写作。人生之得与失实难预料,即“失之东隅收之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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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理清同属“田园”风格的陶渊明和王维之不同,笔者觉得当从他们最接近处开始分析,最接近处无疑是陶渊明之《桃花源记并序》,纵观汉文学历史,若说清人编撰《古文观止》汇总历代“登堂级”名篇,那么《桃花源记并序》堪称其中“瑰宝”,陶渊明搁置五言诗,就此篇足以证得“文坛大家”之誉。后人模仿《桃花源记并序》写文作诗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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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何许人也?无须笔者多费口舌。历代学者考证《五柳先生传》是其自传体短文,虽有反对者但大多趋向肯定。至于写作时间段有早期和晚年之分。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萧统考证《五柳先生传》写于392年陶渊明为江州祭酒以前,如果是早年写成表明自己弃官从农志愿,那就不算自传。可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可见陶渊明笔下五柳先生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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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俗之繁琐和惯性耗尽人们最后精力而所剩疲惫时,在仅有歇息躺在沙发合上疲惫双眼时,我们是否会闻心自问:我们到底是人还是神?我们来自哪里?将去何方?我们是动物?或者虚无的什么都不是?当自问给自我获得答案时,思想史中只有人对自我鉴定而不依靠他者或灌输给你之外:“我是人?还是神?还是动物,或者什么也不是。”人们都可以找到自己认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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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的提法原出自《旧唐书武宗纪》,泛指帝王通过行政对佛教现有规模实施打压和驱散,在佛学史上亦称“法难”。从汉史上看由朝廷至社会底层庶民群体对宗教信仰还算自由开放,帝王即使“尊道”也不排斥朝下佛教信仰的自由,况且佛教亦有被尊为“国教”的时代,尤其在隋唐。追溯至六朝史学称有“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即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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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西汉阳陵出土了2100年前的芽茶遗存到唐代陆羽总结《茶经》,从白居易的《睡后茶兴忆杨同州》到苏东坡的《汲江煎茶》,茶无论作为药材还是饮用自古流入中国文化确切无疑。日本至今还保留着至宋为止还流行的抹茶制作和饮法,当我们了解日常用热水泡茶饮用起于明朝以外,似乎饮茶只有在经典或者文人笔下。至于普通庶民的饮茶习惯在古书里记载甚少,而圆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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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开成会昌年间新罗人在境内的活动记叙,是很难在汉史范畴中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但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记载,这为后人研究唐代新罗人的境内社会活动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所谓新罗人指在2世纪到4世纪生活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三个韩姓部落的后裔,《后汉光武纪》:“建武二十年,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7世纪中叶新罗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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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记》是笔者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简称,关于此书的阅读,相关事迹和研究论著的关注始于两年前,原先阅读的相关书籍都是日文版,比较国内关于圆仁和其著作的研究,日本显然成果丰硕。圆仁是用汉文以间隔日记形式完成《入唐记》,至1883年三上参次博士在京都东寺观智院发现其古抄本后,才被重视翻译成日文供研究参考,而此时距圆仁完稿《入唐记》已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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