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英与民粹之间

在精英与民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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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用主义为主要治国理论的邓小平，凭着直觉感到民粹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群众运动走到了死胡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还是根本上解决不了， 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的社会精英，同代表最广大社会范围的底层人民的利益冲突，从而无法在建立稳定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共同走富裕的道路”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核心理论。 这其实是对文革和后期泛滥的民粹主义发展成暴民政治的动荡社会的反思和纠正。当然用到了精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救命稻草。

然而， 正如杨鹏先生所讲的，‘精英主义也是半神半魔’， 在社会资源分配和公正方面可以是毫无建树。 在落后的中国，忽视占人口众多的广大底层的根本利益，必然会带来社会动荡危机。

其实，美国也不是纯粹的精英主义社会。它在鼓励精英阶层个人发明创造的的同时，也提供了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有效平等机制。 这就是弱势社会群体的普及教育和基本人权的维护。

精英主义同自由主义的结合，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魅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市场经济的的根本法则就是竞争，是弱肉强食。 合理竞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然而，如果自由竞争发展到“生存斗争” 的白热化程度，必然造成对弱势社会群体的基本权利忽视甚至侵犯。

完全开放的自由竞争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生产资料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是有限的，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消费能力市场资源也是有限的。 有限的资源，被少数精英阶层垄断，民主平等自由就是假的，这就是民粹主义者攻击精英主义的利器。

“革命靠民粹， 建设靠精英”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本人对民粹主义的四大原则一直持怀疑态度：

第一， 道德良知并不能代表公正。道德良知有一定的历史沉积，并不能真正体现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公正性。社会的转型期中，往往是要突破旧的道德观念，这就是精英领导的社会变革。

第二， 道德良知不一定在普通民众之中。在社会的言论新闻等自由受到局限时，普通民众道德良知往往被舆论工具扭曲。 两千多年前的耶稣，就是统制者应普通民众要求，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邓小平正是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才在１９８９年的历史关口，怀疑否定了普通民众的良知。我们这里不谈他对错，只是说这样的实事：普通民众道德良知被当时舆论工具左右了。

第三， 政治圣人与底层大众结合起来，会产生个人崇拜和集权。在革命的过程中还可以接受。但在新社会的建立中，会成为民主法制建设阻力。

第四， 多数人的暴力反抗原则，会造成流血，社会动荡，外族入侵，甚至是亡国灭种的社会灾难。

难道在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非要我们只选一个吗？

不是这样的。正如文所述， 美国的社会就不是完全的精英主义（当然，更不是民粹主义），关键是它踏出了把两种对立意识形态有效和谐结合的第一步：保留精英阶层领导社会的同时，让社会底层人民有发言权，知情权和向精英上层流动的合理机制。

当今的中国政府， 积极推崇的“和谐社会”理论，就是对过去二十年精英主义过度的修正。“让强者受到尊重，让弱者生存” 可以说是创造和谐社会的核心理论。

当年，有人批评邓小平， “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容易，再共同走向富余就难了！” 这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有限的社会资源被占有。 底层弱势群体再仅仅靠自己努力向上层流动就难了。

在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我们能做什么呢？

解决好弱势群体的教育和就业，把握民粹主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维护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利，同时遏制多数人的暴力反抗的危机。

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不够，旧的共产主义理论在社会上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导，在教育规化人们道德良知方面没有什么作用，我们迫切需要新的 “道德文化启蒙运动”。

这个运动的目的， 就是要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和谐社会，重新调配社会道德价值取向：遏制拜金主义和仇富心态两个极端。

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积极作用：把信仰同社会和谐结合，让精英阶层同民众在精神世界里平等对话，这就是信仰的重新建立和道德文化启蒙。只有首先在精神世界上做到自由和平等，才能在现实社会世界实现自由和平等。

民粹主义既是破坏社会的力量，也是维护被压迫弱者权利的正义力量。

精英主义既是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也是加剧社会等级和资源分配不均的力量。

历史是英雄创造的， 还是人民创造的 ？

非要回答？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历史自己创造的。

在精英与民粹之间，我们不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