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掠影 三

三，壮年

党支部的保卫委员老刘找我谈话：你定为极右，有意见吗？我说没有．他又说：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等候通知．没想到这么快，回家怎么和妈妈说呢，怎么跟秀兰交代，下班回家饭也没吃就跟妈妈说了，上楼一头就栽倒床上，秀兰发现我趴在那抽泣便问：“你是不是后悔啦，”（意思是后悔结婚）

我抬起头：“我没脸对你说，你已经有了身孕，我成了右派分子，很快就去劳动改造，咱结婚才半年，两人还没好够，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恨我自己成了右派，怎么会后悔．”

秀兰深情地说：“我知道你是好人，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我等着你回来！”他这么说着，眼圈红了，我抱着她安慰说：“我好好劳动，争取早点回来．”

那天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午保卫委员蔡允迪通知我：到公安分局报到．我说回家拿行李，他说有人给你送．我和他走路大约十分钟就到了，还有比我早的，有认识的，也有生脸，一转脸，蔡不见了。我想出去找他，警察拦住我，我被限制了自由．一间诺大的房子，渐渐挤满了人，没有座位，没有时钟，大约两点钟，我的行李来了，后来才知道还是蔡到我家拿行李，妈妈和秀兰要亲自送，想看看我到底怎么了，蔡不让，他说以后到李七庄去看．

三点左右，我们被拘留的人，分别上了两辆敞篷卡车，开上了南门外大街，直奔李七庄而去。七转八拐开进一个大门，大伙从车上跳下，然后分组，我被分到右派分子班，班长李志清，副班长王振。班长介绍这里是收容所，首先要端正态度，认罪服教，原来两位班长也是右派分子，只不过早来几天，因为认罪表现好，先留在这里当班长。李志清是中学老师，也是因为几句话，与对象双双成了右派，判处劳动教养，和我年龄仿佛．李志清推心置腹现身说法：“既然到这来了，就别胡思乱想，老老实实认罪，接受改造，别无选择．”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看那阵势不把你搞的灵魂出窍，不算一站．我的表态得到认同，很快我被叫去谈话，那也是一个右派，他说：“我是营级干部也成了这个，你们班长说，你原是骑兵，态度端正．那就对了咱们是受过党的教育的，到什么时候还得为党工作。你原是排级带一个班应该不成问题，你当班长，明天出发到板桥农场，汽车来接．”听他的口气是个工农出身的干部，话语简洁．这么高的觉悟，怎么会变成右派呢．

转天一大早喝完粥就上路了，我带十个人，大都是小青年，只有一个那志峰，他说自己是右派，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教师，是历史问题，心想还有愿意充右派的人．

四辆卡车开进了农场，那志峰说这里是过去袁世凯练兵的兵营，现在是劳改农场，说话间汽车分头开走了，有的向东，有的向北，我坐的车向南开去，没毛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灰朦朦白茫茫，和我当时心里的状况一模一样．车子开进一个大门，停下来，几排褪色的矮矮地红砖房，我们十几个人被带进其中的一间．这里的人很客气，还帮我们打开水喝，不久就开饭了，熬白菜，玉米面大窝头管够；晚饭后开会检查当天的表现，睡前在露天撒尿，看到周围有铁丝网围着，没见荷枪实弹的岗哨，这是一分场．熄灯号后睡觉，一夜无话．折腾一天，我睡的还行．早餐是窝头咸菜还有玉米面粥，饭后，每人领到一把铁锨，说是到田里平整土地，这时有人喊我的名字，叫我到场部，一个干部说：“你是林大鹏吗，”我答：是．“带上你的行李，跟车到总场直属队报到．”别的什么也没说，我心里发毛，可能是我的问题性质严重，怎么就我一人，听天由命吧．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司机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很客气，告诉我他姓宋，汽车队队长，他问我：“你是右派吧！”没容我回答，接着说：“农场对你们右派还挺重视，专门成立一个直属大队，受总场直接领导”几分钟的功夫就到了总场，气氛不同，接待我的人像个老农民，端一杯热水递给我；“快坐下歇歇，喝点水暖和暖和，”后来才知道他叫杨继高，是原十六中（解放前的耀华中学）教导主任，他早来两个月，已经改造的卓有成效，思想是否改造好没人知道．我被分到纯右派分子班，班长叫雷衍夏，原师大助教，小组长桑健，他很积极，立即找我谈话，首先介绍自己：专业军人，营职干部，选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因为大鸣大放，成了右派急先锋，开除学籍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并说在朝鲜战场给杜平当秘书．当他知道我原是骑兵复员，便说：“咱们都在部队受过党的培养教育，要端正态度好好接受改造，同一个小组还有崔志宏也是复员军人，要带头好好劳动，争取早日摘掉帽子．”说实在的，跟他好像似曾相识，很谈得来，后来我当放水班长，他也在我们班，住在支渠上的窝棚里，这是后话．

桑健快要结婚的女朋友和他吹了．世界太小了，中学同学沈克俭，刘中兴，华北军区师范物理系同班同学，莫绍凡都在这里相会了．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基本生活千篇一律，太阳没出下地，太阳出来后在地里吃早饭，窝头咸菜，熬粥；饭后接着平整土地-- 行话叫起高垫凹。两个人台一筐，扁担是一掐粗的杠子，如果是干土，筐子装满不过二百斤，如果是泥土，这筐土装得满满的，半人高，足有三百多斤，有时能把杠子压折，抬两个来回，肩膀开始红肿，半天下来，开始渗血，上衣肩膀开始破损，这群没干过农活的老右，呲牙咧嘴者有之，偷抹眼泪者有之，悄悄骂娘者有之，总之大都耷拉着脑袋，盘算着，还能熬出头吗；我不这么想，家有老母亲盼儿归来，新婚才半年的妻子，临别告诉我，她等着我，她说我是好人，不管多么苦，也得咬牙挺着，况且她还怀着我的孩子，我绝不能趴下起不来，说也怪，两周过去肩上只脱了两层皮，手上的血泡磨成老茧，渐渐地身子骨结实起来，开始时全身散架的感觉，和快要支撑不住心理状态，开始好转，干起活来腰依然痛，早晨爬不起来，手攥在一起伸不开，得用另一只手去一根一根掰开，但是我不再惧怕干活，天气暖和起来，农田开始繁忙，天长夜短，顶着星星就出工，太阳入地还没收工，三顿饭都在田里吃，没时间开讨论会，我觉得多干点活比开会强多了．

和我一样的汉子也不少：肖传经，中学校长，肖狄，程海，天津青年报主编和副主编，魏力仁，桑健，赵山在、沈克俭、刘乃炎、杜信中等大学生都熬过来了。也还有一些朋友，还在死亡线上挣扎，张增聪，余奇就是，据说张增聪是张勋的孙辈，中学教师，不知什么叫吃苦受罪，穿着毛料衣服抬大筐，说撂挑子就撩挑子，能不干活就不干，当时的俗语叫软磨硬泡，不知是谁的主意，只见有两个大汉架着他，其他人硬是把杠子放在他肩上，装满泥土的筐坠在下面，压得他学鬼叫，一把鼻涕一把泪，让人看了心酸，后来知道这是违背政策的，是少数劳改分子干的．

更严峻的考验

好像是故意安排的。六月初大战张家河动员大会，右派分子像我之流为了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摩拳擦掌，表决心，每人领到一把大铁锨，浩浩荡荡出发了，马车拉着被窝卷和简单用品，右派大队扛着铁锨，唱着大跃进的歌曲前进，歌词大义是：大跃进大跃进，社会主义大进军；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嗨嗨十五年。张家河在那里，没人知道，干什么去没人知道，又困又乏，杜信中一屁股坐在地上，捂着肚子喊痛，队长就让他坐上马车。（后来混熟了才知道是一计，这小子是南大原子物理系高材生，很会来事儿，凭小聪明占了不少便宜。）下午到了目的地，是一条干河床，河内长满芦苇，我们就是来跟它玩儿命的，每人分到五米地段，给河底加深一米，外加清理河床，铁锨碰到芦苇根，卡呲卡呲响，铁锨根本下不去，手剛磨出的老茧下面又鼓出血泡，老茧磨掉了，血泡也破了，疼得钻心，咬着牙也得干，第一层终于清除了，可是河床也越来越深了，每一锨土甩上河堤，都得把大便干燥的劲使出来，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难熬，三餐吃在河堤上，晚上睡在新搭起的席棚子里，不少人垮掉了，我心里只想着一个问题：妻子母亲盼着我回去. 一周的时间好像多少年月，太阳就像钉在天上，收工前的一个多小时，前心贴后心感觉让人无法忍受，好像肠子粘到一起，每掘一掀土，就有抽去灵魂，或被抽取脊髓的感觉．我终于又一次挺过来了．

张家河大战胜利总结大会，我受到表扬，一个意外的收获更让我惊喜．三个月的大锅饭，几乎不换样，现在好了，按劳动表现，评定伙食等级，我和另外几个人评为先进，待遇是使用饭票，在食堂买菜，总有三四个菜可以选择．第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还有那么一点优越感，我要给自己的肚子改善一下，于是买了烧茄子，稻米饭，我刚坐下还没吃，余奇跟过来：“分一点尝尝，太馋人了！”我知道这是普遍现象，便分给他一些，说实在的还真有点舍不得，可是面子难耐．评选时陈可正，说我只是劳动好，不是真的追求思想改造，余奇和其他几人，极力推举我，並说：“怎么样才叫追求思想改造，我们这不是劳动教养吗！”最后我才拿到这个优惠．这是分化右派分子的招数，大家心知肚明，还是乐此不疲．下个大战就要来了，我们都摸不透，听天由命吧。期间每个周末都有家属去探望，将近两个月了，我曾写过几封信给家里，告诉他们我很好，主要是劳动，身体能顶得住，家里还是不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最不希望他们看到我已经面目全非了，蓬头垢面，一个邋遢的农民样子，但是我还是写信叫他们来看我一趟，为的是让亲人看到一个真实的我，精神和肉体都没垮掉．

一个星期天是探望接待日，场部前面空场搭台子唱京剧，大概是故意安排的，好让亲属看到我们过的是人的生活．我坐在露天广场正聚精会神看戏，突然听到呼我去接见，我的心怦怦跳，很久了，我见了妈妈和妻子说什么，感情该如何拿捏，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临时搭建的席棚子，秀兰站在妈妈的旁边，挺着大肚子，穿着结婚时买的唯一的烟色花上衣，面容憔悴，瘦削的肩膀更凸显怀胎七个月的大肚子，我差一点哭出来，强咽下含着的泪水，冲着妈妈轻轻道：“妈，您来啦，你老多了，”转身对着秀兰：“你瘦了，”我主动抓紧她的手，妈妈躲出去了，她坚定地说：“我很好，你没变，就是黑了，好好劳动，我知道你是好人，到什么时候我都等着你，家里有妈和我呢，有老人照顾，放心吧．”说着看了看自己的肚子，看看我，他那淳朴的样子，和从心底发出的声音，到现在想来，还像是昨天，我跟妈妈告别时再也忍不住了，妈妈说：“别难过了，家里有我，甭惦着，七月份就生了，你给孩子取名吧，”我说听你的，什么都行，这次见面时间很短，但是所有的疑虑都打消了。母亲和妻子看到我完好无损，我更坚定了早日摘掉右派帽子的决心．后来小杜跟我开玩笑：“接见时，是不是下了最后通牒，能保住吗？”意思是要离婚，大家心知肚明，右派分子们保住家庭的少之又少，订了婚的，热恋的，都吹了．我肯定地告诉他，不会．

 

峰回路转

新的任务下来，出乎我意料，养芽子（即培育稻秧）派我担任放水班长，另有赵山在，魏力仁，桑健等八人．刘益之曾留学日本，是水稻专家，稀里糊涂成了右派，不过凭他的技术，很少下地劳动，他专门为我们讲解养芽子的基本知识，他解释说：关键是水不能大，也不能小，干湿适度，这是水稻种植的关键，且不去管它．

