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情人
李公尚
二.
美国各州的法律不同,在美国不同的州当律师,必须首先要考取不同州的执业资格。在华盛顿DC做律师,和其他州不同的是,除了获得华盛顿特区的执业资格,还需要分别考取佛吉尼亚和马里兰这两个州的执业资格,才能在这一地区充分开业。我法学院毕业后,已经分别获得了佛吉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执业资格,正在准备考取马里兰州的执业资格。
关于江霞这个案子,马里兰州的办案警察路易斯说“有点大麻烦”,是因为该案涉及到了纽约的一个大型中国人犯罪集团,跨越了县和州,出了他那个县警察局管辖的范围。作为政府律师,我们事务所的律师都没有纽约州的执业资格,无法完整地办结此案。该案中除了大华府地区的罪犯和嫌疑人,我们对纽约的部分基本无能为力,只能把我们掌握的有关线索交给纽约的警方。而纽约的警方对这个案子怎样处理,什么时候处理,处理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无从过问。这就是为什么办案警察不把江霞移送法庭,而直接交到我们手上的原因。证人不上庭,警察局就可以在我们办的这部分案件销案一百八十天之后,把证人的记录消除。这样,既不影响我们从证人那里获得证据和线索,又不会给证人留下案底。这通常是警察和证人之间最好的一种交换方式,也是污点证人最希望获得的理想结果。
我带着江霞从侧门走出警察局,仍被几个伺机而动的记者看到了,举着相机朝我们聚来。江霞抬起无袖的双臂遮住自己的面部,不让记者为她拍照。刺眼的太阳把她裸露的腋下一览无余地聚焦在光天化日之下,细腻白嫩的腋窝让我怦然心动,我突然意识到她其实还很单纯。我为她打开车门,让她尽快坐在我身边的位置上,表示我对她信任。
早晨的上班高峰还没有过,车流走得较慢。一位记者开着车,跟在我的车后面,很快插到我右侧那条行车线上,和我并行,摇下玻璃,对着我旁边的江霞拍照。我十分反感,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时,我看到绿灯变成黄灯,便加速行驶,想甩掉他。他见我想冲过黄灯,于是加速抢先冲过黄灯过了路口,我却在红灯亮起的瞬间,停在了停车线内,没过路口。他发现时,已经无法调头。我等绿灯时,把那个装有我替江霞领取的她被扣押物品的纸袋交给她,里面有她的手机、钱包和化妆品等。她接过纸袋,低下头看了看,把头转向车窗外。一路上她都沉默不语。我想她可能羞于和我说话。
绿灯亮了,我左转朝着另外的方向驶去,被甩掉的记者在路口的另一侧停下看着我,无可奈何地向我摆手。路上,我找了一家快餐店,把车停下,带江霞去吃早餐,江霞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跟在我身后。我为她买了一份大众式早餐:香肠华夫蛋卷和一杯咖啡,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杯咖啡。她坐下后一直低垂着头,长发遮住了她的大半个脸。我把早餐端到她面前,她看着面前的早餐抽噎不止。我告诉她我去车里拿点东西,其实我是为了避免她尴尬,借故离开一会儿。我在窗外隔着玻璃,看到她渐渐停止了哭泣,却对着早餐发愣。我回到她面前,对她说:“吃饭吧,一定饿了。吃完我送你回你的住处。”
她理了一下被泪水糊在眼部的长发,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脸上泛起红晕,欲言又止。我端起我的咖啡,对她说:“你慢慢吃,吃好再走,我在车里等你。”她听了,又看了看我,低头从我给他的纸袋里,拿出她的手机,站起身,对我说:“我要去下洗手间。”
她从洗手间里出来时,已经把昨天晚上留在脸上的残妆清洗干净,长发高高地绾在脑后。素容白净的面庞,凸显她的天生丽质。我走到门外查看手机上的信息,等着她吃完早餐。事务所的科尔顿给我发来信息:不要把证人送回她的住处,给她在市内的什么地方临时安排一个栖身之处。
我走到车上,打开笔记本电脑,从科尔顿刚给我发来的邮件中,大概知道了这个案情的全貌:
江霞四年前被父母送到美国来读高中。一年前,她父亲因在中国犯有贪污受贿罪,被中国政府逮捕入狱,她在美国的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不久,她妈妈也因窝藏转移不法财产被捕,从此她不敢再回中国。前年她高中毕业后进了华盛顿的一所大学,从去年夏天开始,她每个星期五的下午,从华盛DC的唐人街乘坐当地华人经营的廉价巴士前往纽约,到中国人聚居的法拉盛唐人街去做暗娼,星期天晚上再返回学校。
后来,一位名叫“老栓”专门为她拉皮条的中国人,交给她一个购物袋,让她回华盛顿时在星期二之前,捎交给一个名叫迪奥姆的黑人。老栓给了她两百美元的“操心费”,让她坐出租车去找迪奥姆,告诉她要在迪奥姆住的两个街区外下车,然后步行去找他,避免让出租车知道她要去的地址。
华盛顿东部和马里兰交界的地方聚居着大量的非洲裔黑人,中国人几乎从来不到那些地方去。江霞按照老栓的交待去找迪奥姆,下了出租车,看到三五成群的黑人,无所事事地聚集在街道各处,面无表情地盯着她和她手中的购物袋,吓得心慌意乱。担心他们中间突然窜出一个来,抢她东西。当她停下来对着地址查看门牌时,一下围过来五六个男人,七嘴八舌争着问她找谁,她精神慌张得不知所措,一个男人从她手里拿去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看了看,热心地指着前面:“就是那幢建筑,上三楼。他住那里。”其他伸着脖子,看那张纸条的人争先恐后地说:“来找找迪奥姆的,这小子一定又弄到钱了!”“那家伙上次欠我十美元,到现在还没给!”
