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葬礼

  3月15日大约凌晨一点（美国时间）接到母亲在那天上午（中国时间）突然去世的电话，如梦似幻，不信与惊愕交织，随即便决定尽快赶回去。一通忙乱之后，在朋友、同事和亲人的关怀帮助下，终于在母亲去世后第四天，在遗体火化前赶到家乡母亲的灵房所在地——一个偏远的、沂蒙山区的山村。可怜我那些悲哀、疲惫的亲人亲戚们，为了等我回去再办葬礼，已经在早春的寒夜中守灵三天。

 

 母亲安详地躺在棺材里，像生前睡着一样。我请求满屋的人暂时出去，让我和母亲单独说几句话。随后便按村里的风俗举行葬礼，将母亲的遗体运到县城火化，再收拾遗骨回到村里下葬。母亲—－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牵挂的人，缘分最深的人，就这样突然地、永远地离去了。

 

 母亲是在县城的大街上购物时突然晕倒去世的，近些年来父母一直住在县城。母亲下葬后回到县城的那天晚上，我走进母亲生前的房间，坐在她的床上，一股强烈的悲哀袭来，我平时是个欲哭无泪的人，但此刻泪水却止不住地流。我自责疏忽了她的高血压脑血管病，在她去世前那个周末是应该给她打电话的，结果因为忙碌也没有打。这时屋外风声大作，吹得窗户呜呜作响，我一边流着泪，一边给母亲读《西藏生死之书》，那时我确信，母亲就在那个房间，我们的心灵连在一起。当我来到母亲去世时的街上，听旁边的摊主讲述母亲去世时的情景，眼泪也是止不住地流，那时我也确信，母亲就在旁边。

 

 母亲的离去是如此地突然，以至于连她自己都没有料到。记得有一次通话时母亲曾高兴地说她找人算命了，她和我的寿命都会超过80岁。她去世前两周和我通话时还说折磨她几十年的胃病和劳损的腰椎都好多了，她身体好的很，叫我们不要担心。周围的邻居也都说母亲生前的身体与活力都很好，但显然是我们只顾虑她的胃病和腰椎而忽视了她不太明显的高血压脑血管病了。父亲的高血压心脏病是很明显的，自觉会先母亲而去而为自己选好了墓地，那呈想母亲先住进去了。母亲的去世对大家的打击都很大，留下了很多遗憾，尤其想到她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劳苦，终于可以在晚年过几天好日子的时候就这样突然走了，心中便一阵阵难过。

 