住在二用支（上水支渠的简称）新搭建的窝棚里，我从此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基本工作是拎把铁锨在田间转悠，检查放水情况，秧苗一天一个样，由黄绿变葱绿；一寸，寸半，二寸三寸，半尺高了，看着秧苗茁壮成长，心情很好，家里又传来喜讯，秀兰生产顺利，母子平安，我当爸爸了。可惜没有陪在他身边，还好很快就收到她母子的照片，难友们都为我庆幸，也有的投来羡慕的目光，我心里的满足没法形容，妻子不但没抛弃我，现在又为我生了儿子．只是农忙季节不准假，无奈忍着，忍着．六月下旬秧苗茁壮，大田坵平如镜，插秧大战在即．所有的人一律下田拔芽子（就是把养好的秧苗拔下来，捆成小捆，准备插秧。）绝大部分人都没干过这种活，但是我很快就顺手了，我一手拔苗，交到一隻手上涮泥土，另一只手同时继续拔苗，这样就省掉涮泥的时间，比一般人快很多，带队的邓队长起劲的鼓动，听到表扬，我索性坐在泥水里，又凉爽又不腰痛，满身满脸都是泥，样子很狼狈，我心里明白，自己腰痛自己知道．还有一个快手他是葛品惠，成右派之前是铁路局的调度，干活非常麻利，只有他比我快，而且上身很少泥点子，后来他成了我的小队长．

插秧开始了，谁都脱不过去，我首当其衝，丘田像一面面镜子，人们站成一排，技师刘益之讲解：左手攥一把秧苗，大拇指和十指中指捻出几根秧苗，右手接过来顺手用食指和中指将苗插进泥水里，这是个技术活，根部不能弯成烟袋锅，窍门是手指插下去向左一抹把秧苗贴在泥窝里。奇怪的是我一下就掌握了，而且插得很快，无形中窜到前面，但是我的腰痛难忍，这是老毛病了，只能在插完一把秧苗后，趁着换另一把秧苗解开捆腰时，直起腰喘口气，就这样我还是一路领先，形成人字。就这样我又成了插秧能手．往后的日子我总是第一个下水插秧，但也不乏能手，小队长葛品惠，原大公报编辑刘桐，某中学教师武先真，都是快手。说起来轻松，当时泡在水里，常有蛐蚍鑽进肉里，必须用鞋底用力拍才能出来，上面大太阳烤着，腰痛难忍。就是什么都不做，一天弯着腰背朝天面对地，都很难支撑甭说还干活，每天顶着星星下地，太阳下山收工，早晨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寻死的心都有，但是绝不能死，年过半百的母亲盼着我早一天回家，年青的妻子和哺乳的儿子等着我，每天强带笑容，表现积极接受改造，说到这，我得说明一点，什么追求思想改造，思想能改造吗，说也奇怪，每天嘴里嚷着，好好劳动，追求思想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里。千遍万遍地说，好好改造，好好劳动，就像是真的，现在想来，纯粹自欺欺人．

劳动强度到了极限，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干脆光着膀子，后背像灼烧一样痛，脱一层又一层皮，人真是顽强的动物，后来后背变得黝黑铮亮，记得有一次放假回家，一家人差点没认出我，还以为我是农村来的亲戚，看来改造卓有成效，起码样子变成了农民．

第一批早秧完成了，又派我耙水田，说我曾是骑兵，熟悉马匹。耙平放在水田里，师傅站在耙上，我在前面牵着马往前走，在泥水里深一脚浅一脚，那马也走不稳，有一次突然马前蹄踏在我右脚上，当时没觉得有多严重，又走了几步，我的脚痛的钻心，但是我知道若是就此败下阵来，一定被说成逃避改造，我咬着牙，忍着痛踉跄着拉马向前，意识到骨头没事，到了地头看看脚面青了一片，像个马蹄形。幸好是在泥水里，不然那只脚就完了，后来渐渐肿起来，但是为了亲人，我不得不一瘸一拐地继续‘追求改造’．人这种动物，和其它兽类，没什么区别，动物被猎人打伤，有谁给他疗伤呢，它慢慢痊愈了，人更顽强为了某种目的，也能不治自癒．

这一关又熬过来了，新把戏在前面等着，农业技术大跃进，劳教分子中不乏人才，造出的第一台插秧机，让我实验，原以为机器会比弯腰撅腚的用手插秧轻松些，天知道那是重体力活，推着这件庞然大物在泥水里行走，已经很吃力，它还拖着个大轮子转动，轮子带动六支木头手插秧，插秧机过处，整齐的六排秧苗呈现在眼前，心情好的话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这时的我肚里没食，两腿发软，每迈出一步就感觉往外抽一丝丝生命．插秧大战总结，我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第一批准假回家探亲．

我家地址是察哈尔路五十号。沦陷时期日本名字：吉野街．光复后改名察哈尔路是爸爸配给的宿舍，妈妈妹妹住在这里，叔叔、大姑一家也住这里。灰砖房两扇红漆大门，门内一间门房，进二门，右手两大间，中间折叠门隔断，南北都有大窗户，往里走是后院，另有两间房其中一间通后门的胡同．对着二门上楼右转再上五登楼梯，两大间，中间有隔扇门，格局同一楼，另有一间储藏室，退回来下五登楼梯，是厨房再往里昰浴室和一间大储藏室。上三楼两间屋稍小一些，北面房间通着大阳台，地板紫红油漆．解放后爸爸出走台湾，房子仍是公产，自然归公，我从革命大学毕业后回家探亲，妈妈住三楼一小间，婶婶住中二楼大储藏室，大姑住二楼小储藏室．原来那栋房子一家人住着宽敞舒适，这时已经变成九家人的大杂院．这次回家探望，房舍破烂不堪，我走进房间又多了一个儿子，我进门后把妈妈吓一跳，问：“你找......”谁知还没说出来，秀兰忙说大鹏回来了，我打量自己，一个十足的老农民，怪不得连妈妈都几乎认不出我．一家人刚说几句话，警察进来了，劈头就问：“这是谁？”秀兰机灵地答：“那不是大鹏吗，是孩子他爸，”

我心里明白，劳教人员放假，派出所早就得到消息，立即跟踪到家．

每次回家，说话的时间分配不过来，跟妈妈说多了，冷落了秀兰，多陪陪儿子，又觉得无颜面对老人和妻子．一晃三天就过去了，说三天其实仅仅一个整天，周六下午到家，周日一整天，星期一早晨就得回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可是每天都盼着一月一次的探亲假，好歹能团聚一天呀．

回到农场接着灵魂深处闹革命，可以说每个人都触及到灵魂．记得放水结束后，开全场摘掉右派分子大会，几乎每人都抱个热罐子，我觉得自己受到过多次表扬，更是志在必得，开会那天两千多右派分子，聚在大礼堂里，死一样的寂静，心里盘算着有幸轮到自己．开会了，场长王明哲作总结报告，他是场里的秀才，能说会道，他历数改造成绩，谈到多数人积极追求思想改造。我心中暗喜，衡量自己肯定第一批摘帽，他话题一转：“但是还有少数顽固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所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必须深挖灵魂深处的反动立场，才可能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来”我的脑袋凉一阵热一阵，心七上八下，五味杂陈，没法形容那种滋味．他长篇大论，我也没招耳朵听，王明哲最后宣布：“现在由赵队长公布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的名单．”大伙竖起耳朵，队长手托一叠纸念道：“第一批摘掉帽子的是：农林队小队长赵智法；直属队小队长，葛品惠。．”大家伸长脖子等着下文。“这两位同志就是你们的榜样，”最后还说了一些警告和鼓励的话，就散会了．会后我只想着一个词‘长期改造’，大概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回到队里同班的陈代拂突然被任命为小队长．他找我谈话说：“你表现不错，当第一般班长吧。”我点点头，觉着当班长也不错，心想等熬到小队长也许差不多了．

摘帽会后，前途茫茫，看不到希望，多数人的思想郁闷，表现五花八门，有的干脆破罐破摔，也有的表现特别反常，范长志就很典型，他天天练长跑，没人介意，他原来就是运动员，一天早晨出工，点名时范长志不见了。原是河北大学历史系学生，大鸣大放期间写了一篇小品：《主题与变调》内容大意是帮党整风，一下子成了反右运动，因而化为右派分子，觉得前途渺茫，选择一招险棋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农场几乎是倾巢出动，天罗地网也没捞条小鱼，最后不了了之．我常在工地的水渠里练游泳，连续游三千米也没问题，萌生了偷渡的念头，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后来听说有人嘴里含一根芦苇可以潜到香港，但是凶多吉少，如被边防发现，只一梭子弹鲜血染红一片水，尸首就飘起来了．思前想后，家有年迈的母亲，年轻的老婆，哺乳的小儿，心就软了，不敢，也不忍铤而走险了．

也有的干脆怠工，抗拒改造，典型人物龙润酬，公然宣布自己没有错愿意进行公开辩论，辩论算是和风细雨，可能该龙润愁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特殊看待也说不定，最后不了了之；另一位是邹雄，据说他是搞飞机设计的，他强调不知错在那里，对他也没怎么样，还派他搞技术革新．渐渐地也不知那里来的一股风，对右派管理松了很多，新来的曹队长说：“知道大家对铁丝网有情绪，本来嘛，右派分子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应该当敌人对待，上级决定拆除铁丝网，从此扬水站北面靠排水河的八栋红砖房，右派大队四周显得视野空旷，人们感觉呼吸顺畅多了。

对另类人又不同了．青年队大部分是小流氓，刘大个子是他们的小队长，有人常听到后院的菜窖里有哭喊声，这是有人挨打，打人不说打，暗语说‘下雨’，小流氓们一听到下雨，就好像老鼠见了猫，刘大个子不声不响，把个青年队管理得就井井有条，服服帖帖，他们的俗语：没人敢炸刺．

张家诚是一个很不错的年青人，他思想包袱很重，经常发牢骚，不愿劳动。按当下的时髦语言对这种人，叫软磨硬泡死猪不怕开水烫．陈代拂小队长把我和魏力仁还有赵山在叫去，布置任务：“张家诚这家伙不老实，你们三人去给他端正一下态度，”说完右眼角稍微诡秘的挤一下，我们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可以完全不执行．我们是大俗人，摘帽大会以后，思想混乱，贪婪自私暴露到极致，为了表现‘好’，争取早日摘掉套在头上的紧箍咒，变得禽兽不如，自己变得像畜生，某些地方还不如牲畜，比如狼，人类公认它是最残忍的，我在内蒙大青山执行任务时，碰到十二匹的狼群，个个肚皮贴着脊梁，显然是一群饿狼，但是它们团结相谐觅食，绝不自相残杀，而人是互相残杀最狠毒的一群，相比之下，千真万确人不如畜，在自己被整的环境里，去整别人，丑陋的灵魂龌龊的思想，那里还有人的味道．这件事一直在煎熬我的心，这样说一说，表示内心的忏悔，向张家诚道歉，並不求别人原谅．

改造期间经常被派到市里去劳动，参加整建西沽公园；北京西郊刨树苗．记得有一次路过天津劝业场，进去逛一圈，看到很多货架子是空的，转过弯看到很多人排队，我也排在后边，问询卖什么，没人知道，好容易排到了，递上一元钱，从小窗口拿到一个小纸包，转身打开，是一个女人用品，我苦笑一下，觉得家里有媳妇，以后用得着．这已经成了市民们的习惯，只要看到有人排队，虽然不知道卖什么东西，立刻排在后面，度荒时期，大家口袋里有钱，市面上没商品，肚子空空的，没抓没挠，回家将纸包给了秀兰，说了经过，他又苦笑了一回．晚上躺在床上肚子饿的火烧火燎，媳妇把老家娘家送来的，仅有的一把干枣从空空的盛粮食的半截缸底上翻腾出来，一家四口吃了个舔嘴刮打舌，这才睡下．　　　　　　　　　　一次到北京刨树苗，任务完了遛大栅栏，商店没货可买，看到劝业场来了一批苏式棉帽，出来时每人一顶，遛到前门外看到有人排队，赶快续上，直着脖子向前看，队伍很长，知道是餐馆，不管卖什么，反正能填饱肚子就行，终于到个了，吃食没了，净盛几杯冰冻啤酒，大冬天虽然天寒地冻，我还是把它喝了，总比没有强．一肚子凉啤酒支撑着看完马连良张君秋主演的苏武牧羊，说到这里现必须补上一笔张学武的段子．他是北京戏剧学院副教授，戴帽子以后和外交部的右派一起送到板桥农场，由于表现好，当上了小队长，人还不错很会笼络人，青年队的小流氓围他手转，在大跃进狂潮中，他又荣登小工厂负责人，不知为什么得罪了队长，邓队长本就对他在小工厂的专横跋扈不满，趁机调进几个能手，其中有桑健，崔志宏和我，还有谁我记不清啦．张学武不愧为老油条，我们不自觉的就和他热乎起来，这次到北京刨树苗又是他带队，劳动之余，是他帮我们弄的戏票，劳教中的右派分子，能享受到这种待遇，也算苦中有乐了．

