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喜佛，尤其是禅的细密玄远。近日“茶坛”里有“儒家的《大学》其实是借鉴（抄袭）了佛的教法”，“《大学》逐渐把佛学与道家的很多精华都总结其中，而成为救世育人的智慧法宝”一说，颇觉新颖，上面的说法不仅推翻了过去的印象，如果论述成立，也不啻为中国思想史的一大震动。但细细想想总觉得有些靠不住。
《经》和佛都涉及义理，都是绝大的论题。这俺知道的不多，不敢胡说。但单纯从时间的角度，从事件发生的历史角度，试着列出几个干条条做点扼要分析应该不难。
儒道相援，儒佛互鉴是常识。那么具体到《大学》即《礼记》是否袭佛，那就只能先看中国的儒士，再谈外来的和尚。
《大学》出自《小戴礼记》，为其中49篇中第42篇。网友说《大学》“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过”，但并不说明《礼记》在南宋前没有单独刊印。
东汉末年，郑玄（公元127－200年）兼采今古文，遍注群经，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今古文之争。其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编辑，“三礼”由此确定，《礼记》49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由此确定。《三礼注》有六朝(229年至589年）本见于敦煌。
郑玄注“格物致知”：“格，来也。物、犹事也。”。这是经典，也是公案。公案不在文字出处，在“格物致知”的释义阐发，两千多年争的是阐发的义理。
《礼记》写作时代和作者问题也争了两千多年，至今仍有争议。然争论只在争：是出自战国（前475年－前221年）初期，即七十子或其后，抑或是在旬子（约前313－前238）之后。当代历史、哲学两派人马亦更多倾向于：《礼记》49篇经删修、损益，最终成书在秦汉之际即荀子之后。但无论怎样，与唐宋明清还真扯不上一点儿关系，这也是一个哲学或历史本科生的通识。况上世纪先有马王堆汉墓《五行》帛书出土，言《大学》中“仁、义、礼、智、圣”五行，文体又与《大学》相近，后有1993年10月荆门郭店楚简重大发掘来支持《礼》出“战国说”。
漫漫四百多年，汉代（前202—公元220年）文人们唠叨的即是由五经至七经、九经、十二经的这些事（南宋加《孟子》谓“十三经”）。后人所说的“儒”，始自汉，即是汉代获得五经知识并以五经的解释阐发为业的那帮人。所谓“汉代儒学”，讲的其实就是“今古文经学”。
常识还告诉我们，汉代经学己完备发达，儒子学人在训诂、诠释、考辩等诸方面己考察和论述了经学的核心内容。
读经在当时早己不是战国时江湖私塾的闲事，西汉今文经学，立于学官，盛极一时。《汉书》与《后汉书》载：汉文帝（前203--前157）、立《诗》博士，景帝立《春秋》博士，至武帝五经皆立博士。经学当年是显学，这也是常识。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不忘以《经》开头：“《易》著天地阴阳五行；《礼》经济人伦故长行.....”
《史记》本纪世家列传诸表外，尚有八书。首为礼书，收《小戴记》。
西汉大文化人，目录学鼻祖刘向（约前77—前6）在《别录》中将繁乱芜杂之《礼记》49篇分为八类。《别录》中刘向对《礼记》思想，史实，是非，学术源流和书的价值做了介绍。
史家班固（32－92）在《汉志》“《记》百三十一篇”，即指包括《大戴记、《小戴记》的《礼》。班固在此自注：“七十子后学所记”。
《后汉书》记，东汉全才人物马融（79-166），“才高博洽，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
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文解字》之作者东汉许慎（约58一约147），以《五经》争议颇繁，于是撰《五经异议》》，其中即引大、小戴《礼》。
上述所引虽属大家，仍凤毛麟角，盖经书就象文革的《老三篇》，识字人必读。这种氛围下，能想象经书不成熟？
以今天而论，学界至今尚末有因《大学章句》成书晚而质疑《礼记》同样“成书亦晚”的洞见。郑玄注《三礼》无人质疑；《大学》也罢，“格物致至”也罢，文字至汉成形无人质疑。
概言之，经学的正脉、底子在汉不在宋，汉儒注疏、辩伪挖的很深，宋儒要挽救儒学、“拯救社稷”，就阐发，就忽悠。
概言之，《礼记》定了，《大学》就定了，《大学章句》段落、文字与《礼记》有差异，“格物致知”没差异。朱熹是“编”《大学章句》不是撰《大学》，这是定论。
概言之，假定郑玄前所存皆伪，若立意旨在驳“援佛”，一部《郑注》也尽够了。
这是因为：在中国课堂上，和尚迟到了。
首先，“佛教在汉朝之前就已传入中国”的说法无一禁得住考证。诸如“孔子知佛”“始皇废佛”之种种议论皆被一一质疑。目前学界以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视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年。韩愈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说，“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当代最具影响的佛教史著作公推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荷兰人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年－2008年）的《佛教征服中国》等。汤用彤、许理和等采信韩愈说，同时将永平求法（公元67年）之前的种种议论定为“传说”。