 母亲姓牛，1940年生于沂蒙山区的一个大多是姓牛或姓田的山村，终年不满70岁。父母这一代人，包括我的很多老师，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后来的改革开放。母亲的命运自然也就逃脱不了这些大的背景事件的影响。抗日战争时父母尚小，但都有躲避日本鬼子的记忆，父亲的头顶上有一块2厘米见方的颅骨陷于脑内大约1厘米，就是在逃避日本鬼子时期在山上撞到石头后造成的，所幸大难不死。解放战争中姥姥一家在战乱中幸运地活下来，而当过国民党县政府宣传部长的外祖父却不知去向。五十年代姥姥一家相依为命，母亲聪明好学，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代到了当地一个铜矿工作，以仅仅在山村上了一段夜校的基础被认为具备高小程度而被选拔到外地培训，更进入厂矿的文艺宣传队学习唱歌跳舞，父亲母亲就是在这个铜矿相识的。正当母亲的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外祖父的做过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经历和他在南方逃避多年后的重返家乡都使得姥姥一家人的命运从此笼罩在他的这段历史之下。母亲大约是1960或1961年被遣返回农村，随后和父亲结婚，我是1963年底出生的，在家里排行老大，后来又有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父亲常年在外地的厂矿工作，一年难得回家几次。母亲常说自己既做女人又做男人，除了应付一家大小吃穿外，还必须面对那些本来是男人干的繁重的体力活农活。虽然父亲的工资可以买生产队的粮食，但那些在山岭上田地里就地分配的未经处理的粮食或需要就地处理或由母亲一担一担地挑回家再做处理。另外还有自留地和菜园需要母亲种植管理。母亲很要强，自信种菜种地都不必男人差，但那些繁重的体力活农活对一个拖儿带女的母亲来说实在太过艰难，常常使她处于分身无术的困境。母亲有时说起我4-5岁的时候腿上长了一个大痈疮，无法走路，妹妹那时还不到两岁。母亲需要出去处理农事，想先把妹妹安顿好，而我却抱住她的腿，不让她走，最后便导致三个人一起哭的场面。等我稍大些，便开始帮母亲干活了，还记得我开始到几百米外的井打水挑水也不过7­-8岁的年龄。我的小学老师马老师还记得我当年（大约是十岁）带着妹妹弟弟们去上学，我在教室里上课，妹妹弟弟们则带着吃的在外面玩，因为那时外祖父病危，母亲不得不前去守护。秋收季节是一年当中最累的，常常是全家在田野里呆一整天，傍晚才回到家，我们这些孩子们便累得东倒西歪睡着了。母亲必须休息一会才有力气做饭，然后再把我们一个个叫醒，吃饭，再睡觉。后来我上高中时住校和到外地上大学，母亲便少了一个帮手。记得我上大学时母亲推车妹妹拉车从山岭上往家运东西，结果车翻到山沟里，母亲的脸被划了一道大口子，血流不止，到医院缝了七针，我听到后心里那个难过呀！我想直到父亲从工厂退休及弟弟们长大，母亲才真正从这些体力活中解脱出来。母亲性格坚强，身体的劳苦她都能忍受，而当时社会人事生存环境的恶化（如文革时派系武斗母亲对父亲命运的担惊受怕）和诸多的不顺却对她的精神心理产生了很大压力，有几次甚至到了不愿再活下去的地步，只是在看着孩子们熟睡的可爱面孔时才咬紧牙关活了下来。母亲生性善良，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准则，乐于助人，不愿伤害别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熟知母亲经历的人和我说起她时，或是一声叹息或是一句：“你妈妈这辈子真不容易呀！”。此后便不需再多说什么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上面说了很多母亲吃苦受累的事，但在我早年的记忆里更多的却是快乐的时光，也许是小孩子不记得或不理解大人的烦恼事吧。虽然辛苦，我觉得母亲在拉扯教养我们的过程中大多是幸福快乐的。母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给我们做好吃的，做新衣服穿，看我们吃下穿上，看我们成长快乐，母亲是高兴的。父亲回家，亲朋来往，添置新物，庄稼丰收，节日庆祝，母亲是快乐幸福的。母亲自己没有机会上学，对于我上学是非常支持的，即使这意味着她少了一个干活的帮手。还记得上小学时母亲在一边纺线，我在一边读书的情景。那时她还用《三字经》中“子不学，断机杼。”孟母为让孟子好好读书而三次搬家的故事教育我，给我讲《二十四孝》中的故事。我想这些可能是从外祖父姥姥那里传下来的。外祖父命运不济却是个孝子，在我大约十岁时就去世了。姥姥历尽风霜磨难却永远不改她那慈祥亲切的容颜。每次到姥姥家，姥姥舅姨母亲之间那浓浓的亲情，说不完的话，临别那依依不舍的情景都让我感动和羨慕。我在学校拿了好成绩或奖状回家，母亲是非常高兴的。母亲时常让我帮她干活，如推磨、挑水、烧火、喂猪等。记得我那时最厌烦的事就是早上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得做猪食喂猪。我小时是很顽皮贪玩的。母亲为了稳住我，帮她处理运回家的农作物，便一边干活一边给我讲故事，或教我唱她当年在厂矿文艺宣传队学的歌。当我上大学后听到一些当时流行的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等，一听便想起母亲以前曾经教过我这些老歌。但小孩子干活的耐心毕竟有限，我忍不住了便要去靠街的厕所，母亲左等右等我都不回来，其实那时我早就翻过墙头到街上玩去了。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母亲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但从此便增添了无尽的牵挂，正应了那首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再后来我又到外省读研究生，到美国留学，离她越来越远。当我们有了一对孩子时，母亲是多么想来美国帮我们呀，可惜两次长途旅行去北京都没有得到签证，母亲当时都急了，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伤害很深，也是一个永远的遗憾。那些签证官想象着母亲来美国后会有移民倾向，他们那里会理解母亲只是想来帮助我们的心情呢！近些年来，我们每二三年回国一次，带着孩子长途旅行，非常辛苦，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很多时间花在路上，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每次要走时，母亲都说，这么快又要走了，象做了个梦一样，正如我几年前回国有感所作的一首顺口溜一样：＂离国经年把家探，乍睹苍颜倍心酸。几日相处恍如梦，临别又见老泪含。＂。 近年来习惯于每两个星期就和母亲通话，听她的近况，听她对我们的关心和因看电视新闻引发的对我们这边的担心。有时忙起来没有按时打电话，她便非常担心我们这边出了什么事。于今电话那头是再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了。

 

 逝去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各自的人生旅程。人生一世，谁又能避免生老病死和命运的无常呢。哎！母亲，按照佛教的轮回生死观，今世能为您的儿女，是因为前世我们有很深的因缘；而我们今世的缘分又形成了来世我们再互为亲人的宿因。今生的遗憾已无法弥补，唯愿来世能报答您于万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整理母亲的遗物时，看到了下面这张父亲母亲及他们的朋友们年轻时在厂矿的合影。照片的陈旧和破损也难掩他们年轻的风华。让美好的记忆留在心底吧，妈妈，我们永远怀念你！

 

From 母亲

后排左一是母亲，前排右一是父亲。

 

——完成于2010年4月5日母亲去世后第21天 （刚好是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