自杀潮

后来保留公职的人员，都回原单位了，个别人回乡了，不知什么原因，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摘掉了帽子，仍然呆在农场劳动，听说文革中有人不堪其苦，竟然走上绝路，这中间就有张学武，他是在一间值班用的土坯房子里用刮脸刀割腕而死，相继有文笔了得的大公报编辑刘桐，还有我们原来的管教队长王伟，他原来是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的秘书，聪明能干，能说能写，不知触犯了谁，也当上右派，送到农场改造，文革中他看到万张反革命集团被打倒，觉得前途暗淡，继刘桐之后在同一间房子里割喉自尽了。有人给那间土屋取名十三号凶宅．

黄冠生是印尼归国华侨，原南开大学助教，成右派后也在右派大队改造，他身体瘦弱，但是他很乐观，积极劳动，他太太曾到农场看望，这里的右派大学生们在用支（灌水支渠）上的养鸡场，偷偷为她开了欢迎会，摘掉帽子后又回到南开任教，后来听说他也自尽了，据说是思想压力大．白国贤外交部来的右派自杀了原因不详．消息是我的右派好友赵山在转述的．

 

转眼又是一年度荒开始了，无油菜，窝窝头，定量，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少人垮了，这时我被调到养鸡场当班长，地点在五用支，山高皇帝远，我说了算，大家偷吃个把鸡蛋，都心照不宣，再加我天生饭量小，定量够吃，但是长期无油，身体无力，心里发慌，想吃糖想的就像犯烟瘾，小卖部有时卖少量白砂糖，一毛钱一小包，去晚一点儿就没有了，运气好只能买一包，打开看一下，一口吞掉，浑身都感到舒服。没事就到小卖部探探头，探听一下有糖没有。后来完全断档，小卖部干脆关门了．

全民度荒开始了，场里号召到北大港，捞水菜充饥，直属队派我当组长，带三个人：赵山在、魏力仁、闫树栋，邓队长负总责，大马车连人带行李将我们五人送到北大港，安顿在一座关帝庙里，就向着港湾出发了．入秋的天气，下到齐胸的水里，浑身打个机灵，一身鸡皮疙瘩，倒吸一口气．看看身边一眼望不到边，都是水菜，每人拉着一个箥萝，顺手将捞到的水菜放进箥萝里，中午太阳晒着，还可以支撑，太阳偏西，又累又饿，天寒水冷，一把一把的撈，把心也捞空了，直到一点力气都没了，才收工．可以说饥寒交迫，回到破庙里，那种心情我没法形容，死的心都有，恨不得一头撞死，又不能死，为了熬到头，咬紧牙也得撑着，谁让自己的臭嘴说犯忌讳的话呢，忍了吧．写到这里庆幸苟活过来了，不然就没有今天了．每天四个人能捞一大马车水菜，到第三天小魏开始拉肚子，吃的猪狗饭，再加上十来个小时泡在冷水里，能受得了吗．小魏跟马车回队了，最后只剩三人，说也怪我们就像铁打的，坚持到最后都没趴下，但是糟蹋得不像人样子了，正不知还有什么鬼门关要过，柳暗花明峰回路转，回到队里正赶上第二次摘帽大会，早先获得自由的黄嘉宾是我们的小队长，他找我们几人谈话，听说大家表现很好，争取早日解决问题，当询问是否有我们时，他模棱两可地说：“我也没把握，更不能说．”我们心里有了底，摘帽大会那天，大厨房特意改善，六寸长拳头粗的大包子，每人三个基本能吃饱，队长叫大家穿戴整齐，唱着革命歌曲，直奔大礼堂，我心里盘算，不要抱太大希望，轮到自己是幸运，轮不到也得接受现实．　　　　　　　　　礼堂里静得叫人难受，听得到自己突突地心跳，虽然自己安慰过自己，不要激动，可是仍然抑制不住因盼摘帽而兴奋的心情．大会开始了，主持人还算够仁义，开门见山：“现在请厂长宣布摘帽的名单。”场长开始很和蔼地说：“今天是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大喜讯，他们积极追求思想改造，认识到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源，脱胎换骨，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现在我宣布这次摘帽子同时解除劳动教养的有：桑建、魏力仁、林大鹏，”听到我的名字，提到嗓子眼儿的心像掉下来，我长出了一口气，心平静下来．盘算着未来，台上继续宣布名单，我基本没听到，场长念完了名单，最后说：“但是我还要强调，确实还有不少人拒绝思想改造，时不时散布右派言论，我郑重警告这些人，你们的前途掌握在你们手里，刚才宣布的一大批名单，说明党和人民宽大为怀，只要你认识并改正错误，就欢迎你回到人民队伍里．”当时感觉当局还是通情达理的．可是细细推敲，我们本来没有错，就算有，也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本就是人民，怎么还要回到人民队伍里，这不是矛盾吗．话说回来，矛盾的地方多了，例子俯拾皆是：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既然是最高，上面理应再没什么领导，事实明摆着上面还有党；凡是重要会议开始都要唱《东方红》歌词有：毛主席是咱大救星，会议结束唱《国际歌》内容有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明眼人一看便知；再有“人民民主专政”这句话就自相矛盾；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是谁委托党代表人民的，党只能代表党，人民并没委托你代表他们呀。这些话大家都知道，算我多说了．

解除劳动教养后，我们被冠以留用职工，区别于基本职工，仍然下地劳动，所不同的是，到食堂排队买饭，有事可以请假，可以上街，仅此而已．　一个假日回家，家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大家庭不幸分居另过了，原来我们和婶婶一家共有八口人一起生活，生活拮据，还能勉强维持，从我被划为右派到农场劳动教养，停发工资，遭此剧变家中生活无以为继，妈妈说：“你不让分家，可是没有进项，七口人吃饭，到哪里去弄，秀兰在街办工厂上班，每月十二元，你妹妹大荣每月补贴十五元，哪能够吃饭的，这是一；四个孩子，三个大人，我姓骆，你婶婶姓刘，秀兰姓李，三个女人，三个姓，你说说这日子能过到一起吗，不得已分开了．”妈妈的一席话，我只好低头认可了．后来叔叔劳改到期，回家探亲时说我不该分家．我只能实话实说：“我在农场劳动，不在家，也没钱，妈妈婶婶加上秀兰，三个异性妇女带着四个孩子，矛盾重重，家中一个男人也没有您说怎么办．”叔叔也没活可说了．

 

汽车队当会计

假期满又回农场照常修理地球．

不久，第一批摘帽的葛品惠离开汽车队，回铁路局了，邓队长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到总场汽车队，我当然乐得离开农田，就这么简单当上汽车队的会计和仓库保管，工作就是三件事：发工资，给汽车加油，管理汽车零件．轻松自由，没事时就到汽修车间看修车；各分场司机来加油时，都希望在定量外多加些，正因此和司机们混得很熟，每次探亲回家方便多了，省了车票不说，直接上车走人．有一次联合厂司机来加油，我想开他的车，他乐不得讨好我，但他不知道我是二把刀，打着车，换完二档开着车转悠起来．前面转弯处突然很长一根铁管伸出来，踩刹车已经来不及，水箱被戳漏了，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正不知怎么向队长交待，几个修车师傅看我着急的样子，便说：“林师傅，别急，我们先把其他的工作放下，马上给你修水箱，万一队长问起来，我们就说车子出了点毛病，一个多小时就得了。”亏了这些师傅帮忙，我免了一顿批评．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好心．这些人当时在劳动教养期间，他们为我担了很大风险，他们具备这种品格，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在汽车队的几个月，轻松愉快，活不累，看书没人管，但是好景不长，一天接到通知，所有的摘帽右派在总场集中，等待回原单位并且補发工资．天大地喜讯从天降，老右们欣喜若狂，纷纷回家报信，我和秀兰计算着这两年多能拿到一笔可观的人民币，一家老少欢天喜地。在低工资时代，几千块钱就是富人了．在家等了二十来天，突然来通知，立刻回场，我估计是落实政策，补发工资，分配工作，我马不停蹄赶回去，不料原来搂着的热罐子，突然变凉了，大家的情绪一落千丈，无精打采不说，各种怪话都出来了．当局立即抓典型，大会宣布现在必须刹住这股歪风；小集团活动猖獗，主谋是林大鹏，另有赵山在和魏力仁，消极怠工，搞非组织活动，影响极坏，必须作出深刻检查，等候处理．我突然想起一个情节：从汽车队回来，正是度荒饿肚子，人心惶惶，职工小队长张学武主持，把地里种的倭瓜拿来和着绿豆煮熟充饥，这本来是大好事。后被厂部发现，要追查主谋；他们事先约定，‘异口同声是群众的主意，’当时我们三人不在场，根本不知道这个约定，开揭发会时我们也没按时到会，等我们来到会场，队长叫我说说关于吃倭瓜的经过，我当时一头雾水，只有实话实说：“不知道”。就是这三个字触怒了张学武，散会后他利用职务之便召集开会，转天好多人见了我们都怠答不理，我们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便问张学武，张假惺惺地说，你们不该说‘不知道’。算啦，不跟你们计较了。

不久就发生了‘林大鹏小集团’的事，明摆着打击报复，从此将等待补发工资的大方向，转移到批判林大鹏小集团上来．

王伟，王队长警告：“林大鹏，你检查不深刻，小心把帽子再给你戴上！”但是开起会来，多数人的发言只轻描淡写，走过场而已；只有几个老家伙在张学武的指挥下，煞有介事的严肃认真，特别是高志宁，薛坚，一定要我深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我特别记得高志宁咬牙切齿地说：“大家要挖他的根儿，他出身反动家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我真不明白，都是摘帽右派，还往死里整人，难道他们忘了，自己不是也被人家整的灵魂出窍吗．

时间总会过去的。帽子也没戴，王伟又派我值班看果园，菜园，这也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差事，夜里查岗哨，没人时碰到什么吃什么，桃子，葡萄，瓜果，深秋时节连霜茄子都吃．好景不长，备战备荒，将有问题的人迁往内地，据说到了那里，想跑吗，随便，在渺无人烟的地方，用不了三天不是自己回来，就是被狼吃掉，或者再跑远一点，想回也回不来了，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还好右派最后只有少数人送到北大荒，大都是有历史问题的，我记得关代瀓就是．下一步就轮到纯右派了，（所谓纯就是没有历史题，）直属右派大队解散，多数送到四分场，混入流氓盗窃堆里，最后结果真不敢想象．在这里适者生存，大家聚在一起议论，怎样才能摆脱困境，讨论的结果有四条可行：一是给周总理写信报告现在的处境；二是练练拳脚，以应对不测；三是向上级机关联系，报告自己已经摘掉帽子，能不能回原单位；四是回原籍。

给总理的报告是这样写的：敬爱的周总理，这是一群经过改造，已经摘掉帽子的右派，看到人民日报陈毅的文章，他说：“改了就是好同志，”我们等待着回原单位，或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但是消息过去半年了，还没消息，而且原来的右派大队解散了，将我们送入改造坏人的农场，我们并不怕劳动，但是与流氓盗窃分子为伍，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知您为国操劳，日理万机，思来想去无路可走，才给您写信，请您在百忙中，帮我们解除困境，恳请回复。 签名（十三人）这封信陈代拂起草，我抄写．连去两封类似的信，一直没回音，情况越来越糟，没多久我们被迫迁到一个灌水支渠上，这里没有住房，自己动手建房，没有砖瓦，完全是泥巴掺上稻草垛成泥墙，小窗口只有四分之一平方米，门口窄小，砍伐树框当房檩，上面铺满稻草，再上面涂上厚厚地泥巴，房子就算建成了。没等泥墙干透，就让我们搬进去了，好在是秋天，不算冷，但是一觉醒来，被子潮湿，早晨起床时，夸张一点说，被子可以拧出水来，晴天时拿出去晒晒，碰到阴天或下雨，就得盖湿被子，白天繁重的农活，晚上休息不好，碰上大雨，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雨过天晴，屋漏不停，有句歌词说：“淅沥淅沥，点滴不离身，”简直没有栖身的地方，实在熬不住了，眼前一片黑暗，还奢谈什么前途．突然想起我的结论是保留公职，我便请假回家探亲，利用三天的假期，硬着头皮上访市教育局，回答是找区教育局，可是我原来所在的城厢区撤销了，又找到和平区，在那里无意碰到陈忠贤，它是原单位同事，后来区间合并时，他调到和平区教育局担任科员，他建议我到南开区教育局问问；旋又跑南开教育局，他们正好缺人，同意我回来，正是花明时节，看来命该如此，不信命运行吗．