江霞吓得腿软得走不动路,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打给老栓,说地址找到了,但这里有很多人,不知该交给谁。过了一会儿,一位中年黑人拿着手机,一边和人通电话,一边走过来。围着江霞的人群见了,给他让开路。那位中年黑人把手机递给江霞,里面是老栓的声音,让她把东西交给这个中年黑人,他就是迪奥姆。迪奥姆接过购物袋,毫无表情地看了江霞一眼,冷漠地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
事后老栓告诉她,下次去找迪奥姆,要到他家里亲手把东西交给他,一定不能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此后,江霞经常帮老栓往华盛顿捎物品,每捎带一次,老栓给她两百美元。迪奥姆只是老栓让她捎送物品的其中一个。江霞每次把东西交给他,他都面无表情地让江霞立即离开。
大约一个月前,老栓突然问江霞:“上次让你捎给迪奥姆的东西捎到了吗?”“捎到了。”江霞有些困惑地答:“每次你让我捎的东西,我都捎到了呀!”“是交给迪奥姆本人吗”老栓严厉地盯着江霞的眼睛,问:“不会交错了人吧?”老栓冷酷的语气让人不寒而栗。江霞摇摇头:“绝不可能交错人!”老栓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把另外一个购物袋交给她,让她捎回华盛顿交给迪奥姆。
这次江霞是按照老栓安排的时间去找迪奥姆,坐上出租车后, 老栓打电话告知她迪奥姆的电话号码,让她下车前十分钟通知迪奥姆。江霞给迪奥姆打过电话后,按照以往的做法,在离迪奥姆住处的两个街区外下了出租车。她沿着熟悉的街道往前走,刚走了不到一个街区,她身后突然窜出一个非洲裔黑人,把她推倒在地,抢过她手中提的袋子,转身就跑。江霞摔倒在地,手掌和膝盖摔破了皮,还没反应过来,那个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江霞吓得瘫在地上不知所措。附近很多黑人围了上来,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江霞缓过神来,爬起身哭着给老栓打电话告知情况。老栓在那头听了,半天,冷冷地说了一句:“知道了,不用去找他了!”
这事发生后,江霞有几个星期不敢去纽约。上个周末,老栓给江霞打电话,和蔼地说:“一切都搞清楚了,不用再担心了,不怪你。纽约这边你那些老朋友,都在等着你呢,你早点过来啊。”
江霞再次去纽约,老栓对她依然十分关照。临离开时,老栓又交给她一个购物袋说:“这次还是去找迪奥姆——”老栓见江霞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笑着说:“别怕!这次保证不会出事,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把装着五百美元的信封交给江霞:“这里面包括上一次你受惊吓的补偿费。这次你天黑以后去,坐出租车直接到他楼下,不会有人看到。上楼敲门等他出来后,你要把东西直接交到他本人手上——有什么办法?答应好的给人家送货,两次都没有送到,总不能赖账吧。咱做生意讲的就是个诚信。不过这次你放心,绝对不会出任何事。”
昨天晚上十点多,江霞按照老栓的布置到了迪奥姆家,上楼敲门。迪奥姆出来,见了江霞有些吃惊,江霞说是老栓让她来送东西,迪奥姆听了,接过手提袋打开查看,突然从楼梯后面冲出几个戴着头套的蒙面人,其中一个朝着他的腹部猛捅数刀,其他人踢开他身后的门,一拥而上冲进室内。
根据当时在室内的四名受害人回忆:当时刚吸完毒,精神有些恍惚,冲进室内的可能有四五个人,有的手里晃着枪。他们见人就砍,用刀砍伤了室内的所有人,然后在室内到处翻找,最后撬开一处地板,找到了很多现金和一些毒品,塞进一个背囊就迅速离开了,这前后大约十多分钟。当时室内的电视音响很大,周围邻居对迪奥姆家发生的混乱和喊叫没太在意。
江霞当时被吓昏了,等她苏醒过来时,周围已经站满了警察。
(未完,待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