其次，对于韩愈所说，学者仍然心中不踏实，学者眼中更看重佛家来华的“经证”。那么一本有关儒佛道三家思想交流互动的早期对话文献-----《牟子理惑论》的真伪、成书时代就成了判断的关键。
粱启超及诸多日本学者在揭出《牟子理惑论》与汉朝国情、民情以及著述篡伪的诸多硬伤后，质疑“汉人著述，亡佚虽多，其传于今者亦不少，，，，，吾末见有一语及佛法者”。（粱启超《佛教之初输入》）
《理惑论》至今争议不断。学者们多以宽容态度姑且取“真作说”，并同意即使“真”，也属东汉末年（东汉25年-220）即公元三世纪上半叶之前作品。
再次，无论西汉东汉，让我们了解佛教在中国有着怎样的实际境遇。
可以肯定地说，佛教传入中国与佛教实际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是两回事。假定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时佛己传入为实，但在此后近500年间佛在中国依然不成气候。
且不论官方推祟的《春秋繁露》、《淮南子》、《白虎通义》等于佛毫无议论，《后汉书.西域传》里更是说的明白：“至于佛道神化，二汉方志，莫有称焉。”据此，粱启超推断“两汉时人，鲜有知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
许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中曾指出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即无论在《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佛家文献还是在《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晋书》等世俗著作中，几乎看不到公元290年以前僧侣与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往来的记载。
最有说服力的当推《论衡》。牛逼人王充（27—约97）著《论衡》八十五篇，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锋芒尖刻，触及社会方方面面，极具批判精神，唯“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梁启超语）。
常识还告诉我们，迟至两晋之交，笼罩思想世界话语权的知识阶层，兴味仍在玄学。
以上种种，让我们相信“格物致知”是鉴佛袭佛的成果，还真有点难。
当然：
佛教来华，以其全然不同于传统中国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理解、解释和应对策略震动了中国。
佛以“三法印”“三世说”关心、回答了最使人困惑畏惧又被儒家淡然避过的终极问题：死亡；
佛以“三科”“五味”“三界”为中国社会构建了与传统迥异的世界观；
佛以“八不”“三是”为传统中国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带来了强大的新的思想资源。
但是：佛的中国史，既是一部挑战冲击的悲壮史，更是一部妥协退让的屈辱史。重点在于儒学鉴佛、援佛那是两晋之后的历史。
这样的历史图景下，汉儒们去哪里援佛，“格物致知”又去哪儿偷呢？就算引车卖浆之人偷了，又岂能逃过2500年以尖酸扬名以勾沉为业众多儒士的刻薄？
题外俺以为：“《大学》抄袭佛法”论，可以是喜佛之人有趣的民间传说，但以佛说佛，以A证A的论述缺少应有的学术品格。“内证”、“心证”可以是个人情感的自悟，但它是历史讨论的禁忌。
2013-03-10
无聊斋
我不知道程颐朱熹是否抄袭, 但道理本来就一样. 解释起来自然就类似.程颐、朱熹如果明白, 只要解释得通, 我觉得也不能算抄袭.
我读道德经, 看到和金刚经是相通的. 还以为老子抄了释加牟尼. 后来才发现老子好象还早点.
望文生义，张口就来，不好，不好，很不好。
谢谢，谢谢，再谢谢。
您看了标题还是看了全文？
唉，唉，还是唉！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佛经东汉渐进中原，经过了中国儒家与道家的两次解读，佛经中早已融入了儒家与道家思想，所以才有中国儒释道三体合一的独有的文化现象。
您的所谓考证看似唬人，但缺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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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也这样想，把不住茶坛有高论，也就啰哕说了一堆。
建议您去茶坛看看。
人们认为的是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的许多内容是抄袭佛教的！《礼记》的“格物致知”当然不是抄自佛法的，但是程颐、朱熹等人对“格物致知”和其它传统的儒家经典的词句的解释很多都是抄自佛教的。这个把朱熹编的《四书集注》翻开一比对就知道了。
楼主花了许多时间写这篇文章却没有写到点子上，好像射箭，花了好大力气，好不容易射中靶心，却发现是射到旁边别人的靶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