我立即回农场办手续，办完手续，戴上铺盖卷又马不停蹄回市里，在鞍山道正碰上秀兰回家吃中午饭，便说：“刚走就又回来啦”

“不走啦！回原单位工作．”

“谢天谢地，这可好了，”秀兰高兴地说．

当即回家把好消息告诉妈妈，老人家半信半疑地望着我，看我一脸兴奋的样子才说：“老天爷有眼，总算熬出头了．”转天周末，妈妈把积攒了一个月的肉票找出来，到副食店秤了二斤肉，为我庆贺，做我最爱吃的小炖肉打卤面。

周一去学校报到，党支部书记马明告诉我，根据我的表现只降一级，他还说按规定要降两级，我脑际闪过一个念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怎么又罚又打．改造三年停发工资，现在又降级，到那里说理去。我知道争辩已没用，别再节外生枝，每月五十三块总比没有强多了．然后告诉我：“你还不能担任课，临时看大门，打铃，扫院子，有意见吗，”我答应了，敢有意见吗。

不久二儿子林方出生。那天我把挺着大肚子的秀兰送到赤峰道卫生院，等了很久，护士告诉我时间还早，回家去等明天再来．转天一大早我就跑到卫生院，护士告诉我是个儿子，我高兴急了．秀兰说：“叫一辆三轮车吧！”我坚持一定要奢侈一下，便跑到建设路天津市唯一一家租车处，订了一辆小汽车，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秀兰抱着四斤半的孩子，脸色蜡黄，透过棉袄依稀看到锁骨下微微闪动，没有奶水，每天三顿棒子面窝窝头，每月每人供应二两油，蔬菜里看不到油星，每月每人二两肉，每到月末连下个月的肉票一起，割一斤多肉，包顿饺子打牙祭．孩子先天不足是肯定的．三四分钟后就到家了，司机收我们两块钱．大姑从楼下跑上来：“你家的小孩子呢？”妈妈指一指床上的被褶：“那不是吗”孩子多么小可想而知了．说也奇怪秀兰吃了东西不长肉，都变成奶水了，不到满月，小儿子又白又胖，老天有眼，真是天相啊．从此我们是两儿一女，虽然岁月艰难，一家六口快乐温馨。

再说说工作．东门里是出了名的校外活动典型，各种校外兴趣小组全面开花，只有小提琴组找不到辅导员，张金铭就用拉二胡的方法教孩子，当然是不得要领。大队辅导员郭维廷找到我命令似的说：“听说你会小提琴，提琴组就由你负责吧，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我一口答应，总比闲着没事好．我拉提琴也是鸭子上架，也是二胡改提琴，好在能识五线谱；红土充朱砂罢了．　　　　　　　　　　　　　　　　　　　　　　　　　　　六一庆祝会，汇报演出，曲目是东方红和白毛女选段北风吹，得到领导肯定，马明立即拨款，叫我置办一批乐器，我建议除了添购小提琴外必须再买一把大提琴，他同意了，我在大百货店乐器部选乐器时，看到两架展品小提琴，上海金钟牌，一架七十元，另一架四十元，我试着演奏一下，那声音把我震住了；我那把提琴是战友高太中在我从部队复员时送的，十八元的广东货，声音木头韵不说，还闷在里面传出不出声来．当时倾我全月的工资也不够买琴的，怎么办？我踌躇，忐忑，心蹦蹦跳，头上汗珠像黄豆，在那个年月，百货店很少有这种上档次的提琴，如果回学校请示，恐怕失去机会，我便自作主张，用买四架普通琴的钱，买下那把四十元的琴。回学校硬着头皮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马明没有批评我，反而说我有远见，独奏时总得有一架像样的琴．同时又批了些钱置办乐器。提琴兴趣小组空前壮大，音乐学院为了选拔人才，到我们兴趣小组参观，又有幸认识了郑世昌老师，指导少年拉琴是他的特长，后来我能带着学生到音乐学院看提琴观摩课，就是通过他的关系．

后来学校缺少音乐教师，学校令我教唱歌，我不敢违抗，我硬着头皮，被当作鸭子赶上架，虽然有困难，总比扫院子好，从此我不得不自学钢琴，课余时间我就泡在音乐教室，回家后用纸画成键盘，练指法，总算应付下来了．

后来从南门里调来一个班，据说是老大难，调皮捣蛋的大有人在，没人愿意接，头头们认为我还行，也许是想考验考验我，决定叫我担任那个班的班主任，但是不能担任中队辅导员，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担任五年级班主任，原来在部队速成中学讲课，只管把知识讲清楚就得了，根本没有课堂纪律问题，学员双手背后，坐姿端正，学员对教师毕恭毕敬；管理十二三岁的学生则完全两回事，说也奇怪，这个班在我手里半年下来，不论学习成绩还是课堂纪律，都有了进步．

东门里小学课外兴趣小组搞得轰轰烈烈，发行全国的人民画报下来采访，照相，决定出一期专辑，以便在全国推广校外兴趣小组活动．我满怀希望等着照相，谁知轮到提琴组照相时，党支部通知我说：“你不能照相，到时候张金铭接替你照相，”又一次给我敲了警钟，别忘了自己是摘帽右派，不能上人民画报，什么窝囊气都得受，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

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大儿子垣考上了区重点万全道小学，这段日子突然多出五十多块钱，日子松快多了．在学校我接受了教训，摘帽后政治压力虽然还有，但是我只管埋头工作，少说话多干活，日子还算平静，好景不长，六四年开始四清运动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又是黑云压城，普通教师们当然没事，但是摘帽右派的我，再一次把心提到嗓子眼上，心里打鼓，没准什么时候就会找上我．这一次万幸逃过一劫，这是作为老运动员，唯一的一次没有挨整，虚惊了一场．

这几年学校共涨了三次工资，当然没我的份，原来同级别的教师，现在比我至少高两极，我原来六十六元，降到五十八元五角，这次又降一级，变成五十三元，同级别老师现在涨到七十八元，跟谁说理呢，但是每次调级，都要参加讨论谈感想，我实话实说：“我为涨工资的老师庆贺，高兴，关于我自己吗，不但没涨，反而降了，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当场韩任卿就批评我，说我情绪不对，我说：“我没有觉得发言有什么不妥，”但是当天下午我就被叫到党支部，接受谈话，书记马明绷着胖脸，似笑非笑地说：“听说你又发牢骚，讲怪话，有人反映你对涨工资不满，这说明你仍然站在右派立场，要深刻反省，别再犯错误，给你敲一下警钟是必要的，这是组织对你的关怀．”我只有忍气吞声，唯唯诺诺，表示今后多加注意．虽然心情很糟，但是我带一个班，是尽心竭力的。学校对我的工作点头称是．

马明也是复员军人，因为是党员，理所当然地成了学校党支部书记。他的领导能力，整人手段，都很在行，但是墨水喝的少了点，有一年闹大水，他动员防汛，大家突然爆发一阵笑声，他大发雷霆：“严肃，这是政治任务，笑什么．”笑什么，他真的摸不着头脑，因为平时他讲话，教师们是不敢笑的．这次的事情是这样的：冀中一带有一个淡水湖叫做白洋淀，另有东淀和西淀，水满为患．他的原话是：“同志们，情况严峻哪！东腚、西腚、白洋腚、的水”话没说完大家实在忍不住才爆发的，这样的桥段还有，给他留点面子吧．就这程度，文化大革命前一年他被破格提升为中学校长，中营小学政工马承骏继他之后，当了东门里的书记兼校长．

文革前期，有一次当时的市长胡昭衡到我校视察，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校长马承俊和教导主任把市长带入我的教室，后面还跟着一些老师，校长示意我继续讲课，当时我正分析鲁迅的《闰土》那篇课文，学生也很配合，我从市长等人的眼神和面部表情看出，对我课堂教学相当满意．

文革开始了。报纸刊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我懵了，傻了，心脏像擂鼓，不知如何是好．说也怪说是横扫一切，我这个摘帽右派，应该够牛鬼蛇神的格了，可是他们把我放在后期处理了．中间有几档子事必要录在下面．乱箭齐发，大字报贴满所有能贴的地方，我的大字报不多，可能是埋头工作，不多说少道，人际关系还算好，但是试用教师韩力甫的一张大字报写得很滑稽：代课教师吕玉芬，刚到学校一头就扎到林大鹏的怀里，林大鹏是什么人，他是摘帽大右派，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大字报明里写给小吕，实际把矛头指向我，新来的教师都不知道我是右派，他这一提，旋即全校教师的目光射向我，陈年旧账又该重算，我也做好了挨斗的思想和肉体的准备．但是这阵风却没吹到我，接下来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校所属区域十个学校集中到中营小学，由新成立的文革小组领导，炮打司令部，十个学校的一把手都被揪出来，戴高帽，穿孝袍游街示众．各校党支部书记都被冠以绰号加以丑化，马承骏的称谓‘大滑头’、仓敖街小学陈庆余称‘大官而儿迷’、有的叫魔鬼、有的称妖精不一而足．这时政工干部翟秀敏成了保皇派，从左派急先锋，变为攻击对象，学校大部分员工对她疏远了，这一切和我不相干，再说他有什么错，我这人天生就同情弱者，便如常称他为翟老师，我感觉得到，她对我没有恶意．但是形势越来越糟，到处都是大字报，海报，全市街道变成红海洋，带红袖标的红卫兵，打砸抢，炒家，恐怖极了，至少我是这种感觉．一天，文革小组长韩任卿绷着大驴脸冲我喊：“林大鹏外面有你的大字报，自己去看看”

大门外一张大字报：大右派林大鹏立即回学校，交代你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不然就砸烂你的狗头．

我心里很害怕，学生打老师现象出现很多起．我也暗自好笑，我这不入流的教师还有什么资格执行什么路线．（大字报贴出后好几天，没见动静，不知为什么不了了之．）

那天回家的路上，在陕西路交口处，看到一个中年妇人，身披一件厚厚的俄国毛毯，站在太阳下一动不动，全身湿透，脚下的地也湿了一片，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我心一紧差点摔倒，那件毛毯和我家那件一模一样，不知什么时候，披到我身上，大夏天穿单衣都嫌多余，更何况披件厚毛毯；我们二楼曹先生是海关小职员，炒了家．我和秀兰害怕极了，赶紧把一些旧字画，书籍，和一大捆日记，胡乱地分批放在大木盆里，加水泡湿，用搓板搓成纸浆，倒在恭桶里冲走。当时也想烧掉但是又怕烧毁时冒烟，红卫兵万一顺着烟找上门怎么办．担心归担心，老天保佑又躲过炒家这一劫，后来很后悔多此一举，旧书有的还可以买回来，但那一大捆日记是我多年的心血啊！还有全家照片很大一包裹因为怕也全毁了．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心痛呢．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再加上大串联，热闹得很，八月的一天，文革小组召开大会题目是哪些人能去串联，那些人不能去，提到了几个人，但是没提到我，我正暗自高兴，李新（女）站起来大声说：“听说林大鹏老师有问题”我脑袋一热，但头脑清醒，即刻站起来：“我没有问题，如果说有，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划为右派，但是早就摘掉帽子，并继续担任教师，这些情况政工翟秀敏主任都知道．”这时翟秀敏站起来：“是这么回事，我证明．”这是意外的结果，也可以去串联了．串不串联其实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关键是在文革领导小组召开的会上，政工干部宣示我没有问题，脑袋上的紧箍咒松了一扣，当然心有喜庆焉．再说李新，他母亲也是右派，我摸不透她是什么心态，对我开枪，只有她黯然的心晓得了．

转天老师们免费乘火车进京串联了．大街小巷沸沸扬扬，把个首都搞得乌烟瘴气，高音喇叭的喧嚣掩盖了人声．我们可不是来看热闹的，文革小组布置下任务，认真看大字报，做记录，学习北京的造反精神，回校闹革命。我们马不停蹄到各个大学看大字报，重点是北大清华，我也顺便到了人民大学，因为这里算是我的半个母校了，看官别误会，我没上过人大，但她的前身是革命大学和政法大学，我是革大第一期毕业．八月十七日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场批判彭佩云陆平大会，有幸目睹了部分京官的面孔，特别是江青的风采，他嘶哑着嗓子直着脖子喊：“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啦．”当时的气氛谁敢不佩服她，她是旗手．开完会当天赶回学校，错过了八一八第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觉得还挺遗憾的．回到学校便邯郸学步，成立了各种战斗队，翟秀敏为首的红五类建立了红卫兵，以保卫毛主席为己任；一些青年教师觉得出身一般，便跟在红卫兵后面跑，取名红卫队；也有胆大的成立了《痛打落水狗》造反有理战斗队，觉得有得捞，哪怕是稻草一根呢．还有三个人，觉得成立组织是大势所趋，但红卫兵没有他们的份儿，红卫队年齿不对，造反呢他们不敢，不参加组织就是逍遥派，运动后期不好过，他们是：于含芳，冉玉芳，和周凤歧．他们掂量自己，在运动中不可能捞到什么，但是决不能失去点儿什么，为了保住自己，还是老实一点好，三人小组贴出一张海报：红心向党战斗队，签名．他们的深谋远虑，保证了平安过关，后来听说于含芳也被某单位抄了家，算在劫难逃吧．谈人家还是为了说自己，写到这里我的情景一目了然，我想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肯定不放心；造反，没那心情，你想造谁的反不是找死吗，不造你的反就偷着乐吧，所以我逍遥了．

大串联开始了，工厂停工，学生罢学，教师没课可教，全民投入文化大革命，我们十个学校有组织的革命，也散摊子，走了！串联去了！这时教师们的派系分明，以派别为单位分别去串联．我心想难得的机会，免费旅游，何乐而不为，我是逍遥派只能随着文革小组走．十一月天气渐凉，秀兰特意为我缝制一条新棉裤，晚上在天津北站候车，天气突然刮起大风，气温骤降大伙背靠背取暖，他们见我神情自若，便问：“你不冷吗，老林？”“不冷”我告诉他们“刚刚穿上大棉裤，所以没觉得冷．”多亏她想得周到，新棉裤，我心里感激她，很多事她都有先见之明。以前我总为自己的右派问题发愁，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的问题早晚得平反；新盖的大楼还没封顶他就说：“这房子得有咱一间”这些都让她说对了．车终于来了，等车难，登车更难，先挤上去的人往里拽，在车下面的往上推，上车后每人一身汗，车上挤满了人，行李架，走道里，连靠背上也坐了人，手必须抓住上面的横杆，才不致于掉下来．临到最后想挪动一下也难，脚提起来再放下去再也找不到地儿．火车晃了几下，顺着铁轨吭哧吭哧地南下了．我有尿急的毛病，想上厕所方便方便，一个字‘难’因为进到厕所，好容易解放了，谁还出来．我敲门告急，告诉厕所里的朋友，行行好，我真的憋不住了，他发了善心放我进去了，那感觉真好，虽然又臊又臭，但是在车厢里味道也好不到哪里去。终究可以自由一下，谁还打算出来．那年我三十七岁，毕竟还年轻，还能撑得住，夜里行车，晃晃悠悠，往外看黑洞洞，走走停停，过了青县掠过沧州，德州、济南，徐州、终于到了南京，大白天过长江，很开眼界，江面很宽，长江大桥的桥墩从江底钻出来，火车还不能飞过去，无奈只好两截两节地被车头折腾到渡船上，我们坐在车里，车厢躺在船上，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渡长江．据传，外国人断定在南京到浦口的江面架桥根本不可能，可是不久中国人自己架成了．过了江车头又将车厢接起来奔上海去了．车行至安亭车站，突然停车据说有情况，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见动静，大家都耐不住寂寞，纷纷下车方便，有的吃东西有的聊天，不知道哪里弄到一个篮球，就在车站简陋的篮球场上打起球来．过了不知多久，汽笛吼了一声，大家迫不及待又爬上车，车终于又前进了．后来才知道是王洪文和他的对立面武斗的结果．

我们被分配到普陀区一个中学住下，管吃管住不要钱，刚住下不少教师累病了，其实说累病不准确，长途跋涉，不得吃，不得喝，休息不了，再加上车厢里污浊的空气，不病才怪呢．我病得不吃不喝，口吐绿水，翻心倒胃住进了普陀区纺织医院，毕竟当时年轻，打一针病床上休息一下精神就来了，病号饭吃完不解饱，又要了一个馒头算完事，吃完就拉，上厕所又出了洋相：一脚刚迈进门，立即蹦了出来，因为一个女同胞在里面，我以为尽到女厕，正犹疑，有个男同志进去了，我在门口张望，男士从容地蹲下方便，那女的还在清扫，这在我们天津是不可思议的，我恍然大悟，男女各干各的，互不相干，我这才进去方便，但还是觉得不得劲，只好入乡随俗了．

还有一次我和体育老师海德，出去看大字报亟待小解，却找不到男厕所，但是看到不少人对着墙小便，我们俩不敢，怕被人发现，又往前走，又看到有人对着墙尿尿，我俩远远地观察，原来那就是小便处。墙根是小便池，便池两边只有半尺的墙垛，算是遮掩物．这在我们天津市也是万万不可的．渐渐地上海风土人情吸引了我。这里的妇女特爱清洁。大清早女人们坐在胡同口大搞卫生，用竹刷子在大木盆里刷马桶，刷的山响，把马桶刷的漏出白茬算完事；大木盆是一品盆，不光马桶，尿桶，痰盂，洗衣刷鞋，我没想到的是：最后洗菜也是它．

在我印象里，上海小姐娇滴滴，油瓶倒了也不扶，眼见为实，在大街上见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坐在地排子车上的是大男人，赤脚在地下跑的是卷起裤管的女人．这一下，上海女人在我心里平反了．

在上海坐公车免费，我说的是大串联时期，上海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有一次，车里的乘客都下去了，我们几个还坐着不动，因为我们看到站牌标示的地方不是我们的目的地，这时售票的瘦女人冲我们尖叫：务期嘞，务期嘞！两手做哄鸡状，我们恍然大悟，迅速跳下车，原来务期嘞的意思是到终点全下车的意思．在上海一个月学会了‘上海宁’（上海人）和‘务期嘞’．两个词儿．

一次和于含芳老师在一起，肚子饿了，他说：“上海的小笼汤包很有名，要不要尝一尝？”他兜里有钱，我却囊中羞涩，但是觉得不知猴年马月再来这里，一咬牙随她进了包子馆，含芳大方地点了二两，我却舍不得，因为家里有老母亲，妻子，儿女，况且秀兰省吃俭用给了我二十元，那是用来过日子的钱，我狠了恨心，点了一两，六个牛眼大小的汤包，外加一小碗鸭油汤，吃得我满嘴油光铮亮，但是这件事教我后悔了好一阵子．出来后正碰上王廷岚，正在摊位上喝啤酒，于含芳也买了一杯，我站在旁边再也没有动邪念，经受住了口腹诱惑，因为家中老小还在天津肯窝窝头呢．

闲白儿少叙，该说看大字报的事了，说看大字报，其实借机参观各个大学，大字报虽说千篇一律，不过也有些新鲜词，姚文元《吃螃蟹》一文这样写道：我不想去研究吃螃蟹，不过像螃蟹这种从外到内看上去很可怕的动物，要知道它的味道，开初吃的人要有极大的勇气．我想起鲁迅的几句话：＇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可敬佩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也一定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没有那在吃上勇于实践开拓新的食物领域，又善于总结经验的人，就不会有今天许多好吃的东西。今天我们享用着最普通最平凡的用品，在初创时，都是劳动人民用极大的勇气，花了极大地劳动摸索出来的．如果第一次正在吃螃蟹的时候，有人惊讶道：＇你怎么吃这么可怕的东西，赶快放手吧！”再假如，吃的时候因为缺乏经验，被螃蟹壳刺破了，便有人嘲笑道：＂你吃错了，你乱吃所以你要倒霉，＂这人一定是不图上进的胆小鬼，或者是暗中幸灾乐祸的人．如果听了那人的话，今天我们就不会知道螃蟹的美味了．但是我们的先辈却不动摇，继续吃，并且认真总结吃螃蟹的经验，改进吃的方法，才使螃蟹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美味．鲁迅说：这样的勇士是应当极端感谢的，这是他爱憎分明的是非观的表现。就是因为缺乏经验而吃了蜘蛛，或别的什么东西，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取得经验后就不再吃它了，如果勇士不去吃，怎么知道螃蟹是美味，蜘蛛不那么好吃呢．

在上海音乐学院看到一条大字报：“揪出隐藏很深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死不悔改的修正主义分子贺绿汀。”我有些迷茫，一个音乐家，又是经过延安洗礼的老革命．走遍了上海的大专院校，我有些明白了，凡是一二把手，专家，学者都在被打倒之列．上海交大一张大字报末了引一句唐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倒还有理．后面又说：‘死老虎天天打，打它个呼爹唤妈’这一句促及和震撼了我的灵魂，因为是批判老右派的内容，我并不老，然而是右派，挨打是在劫难逃了．我还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怕将薄冰踩跨，不说不道，多念佛多烧香，希望侥幸躲过一劫．在上海街头突然碰到一个熟人，她叫李学勤，是我天津的邻居，三楼对门，他知道我的底细，我生怕她检举我，我没料到这个十八九岁的孩子，仍然亲切地称呼我大伯伯，并说：“没想到您也来串联了”潜台词是‘您是有问题的人，怎么会被批准大串联呢’最后说：“您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就告别了。在那个各人顾各人的年月，还有那么善良的好姑娘．回津后他也没提这件事，我心里明白，她见到我这个曾经的右派分子去串联，应该检举揭发，可是她没有，用缄默躲避作为一个红卫兵的责任．后来学勤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成家立业，但是没有孩子，六十多岁就孤独地离开人世，我一直为她惋惜，这么好的人，没能长寿，没有后代，是不是应了好人不长寿，王八活千年的谚语呢．

二十多天上海免费游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的组长韩任卿决定下杭州，其他成员主张西上重庆，于是大家在上海北车站等车去重庆，当时全国铁路和各行各业，各系统一样处于无政府状态，等到半夜也没听到鸣笛，败兴回到驻地，天气转凉，二来老师们都有妻室，一致同意打道回津，两天后来到返家第一站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乘铁皮闷罐到达南京，住落家湾第八中学，转天乘解放军大卡车晋谒中山陵，紫金山下绿云缭绕, 气象万千，拾级远望，高山仰止，创建民国的孙文先生，被尊称为国父，当之无愧；陵前的铜鼎歪歪斜斜地躺在那里，据说周恩来一通电话，中山陵才免遭一劫．进入陵寝，俯视先生仰卧在玉石砌成的硕大圆墓内的石棺上，再看看石壁上镌刻的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难道现在乱哄哄地造反就是继续革命吗．每逢十一，孙总理遗像高悬天安门城楼，小百姓弄不懂是啥意思．感慨归感慨，这不是我该操心的事，接着游山玩水，得过且过，回去挨整还得些日子．爬到紫金山顶一点都不觉累，远望长江飘飘如带，山峦起伏苍松翠柏，一派祥和景象，他那里知道，‘正是为了您这美丽山河，’打得头破血流，尸横遍野，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又多情了，不长记性，轻轻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又开始捡拾枫叶，松塔，小松鼠爬上跳下，自由自在，比人强多了．回程掠过明孝陵荒冢，昔日繁华的秦淮河，今日荒草稀疏干涸，历史就这样，谁能拦得住呢．转天自由活动，我和于老师像赶场似的，游了莫愁湖，玄武湖，又匆匆跑到燕子矶，悬崖下的大江，若从这里飞下去，艳羡杀人了，怪不得痴男少女，都愿意在这里成仙．

一天，排着队，唱着语录歌，带着阶级感情参观南京大屠杀展览馆，血淋淋照片不由你不信，军国主义的兽性与兽行，令人切齿；当时一个闪念，当时国军一定进行了一场殊死保卫战．我捂住嘴巴，生怕这种念头脱口出．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只有共产党抗日，真没必要撒谎，事实终究要大白于天下的．这天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雨花台，这里的讲员说这里的雨花石色彩斑斓，是烈士的鲜血染成，我有点纳闷，想起爸爸到南京开国民大会时带回的石头很鲜艳，其实雨花石和烈士本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一切都政治化了，江山一片红，石头红了，也就顺理成章了．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驻地，对外开放，会客室圆桌上摆放着一盘雨花石，少了一枚，据说是来这里参观的革命人士顺手牵走一块，不知确否，无从查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六点起床，至中山码头，轮渡至下关候车下午一点半，登上普通客车离宁反津．

本来破旧不堪的校园，变成大杂院，窗玻璃大部分破损，课桌座椅缺胳膊少腿，榨烂狗头，斗倒斗臭的大字报，针对谁的都有，简直乱成一锅粥．老师学生分成若干派，基本阵势是造反和保皇。文化大革命的热闹，有很多人描述至滥觞了，这里我只谈自己的心情，人家去串联，上访，贴大字报。造反我没那份闲心，我也没有阿Q的胆识，保皇轮不到我，我逍遥了，逍遥也挺难受，不知哪天被揪斗，天天警惕着，看到人家被斗，坐喷气式，就觉得是自己弯着腰，腰痛得钻心，心里劝自己，千万不要想不开，妈妈谁孝敬，孩子交给谁，秀兰怎么办坚强一点，坐牢熬出来了，农场三年改造也没怎么地，这一次也只能听天由命了．每天总是觉得心通通跳，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里．

看书是唯一分散精力的途径。看什么呢，除了毛选四卷，毛语录，唯一能看的是医药著．期间，我每天从家里（察哈尔路五十号）穿过建物大街二道街到达东门里（学校），两点弯弯曲曲一条线。偶尔看一眼大字报，其余时间就盯在药书上，一来二去我读完了《中医学概论》背诵了《汤头歌诀》《药性赋》》《蘋湖脉学》所以初通一点中医知识，也不能说白浪费时间．有一次林垣和林艺患黄疸型肝炎，到中医医院看大夫，陈菊医生开的药方中有犀角，我看后觉得欠妥，便说：“用羚羊是否好一些，”她立即点头并说：“谢谢你的提醒，您怎么知道的。”我答：“没事看闲书，药性赋上说的：犀角解乎心热，羚羊请乎肺肝，孩子患的是肝炎．”陈大夫当即改犀角为羚羊，心想这是一位好医生，同时也欣喜自己一点浅见，还有用场．后来真的喜爱上医道，又自学了针灸，背诵了不少俞穴，和歌诀如：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徇列缺，面口合谷收．买了针灸用的针，先在线团上练习提插，后在自己合谷穴上实践，但没有行家指点，终究没敢献丑．

一天和平路上一幅大标语：‘和平区语言讲习班’是一株大毒草。心中立刻蹦蹦乱跳，大难临头了，我曾是讲习班学员，并持有他颁发的结业证（见证书照片）

 

 

有些事防不胜防，谁知道进修一点文史知识，也有罪．我并不后悔，两年的课程大都是由名教授主讲，南开大学李霁野，北大白寿彝，著名学者冰心等等不一一例举，在班上结识不少朋友，记起来的有孙浦清，李基中，王乐民，关山，直到我出国还和李基中有联系．后来说是为了消毒还在中国大戏院开了一个批判会，我出席了，由小罗代表我们小组发言，发言稿上也有我的名字，现在想来还很后悔，没有主见，浑浑噩噩，有什么人的味道可言，简直就是行尸走肉，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觉得自己的思想很龌龊，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只要保了自己什么见不得人，什么昧良心的事都干的出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傍晚，临产前秀兰舔着大肚子，扛着自行车上楼来，脸色很不好看，放下车气喘吁吁地说：“今天特别不顺，天气捉弄人，上下班都是顶风不说，快到家了，碰上一辆大马车在前面，我紧蹬几下想超过去，倒霉车把式大鞭子一甩，马车像惊了一样又窜到前面，车辕子碰到我的车把，车子打晃，我急中生智，用力推马车的车辕，自行车歪向边道右脚蹬地，险些摔倒，不然我们娘儿俩的命就完了．”说着指指自己的大肚子．

一家七口人，我和老伴工资加在一起是八十三元。吃棒子面窝窝头足够，从没想过鱼和肉，那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妈妈年老体衰，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其中二人得了急性肝炎，为了孩子多吃糖，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秀兰心爱的小皮袄买了，最后我上班骑的自行车，也不得不卖掉，还好总算闯过这一关．

但是新问题又来了，买不起半导体收音机，孩子们经常去隔壁邻居听广播，怎么办，看到李学栋老师自己装矿石收音机，就跟着学，这东西太简单了，但是效果不错，能听中央台，甚至有时听到台湾的广播，也没人注意，因为小孩子们都在听矿石收音机．后来市面上有卖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等半导体零件，很便宜就买来跟李老师学着组装收音机，还真灵，从三管，推挽，到四管半导体，终于有了自己的收音机，接着大儿子林垣也学会了．没想到从学习装半导体，学会了看线路图，后来到美国派上大用场，这一层待下一章再叙．

接着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花样百出，文革小组人称大韩的高个子韩任卿，带队到东郊学农，他吹着口哨，呼着口号，唱着毛语录歌，从田里回来已然筋疲力尽，还必须踏着口令齐步走。回到驻地还要训话：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你们必须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当时还真不知道向贫下中农学什么．训话后在院子里吃饭，大家劳动一天，又渴又饿，在洋铁桶里盛一碗汤就喝，小王将满满地一大口汤喷了出来，接着，有几个人小声说：“这汤是什么味道，”“是桐油味”．

大韩直着脖子吼：“什么阶级感情，资产阶级小姐少爷，摆什么臭架子都给我老实点儿．”

其实我也尝出来了，悄悄咽了，没敢吱声，不知道什么原因桐油桶变成了饭桶，热汤一烫，发出的气味，闻了都想吐，甭说咽下去了．韩任卿肚子里怀揣什么，他知道，群众也知道．但到文革后期他也没钻进共党组织．他捞到的唯一好处是娶了任老师，生下两个女儿，一个聪明伶俐，铁随任老师；另一个女儿天生白痴，看官猜一猜根子在那里．

东门里八十一个教员，十一人被专了政，关进牛棚。其中李学栋老师解放前当过几天保安团，那时生活艰难，他要吃饭呀；刘宗起是我的高中同学的胞弟，家庭是个不大的业主，他招谁惹谁了；扈文芳老师曾被评为一级教师，据说在旧社会干过文员；王廷岚旧社会开过金店算是资本家吧；杨永庆一个寡妇，难道也有罪．我是在劫难逃了，我时刻准备着进牛棚，吊诡的是我白等了，我游离于牛棚之外，更加逍遥了．

深挖细找隐藏更深的阶级敌人动员会，政工干部翟秀敏讲话时，拍着桌子喊：咱们学校地、富、反、坏、右都有，都给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不许乱说乱动，火药味儿够浓，震慑得没人敢喘大气，我当时觉得原来高兴得太早了．可是开过几次斗争会，仍没轮到我，左等右等心跳的要出来了，盼着快进牛棚，进去了才能一块石头落地，省得提心吊胆．

一日，在蹲坑茅房大解，被打倒的当权派，书记马承骏也在，他自言自语地说：没你的事．他没看我，眼睛一直盯着那张用来崴屎的旧报纸，但明明是说给我听的，因为这里没有第三个人．我俩关系一直不错，共同值班时，无话不谈，有些事看法一致，特别是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我们一致认为是乱中夺权．我心里有了底，他虽然被打倒，但还参加核心组会议，他的消息绝对可靠，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不久有人来外调，（就是调查本单位有问题的人员）问我一个亲戚的事，我当然是实话实说，可那斯说我不老实，拍桌子喊：“你要老实交待，不然”没等他说完我也拍了桌子，（不能无故受人气，这是我的一贯作风）结果他说：“你这态度，叫你的组织收拾你，”果然政工主任翟秀敏找到我，面带微笑说：“老林，听说对人家拍桌子了，人家是外调，是工作，应该配合一下吗．”写到这里，觉得有必要弄清楚我为什么成为漏网之鱼，打越洋电话问候兼访问了翟老师，当时他是革委会主任，现在她也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也不再是马列主义老太太口吻，不再讲阶级斗争，谈了他的孙辈现在英法等国留学，但他对当前腐败现象保持缄默，很明显因为她的配偶是革命离休老干部，子女已是＇钱图＇大亨了．这是人家的私事，我不便多嘴，我问她：“为什么我在文革中没进牛棚，”他回答的很堂皇，说什么我解放前参过军，对革命做过贡献，有能力，对教育事业兢兢业业，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并很客观地说：“谁没有缺点呢，那时都年轻，脾气不好在所难免．”从他的话里话外透出一点信息，整人是有目标的，在地富反坏右中，要选择看着不顺眼的打击，我所以没挨整说不定另有隐情，很难理清了．

我以为没事了，谁也想不到工宣队进学校，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第一批工宣队是天拖派来的（天津拖拉机厂）为首的名叫刘峻岭，共五人，一进校就召开全体大会，他不等介绍，就自己站在台上叫喊：“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搞阶级斗争的；警告一切阶级敌人，你们要老老实实交待问题，不然工人阶级的铁拳就砸烂你的狗头．”那狂劲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无一人例外，那感觉就像世界末日到了。这一波能不能闯过去，我心里没底，还好他们不是乱扫射，是按照专案组提供的花名册整人的，虚惊一场，没多久丝织六厂工宣队，顶走了天拖队，新老板新办法，叫大家到厂里劳动，活不算累，但是车间里的噪音实在受不了，只记得穿梭声连成一片，面对面大声喊都听不到对方说什么，下班后出了车间，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但是耳朵里塞满的织机声接着吵嚷，连熙熙攘攘的大马路都静悄悄，我从中体会到作为工人确实不容易，可是和他们付出的劳动相比，拿报酬太微乎其微了．

后来运动转向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我不沾边，学校叫我干啥我干啥．备战备荒深挖洞，我被派去打砖坯，土法上马烧砖，地上挖个浅浅的坑，然后将土坯一层一层码起来，最后在最外层用土坯砌成棒子面窝窝头状，把砖坯封起来，然后在预先留出的能烧火的洞子里用木柴升起火，连烧七十二小时不能停，我和刘哲仁值夜班，一点不觉得苦，感觉到挺自在，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我俩平时关系不错，他本就是好好先生，运动中的逍遥派，这一夜真的就忘了文化大革命，我俩无话不谈，竟然肆无忌惮地议论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可能，“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瞧他那样子，弱不经风，差不多了．（不久温都尔汗消息传来，我俩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按当时时髦语言表述，竟是狗胆包天了．说心里话真愿意当一辈子烧窑工，只要不参加运动．

好景不长，烧窑任务完成了，还得运动，该清理阶级队伍了，谁也逃不脱，人人过关，把翻腾熟了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再抖落又抖落，你说烦不烦，不光烦，一提到出身成分，家庭和历史，心里就发毛，父亲流亡海外，不知下落，自己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危险分子，监控对象，说实在的甭说联络，连想都不敢想，想就是犯罪，有海外关系就是犯罪，每天的日子就像在薄冰上行走，心脏吓出病来的远不止我一人．害怕归害怕，日子还得过，深挖洞开始了我又是主力，可能因为我手巧，拿着瓦刀垒墙，圆旋门封顶，都能得心应手，但是我们自己烧制的砖不够火候，虽然不能说像核桃酥，谁也说不好防空洞在地下能坚持多久．每一间办公室和教室地面大开膛距离墙根一尺多，房子居然没倒塌，算我杞人忧天了；又一次我在下面挖土，头上突然轰的一响，差点昏过去，用手一摸粘糊糊，我知道是头被砖头砸破了，工宣队刘师傅笑嘻嘻地，说：“手没拿住，砖头出溜下去了，没事吧！”老师们七嘴八舌的叫我快上来，去医院，我自觉没大碍，卫生员给我抹些红药水简单包扎一下完事，趁机休息了两天。

天津市终于大联合，相继各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翟秀敏是当然的主任，马承骏调到渭水道当校长不提．东门里开始正式复课，无非是读毛主席语录，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的课桌椅残缺不全，门窗大部分破损，我的任务是修理桌椅，给窗户安玻璃，这等活计虽然从来没干过，倒也容易，修完桌椅成了半拉木匠，按赵本山的标准也是中级知识分子了，这是笑话，后来家里的木工活都没难住我．

学生一批一批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去了，城市人口也得疏散，我又紧张起来，从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等各方面称量，疏散对象是合格人选无疑，看大门的宋致信，原托儿所保育员张慎斋，老温和杨志云疏散到东郊去，他们是前任总理温家宝的父母．据说我是在名单的，我既要务虚也得务实，为此我专门回原籍一趟，看到大中哥回去了，叔叔，大姑父肖连荣，乐叔一家都回乡了，处境相当糟糕，这且不说，孩子们的学业也耽误了．

我找到村支部书记，他告诉我，村里地少人多，不要回来了，这是实情．我回津后跟家里商量，只有听天由命了，也许是老天可怜我，稀里糊涂地疏散又没轮到我，不幸中的佼幸。

奉上级指示，学校大办工厂，我们首先办起拔丝厂，就是将粗铝丝拔成很细的铝丝，老高，刘哲人和我成了拔丝的师傅，活不累，像农村浇园的辘轳，把穿过模具的铝丝缠在一个铁罐上，反复几次，就成了细丝．拔丝的过程如果顺利，大家说说笑笑，诙谐几句很开心，如果中间断了丝，只好再穿一次模子，也就是费点时间，断丝也是常事．但是我们上面还有一个工宣队员，他是个活阎王．一次我拔断丝，被他撞见，大吼道：“你这是搞破坏，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你小心点儿．言外之意：看我怎么收拾你”．所以我的日子从来没有踏实过．后来工厂扩大规模，再办一个裁纸厂，主要设备是裁纸刀．工宣队把这个任务套在我头上，说是向十一献礼．裁纸刀，我从未见过，咋去完成，震晕了，我请求一张图纸，工宣队长说：“有图纸还用你吗，你不是学机械的吗？”心想这不是难为人吗，我只是机械系大一学生，解放后考进革命大学，那是个短期训练班，除了辨证就是唯物，灌输所谓革命思想而已，我硬着头皮接下了几乎完不成的任务．刘宗起给我当助手，他手很巧，但是仅仅初中程度，不管怎么说两人总比自己单干好．

首先得有图纸，听说草厂庵小学有一台裁纸刀，我和刘商量先参观一下，再说，还真是实践出真知，看完他们的裁纸刀，心里有了底，只不过简单机械而已．转天我带上纸笔等绘图用具，照猫画虎，刘宗起量尺寸，我画就了几张草图，要把图纸变成机械，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钢板台面，刀架，骨架等需要大量钢材，学校哪有这些东西．领导吩咐自己去想办法，也只有没头的苍蝇瞎撞了．瞎猫碰到死耗子，没费太大的周折原材料齐备了，下一步就要动真格的了，手头的唯一工具是几把锉刀．领导下了死任务，要在十一国庆献礼，剩下四十多天，除非做梦，神仙也完不成．高老师等爱开玩笑的人说：还献礼呢，等着‘现眼’吧，流言蜚语满天飞，谁都知道这是个完不成的活儿．谁知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我带着刘宗起到处瞎撞，求人加工，没有料到的是，求到的厂家都很热心，零件按我们的草图尺寸一一完成了，最后组装所需的螺丝和刀要自己买，领导眼见大功即将告成，遂慷慨解囊，就这样一架土制裁纸刀站起来了．我很高兴，领导赞赏，但是能不能实用，就有待将来实践了．后来校舍改建，机器被坍塌的房顶砸坏了，解除了我的责任，这也算运气吧．

 

喜事临门

在领导对我另眼看待的当儿，又喜添一女儿，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秀兰骑着自行车上班，从察哈尔路出来，左转上万全道，再右转沿长江道，在西南角直奔黄河道下去，一路大顶风，足足四十五分钟，到了密云路的复印机厂，通身是汗，冬天脚冻僵了，脚后跟冻裂，天气偏和人过不去，来去顶风．秀兰怀着小女儿，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到最后上下自行车都费力气．天津市的早春，寒气未减，秀兰下班，把自行车扛上三楼，脸色发白，喘吁吁地说：“肚子有点不对劲，可能得上医院．”妈妈说：“赶快叫一辆三轮吧．”

秀兰说：“骑车快．”说着就又去扛车，我一把接过来，把刚扛上来的车，又扛下去，我两人并肩骑着车很快来到南开医院，我挂完号扶她到产科，大夫稍事检查，说：“快进产房，为什么现在才来．”我想跟进去，大夫把我拦在门外，我只好回家，骑一辆车，另一只手领一辆回家了．转天我到医院探望，当天夜里秀兰顺利地生下老闺女，这时想起大嫂在我们新婚之夜，为我们铺床时说的吉祥话‘这边扇那边扇，闺女小子一大片，’入洞房时，被窝里还有一些糖炒栗子，和红枣，我俩为图个吉利就吃了，还真应验花生了，两儿两女．

按当时的规定，不准生下一胎，可是文革乱了套，学生不上课，工人不生产，谁还管生孩子这些闲事，所以我们也赶上了这躺车．从此两儿两女，妈妈和我们两口子，可高兴了．高兴之余，现实问题一个接一个找上门来。我每月拿回家五十三圆人民币，玉米面八分五一斤七口之家，吃窝窝头没问题，有吃没穿，秀兰在社办厂，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孩子吃奶榨干了她所有的营养，大家都知道的三年灾害年月，大人缺乏营养，手指在小腿上轻轻一按，肉皮贴在骨头上，半天起不来，臀部也没肉，坐着小板凳钉箱子，屁股上都磨出老茧，做板檫，学木匠这都不是妇女干的活计，后来改产品，给药厂做瓶子塞儿，这东西的原料是栓树皮，砖红色，秀兰是粉碎工，他每次下班回家，总要在外面把身上的粉尘清干净才进屋．有一次，下晚班我去接她，因为早到几分钟，他还没来得及换衣服，被我撞见，她穿一件补丁罗补丁的工作服，头上紧紧地蒙一块厚厚的头巾，大口罩掩盖整个脸，只剩下两个布满红粉尘的眼睛，看到她我心里一酸，眼圈就红了，这就是和我共苦难的妻子，我一个大男人无力担负起全家人的生活，心里骂自己窝囊废，可是她无怨无悔，还安慰我说：“熬着吧，总会有个头．年年轻轻地吃点苦不算什么．”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干，每月仅仅三十元人民币，日子再苦也不能教孩子光着身子，一年到头总要给孩子们缝一件衣服，蓝色斜纹布比本白色贵得多，为了便宜我们买本白色斜纹布，再花两毛钱买一袋蓝颜色，染一染，四个孩子每人一件只花一件衣服的价钱．我的同事张宝珍主动为我的孩子剪裁，剩下的就是秀兰一针一线地缝了．如果有一台脚踏缝纫机多好啊，可是论我们的经济条件，买一台缝纫机，比买房子都难，也只好手工了，女孩子们的衣服鞋袜比男孩子省多了，特别是二小子方儿，秀兰好容易锥帮纳底做成一双鞋，不到半拉月就露脚豆了．也不能全怨孩子，打夹子用的旧布一点筋骨都没有，当然鞋子不禁穿了．听说南马路有卖轮带底，我就买了几双，可是尚鞋的麻绳露在外面，很快磨断，鞋帮鞋底就得分家，还是秀兰精明，他用捅炉子的火筷子沿着鞋底的边，烫出槽沟，这样针脚就磨不着了．听起来日子好像艰难，可是一家人过得有乐有趣．

孩子们越来越大了，房子面积还是十二平米，七口人挤在里面，怎么调算都没法睡．把床档卸下来，搭成通铺，还是不行，人总是有办法的，我把床上面的墙壁凿下两块砖，然后把床档的两条腿插入，上面正好睡一个人。我和秀兰睡地板上．睡觉的问题还有一段乐趣：睡在地上翻身也没响声，我俩欣欣然．后来天气渐热，臭虫见多，据说这小东西一夜能繁殖好几代，反正越抓越多；刚刚躺下，臭虫就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就像大军攻城；电灯一亮，臭虫立即四散逃窜，妈妈开灯抓臭虫，差点将我俩抓住．

后来终于发现了臭虫的老巢，我家唯一家什是两个樟木箱，每个角垫了两块砖，防止擦地板时把箱子弄湿，谁知那几块砖筑就了臭虫的大本营．一个周末，来个全家总动员，第一回合，刚把箱子移开时，那臭虫就像千军万马四处溃散，我一家十四只手大开杀戒，碾死臭虫没法计算，反正十个手指变成红色了；有的臭虫很鬼道，从砖缝往外探探头又缩回去，我翻开一块砖，凹凸不平的地方臭虫滚成蛋，秀兰手疾眼快端来一脸盆水，快把砖放进水里，只见臭虫盖满了盆底；照方吃药，八块砖头依次泡在水里，结果盆里的臭虫大概能装满一茶杯．经过那次大扫荡，臭虫就没那么猖狂了，但是仍旧影响睡觉叔叔不知从那里弄来一些灰色粉末，他说非常管用，照他的办法，事先将门窗封死，将药粉放在洋铁片上用纸做成引信，把引信点着，赶快出去把门关好，几个小时后，我带上口罩，把门窗打开，又经过几小时，才敢进屋，那味道仍然叫人恶心．后来才知道那是农药，叫做绝灭，有剧毒．从那以后很长时间都没见臭虫的影子．

结婚十年，跌打碰撞，失去一些，收获了两儿两女，他们天真可爱，好学上进，他们都没加入红小兵，回家抱怨老师偏心。他们不知道老师的难处，他们不敢批准右派的子女参加红五类的组织，他们怕承担立场不稳的罪名，难得是没法跟孩子们解释，只能告诉他们听老师的话，继续努力．

眼看着孩子一天一天长大，唯一的前途是上山下乡，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是教他们学一点乐器，将来到了农村，有机会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少受些苦．也是命里注定，大儿子初中毕业那年，一九七四年老大可以留城就业，林垣应该升高中，因为他是右派的儿子，只有就业和上技术学校两个选择，不能升高中或中专．当时还有一层考虑，上技校毕业后，还有到农村去的可能性，在十字路口我走错了一步，十六岁的孩子去做工了，从而孩子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亏待了他．

一九七三年我们小学变中学，七四年我分了一间房，上交一间，在津西黄河道新华楼分到两间房，心里非常高兴，一家人欢欢喜喜去看新居，教育局某领导说：“这一大一小正适合你。”当时我的头翁的一下，差点没昏过去，等缓过神来才说：“这是一间半房，不是两间，上交一间，分到一间，应该是两间。”领导板着脸居高临下地说：“这是分房小组的决定，这个单元两大一小，如果给你两大间，剩下的半间给谁，你如果不同意，等下一批．”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等了将近二十年，才分到这间房，下一批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猴年马月也等不来下一批呀．我万般无奈咽下这口气，一个摘帽右派还能怎么样呢．
一个月后，空着那一大间，搬来一位不大不小的党员干部，某中学教导主任，隔墙听得真切，推杯换盏，宴请分房小组的头目人．人家藉分房机会以一小间换得一大间，而我却一大间换得一小间，‘其间相去何远哉。’（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语）

大间十三平方米，小间八平方米，比起原来的十三多出八平方米，另有一个小厨房，四面通风，一家人还是高高兴兴迁入新居．我两商量叫妈妈住大间，妈妈不肯，愿意一人住小间．开始两个女儿跟奶奶睡小屋，后来妈妈的病情恶化，需要人照顾，由我陪妈妈．这期间新建建民里小学需要支援，而且离家只有几步之遥，中午我可以回家给妈妈换洗尿布，为妈妈弄饭吃，还真是人挪活，证明走对了一步．这一年我顾不得想闲事，每天两点一线，家学校．学校政工张庆元对我不错，工宣队也不是太严厉，再加上自己小心翼翼，这一年过得平安无事．

妈妈的病情恶化了，哮喘发展成肺心病，按说根本不能离人，但是我怎么办，不上班，扣工资，一家人要吃要喝，眼睁睁看着母亲卧病在床，含泪上班，中午回家为妈妈换洗尿布，（说起尿布，是一大难题，每人一身一件，没有旧衣服做尿布，大荣拿来些破旧绒衣，权当尿垫子）给妈妈弄些饭菜，匆匆返回去上班．妈病重期间，大荣每周来一趟帮妈妈洗洗涮涮，现在回想起来，愧对妈妈，不能为妈妈分担病床之苦，养儿有什么用．

妈妈去世后，同事们背着工宣队偷着来吊唁，出殡那天，同事要来送殡，工宣队阻止了，并说：“林大鹏是摘帽右派分子，你们的阶级立场那里去了．”那时只有政工干部张庆元来安慰我，看起来政工人员也有通情达理的，他还特别批准些钱作为丧葬补助．

 

地震翻身

转年是大变动的一九七六，唐山大地震，当晚睡梦中秀兰说这是什么声音，我机灵一下，鲤鱼打挺似地坐起来，下意识地冒出一句：“不好了，是地震！”房子摇晃得厉害，桌子上的暖水瓶摔在地上，只听厨房的瓶瓶罐罐稀里哗啦，房顶的水泥板卡卡作响，“快跑！”秀兰和我几乎同时喊出来．老闺女摽着秀兰的脖子，匆匆往外逃，到了楼梯口，不知是谁家的蜂窝煤滚的到处都是，连滚带爬从四楼下去，楼群里挤满人，看到别人才发现自己没有穿外衣，也没人觉得难为情，谁都没顾这些；大震过后余震不断，我盘算着下一步，暂时去学校避一避吧，说着天快亮了，上楼胡乱拿些吃的用的，不敢多停留，带着四个孩子直奔汾水道小学去了．进了学校，这里早就挤满了人，我是教师情况熟悉，弄些木棍麻绳和草帘子，很快就搭建起一个简易防震棚．这时学校很乱，领导不在，我变自告奋勇安排前来躲避的附近居民，把能用来建防震棚的材料，分发给大家．政工主任张庆元是第一个到学校的领导，我不好意思地说明自作主张的做法，他鼓励我说：“你做的对，”我作为学校唯一的摘帽右派，生怕做错什么，这才放下心来．期间不断传来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消息，唐山市整座城变成废墟，据说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惨状早有报道，我不说了．

我原来住察哈尔路五十号，那一片的楼房震坏的很多，原来我住的三楼那一间，前脸和两边的墙都倒了，只剩一面墙，据后来搬进去的新婚夫妇介绍：“地震那天夜里，一声巨响，还没回过神来，南面有窗户的墙倒下去了，紧接着两边的墙也开始向外倾斜，我们两口子慌忙从床上咕噜下来，三步两步顺北墙根窜到门口，房顶和地板都塌陷了，门外是楼梯没有倒，通道也没事，我俩便逃到阳台上，算躲过一劫．”我想像着如果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当时如果在那间屋里，一个都逃不出来，早就成了地震的亡魂了，万幸真是万幸．看来很多事情的决定，只是一念之差．等了很久分到的房子，两间变一间半，心里虽然不是滋味，转念一想谁叫咱是右派呢，吃亏不算啥，周先生教的精神胜利法，结果免遭劫难，也是天佑阿Q了．

半个多月过去了，大家觉得没事，陆陆续续搬回家，我两商量着咱也甭在防震棚里受罪，就回家了；吃过晚饭，平安无事，我刚把脚泡在热水里，房子又摇晃起来了，我俩和四个孩子又匆匆跑回学校．夏季天长，太阳要点地时，第二波余震袭来，在大操场看着楼房都在抖动，就像摇煤球，没人再敢回家，开始搭建耐久的防震临建棚．政治运动跟地震一样，一波接一波，批判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周公，这当儿，我自觉头上的紧箍咒好像不那么紧了．天津市召开表彰抗震救灾大会学校推举三人，其中有我，张庆元宣布人选时，一片哗然，有的交头接耳：好像说他林大鹏是右派呀．张庆元严肃地说: “大家说说，谁去合适，还有谁在抗震救灾工作中比林大鹏同志表现积极。”全场鸦雀无声，我知道张庆元是政工干部，他的表态意味着什么．
校长将乐器库房的钥匙交到我手上说：“不要怕别人说闲话，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搞起来．”原来乐器归老朱（朱秀忠）管，我用乐器得找他借，觉得很不方便，可是老朱感觉很爽，在别人看来他是拿着鸡毛当令箭；这时他便散布：咱学校右派翻天了．我刚放松的思想又紧张起来，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但是对于工作，我一如既往，兢兢业业，除去教好课，我利用住在学校的有利条件，积极组织排练节目，其实我对艺术完全是大外行，但是我喜欢音乐，自学过一些乐器，像二胡，扬琴，笛子等，还在东门里小学辅导过小提琴组，经过努力我搞出一台小节目，宣传演出，慰问演出，并参加区里文艺汇演，心情好起来了．

国家多灾多难，大地震，把毛主席也给震升天了．中央电视台沉痛宣告老人去了，从此万万岁消失了，举国上下悲声不绝，看起来比死了爹妈还伤心，人民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经过一番追悼，钦定接班人华国锋在追悼会上念最后一句：永垂不朽！台上人人眼神里透着杀机，不久就摊牌了，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一切照旧，人马一波一波地换，你下去，我上来，才子佳人又把工农兵挤到台下，样板戏成了折子戏没有唱衰．最大的变化是三中全会上，小平给老毛来个三七开．纪念堂照盖；没见过活人，见死人，我也有幸曾瞻仰了一把当年的领袖，气氛凝重庄严．

邓大爷说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我赞同，比阶级斗争为纲强多了，毛老人家是斗人斗糊涂了，还是老糊涂了，没考证过．一来二去我也随着改革大潮晃荡起来了，说心里话，尽管多年不涨工资，我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从来不奢望先进，迩来不知怎么，接连评上先进，优秀班主任，模范少先队辅导员，大帽子一个一个愣往上扣，叫我总结先进事绩，我那有，过去就这么干的，现在还这么干．我怕写材料，因为参加工作几十年来，写不完的检讨，没完没了地交待，写的我头痛．这回好了，组织上帮助我写，报告会上我只管照本宣科，轻松多了．

全区班主任经验交流大会，我坐前排，三个人发言，朝左右看看都是老先进，觉得赧颜，杜润珍是市级劳模，我怎么和人家比，想退出为时已晚，硬着头皮上，好在现成的发言稿．“现在请林大鹏同志做先进事迹报告，”这是主持人唐莉的声音，她曾经是我的学生，上台时她还掺了我一把，我在一片掌声中上了台，虽然有点紧张，但感觉不错，很爽，几十年来上过不少台，除去上课以外，只有检讨，交代问题，接受批判和斗争时才上台，当时我毫无顾忌地扫视会场，发现不少熟面孔，批判会上帮助过我，我谢谢他们，他们也是无可奈何，运动中自身难保，再一次用这个词‘爹死娘家人，个人顾个人．’怨不得任何人，告诉自己的心，原谅他们吧，他们有很多不得已呢．

此后的日子过得相当顺，东门里二中政工主任老李碰到我，笑眯眯地说：“来一下，好事。”

我问：“你找我能有什么好事．”

主任：“我们想解决你的右派问题，也就是改正，你有什么意见．”

我淡淡地说：“改正没意见，过去带上帽子都没意见，怎么想起来给我改正？”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上级的文件，我是按指示办事。不过呢，就要放暑假，现在先把喜讯告诉你，一切手续要等开学再办，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要相信组织．”

我说：“没别的，通知我老伴和孩子的单位吧．”

 

 

 

 

 

 

 

就是这么几张纸，稀里糊涂命运变了。接连涨工资，一年一级，没什么好讲的．最后一次调级，还有个小插曲。，不少教师升不了级，有意见，风言林大鹏连调好几级，已经是最高的了．我也觉得占名额太多了，找到政工老李说：“据说右派改正后，应该补一级，因为我降过一级．”

老李说：“我忽略了这个茬，我开个介绍信，辛苦你自己到教育局跑一趟，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跑一趟算什么，到了组织科，二话没说便得到满意的答复，恢复一级．还有两个名额，给我补一级，剩下一级也给我们学校了．这时学校正为了一个名额挣得面红耳赤，付杰付老师是志在必得，老梁人缘好呼声高，当我将升级名额告诉校长，校长咧嘴笑了：“你这个名额，真是及时雨，老梁付杰每人一级，皆大欢喜．”后来付杰拉着我的手说：“你真有办法，老林，”我说：“你高台我了，老付．”我才不揽那好名声，把工资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还是说没有我到教育局办事，那一级也到不了咱学校．涨钱高兴，没必要详述了．

开放以后统战部，市政协，区政协都有我的份，跑跑龙套而已．特别是市政协开会后常有饭局，说是便餐，实际是山珍海味，政协的厨师非常棒，所以我联想到市委的大厨，就可想而知了．另外，还经常出去参观，旅游一概公费，玩赏祖国的好山好水．就连我这低觉悟的人躺在床上琢磨，都觉得白吃白喝白花国家的钱，心里不得劲．后来越演越烈，习以为常，就见怪不怪了．

我的脾气一向不咋的，专和领导顶牛，我走过的路坎坎坷坷，除了出身的原因，恐怕和天生抗上有关系．一天期中考试，试卷印的马虎，看不清楚，我便找到主任老康说：“试卷看不清！”

他说：“你嚷嚷什么！”

其实我根本没嚷，只是旁边有人，他故作姿态，我的气也不打一处来，便理直气壮地说：“我就嚷了，你是教导主任试卷不清楚，不找你找谁．”吵得很热闹，教导员吴学耀跟老康有点和不来，趴在办公桌上装睡觉，最后还是工会主席老尚打圆盘，不了了之．后来想一想老康人老实，办事小心谨慎，力求圆满怕别人说，我当着别人的面，说试卷不清楚，等于挑他的毛病，我顶撞他，是我没有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悔之晚矣．另一件可不是我的错，王玉玲军官太太，调来学校不久，入了党，当了几天主任，后来升了副校长。她当主任期间，我是班主任，有一次晨检时，同时要做几件事，检查卫生，收缴作业，教给孩子们读浅近唐诗，课堂上显得很活跃，我觉得很得意。主任不以为然，质问的口气说：“你的课堂这么乱！”

“什么叫乱，”

她说：“应该安静，”

“读书就得有声音，晨检有很多事要做，这很正常．”就这样争吵起来，人越聚越多，他觉得脸上挂不住：“我这主任不干了！”

我接过茬：“你不想干，到教育局去辞职，跟我说不着．”他一时气的说不出话，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泼来，又哭又闹，也有顺情说好话的，过来劝解，事情就过去了．后来张兰杰跟我说，我才知道以前小张老师也气过她一次．吵归吵闹归闹，校长照升不误，有了权力，后来跟赵校长合谋给我穿了一次小鞋，这是后话．

刘美素是学校的佼佼者，政工干部，可能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严，无缘无故找我的茬：“注意说话时检点一些。”我不吃他那一套，立即回她一句：“说具体的。我招谁惹谁了。”

刘：“给你打预防针！”

我：“没事找事，看我好欺负是吗？”

刘：“你还不服气，刚改正（指右派）就翘尾巴．”

我：“你有本事再给我把帽子戴上．”

刘拍一下桌子：“你等着瞧．”

我比她拍的还响：“我看不透！”奇怪的是在校长室里，没人搭腔，校长王淑琪，副校长张颖两人碰一下眼神，溜出去了，我把门用力带上，也出去了．

后来美国的亲人邀请我去探亲，办护照遇到麻烦，三番五次找刘美素开介绍信，每一次她都找借口拖延．一次到公安局办护照，我把情况告诉公安局老王，遭到刘美素刁难，老王说：“你告诉刘，同意出国，就写同意；不同意要写明不同意的原因．”

转天我找到她刘美素，再一次要求开介绍信，並将老王的话告诉她，如果不同意出国，就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她想不出不同意的理由，最后违心地给我开了介绍信，得以顺利办了出国护照．看刘美素那样子，一肚子窝囊气出不来，被普通教师顶撞，脸上不搁，自己要求调换工作，后来听说去了客车厂，退休时按企业待遇，比教育系统差多了．那是她自找，和我可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