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情人
李公尚
十一
纽约警察局门外临街的大型电子广告牌上,滚动着变换夺目的警示标语:“看到不顺眼的事,请立即报告(If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相互监督,人人得利(Neighbor watching, Neighbor fitting.)”,“迅速报告,奖金早到(Your report soon, maybe reward soon.)” 美国这种鼓励人人告密的文化早已深入人心,每个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向权威当局报告自己看不顺眼的事。所以美国人都爱管和自己无关的“闲事”,听到邻居孩子哭,大人吵,聚会闹,狗叫猫跳,都会报告警察。我从这个电子广告牌下面穿过,走进警察局,怀着极大的悲痛去查找江霞的骨灰。找到后,作为委托人申领了出来。然后又到儿童保护组织去申请领养那个孩子。那是我和江霞的孩子。办完这些相关手续,我去监狱再次会见老栓,希望让他知道这些事。
监狱负责人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不知所云地问我:“你要会见的这名犯人,是你案件中的关键证人吗?”我回答说:“我已不是第一次来和他见面了。这起虐待儿童案发生时,他仍然是受害者的父亲。我需要证明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和一些关键问题。”
监狱负责人员翻看着上次我来和老栓见面的记录,说:“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你是他被关进来后,唯一一个来和他见过面的律师。”我问:“过去他从没有找过律师吗?”监狱负责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问:“今天你一定要见他,是吗?”我说:“根据案件调查进展的需要,是这样。”监狱负责人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当然,
这我理解。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名犯人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罪犯。”
“他曾杀害过两名警察,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我说:“我看过这些报道,确实给人印象深刻。”
“我的意思是说,”这位负责人犹豫不决地说:“今天,你和他会面,可能有些困难。”
我不理解他的意思,问:“你是说,因为他极度危险,即便是案件调查需要,作为政府律师也不能和他见面,是吗?”“当然不是那个意思。”这位负责人耸耸肩说;“只是,实际上,他没法见你。或者说你也不方便见到他。”
看着这位负责人顾左言他的样子,我想了想说:“既然是这样,那就请你给我出具一份不允许我和他会见的文件,我回去写份报告交给法庭”。
负责人说:“其实,也不必那么麻烦,你一定要见他,我们可以安排。只是,他可能无法和你交谈。”我穷追不舍地问:“你是说,你们不允许他和我交谈,是吗”“不是我们不允许他交谈,是因为——”他摊开双手,说:“我不得不承认,最近我们这里发生的一点事故,会让你感到不方便,也让我们感到难堪。我们正在处理,但在处理完毕之前,还不希望外界知道。”
我看着这位负责人的眼睛问:“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有些事情需要隐瞒,是吗?”“呃,这个嘛,当然这关系到我们的名声。”这位负责人再次摊开双手:“不过你刚好是关联案件的律师,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只是希望你在了解了有关情况后,把与你办理的案子无关的情况,暂时放在一边,由我们来处理和对外界公布。”
这位负责人陪同我先去看了一段监视录像,录像是昨天拍摄的。从监视画面上看到,昨天中午,监狱的两名监管人员到老栓的囚室去,给他身上背的电击装置更换电池,当一名监管人员把连在他身上的电极导线取下来,准备在他身上移换位置的时候,老栓突然夺过导线勒住了其中一名监管人员的脖子。另一名监管人员赶紧使用遥控器操作电击装置,被勒住脖子的监管人员首先遭到了电击。他挣扎着试图去抢另一名监管人员手中的遥控器,在他抓住了那名操纵电击遥控器的监管人员胳膊的同时。那名操纵电击遥控器的监管人员在慌乱中加大了电击器的电流,瞬间,两名监管人员和老栓一起,同时遭到强烈电击。从监视画面上看到,他们三人的身上先后往外冒烟,很快三个人一起倒在地上。
负责人关闭录像后说:“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起不幸的意外事件。目前他们三人的遗体,我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处理。我向你保证,你作为政府律师,是第一位了解了这起不幸事件的监狱外部人员。我们不想这起不幸事故,被媒体添油加醋地去捕风捉影。你知道,我们使用这种电击装置对付危险犯人,本来就受到外界很大争议。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秘密使用。现在,我们使用的这种同一台电击装置,一次同时击毙了三个人,说明我们可能涉嫌一直在使用犯罪手段进行犯罪。”
老栓没有留下任何遗物。但我必须承认,他最大的遗物,是他把我的孩子交回到我的手中。几个星期后,我作为代理人,把他的骨灰领出来,和江霞的骨灰埋葬在一起。
吕雯因为虐待儿童罪,冒充她人身份罪,欺骗政府罪,非法移民罪受到起诉。最终被判刑三年六个月和刑满后驱逐出境。吕萍花因协助冒充她人身份罪,欺骗政府罪,非法移民罪,卖淫罪被判两年六个月刑满后和驱逐出境。
一年后,吕萍花和吕雯经过监狱当局评估,假释后不会对社会造成显著危害,先后被假释。但移民局却因为遣返手续问题,仍然无法将她俩立即驱逐出境。她俩被假释后,只能继续“黑”在美国。为了生活,吕雯很快和吕萍花一样,在纽约做起了“皮肉生意”。因为服务的客户不同,她仍然瞧不起她母亲吕萍花。面对残容渐衰、身体多病的母亲,她认为吕萍花成了她的累赘,依旧不愿意和她住在一起。
不久,我接到吕雯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哭诉说:“我想签认罪协议,从这里快点出去。”电话是她从羁押所打给我的。这些年来,我遇到的一被捕就立即主动要求签认罪协议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萍花,一个是吕雯。这母女俩好像形成了遗传。只是吕雯缺少她母亲吕萍花那种为了孩子,含辛茹苦卧薪尝胆的胸怀。这次是她被假释出狱后第三次被捕,每次都是哭着打电话让我去尽快保她出来。
我去羁押所和她会面,她说她的性格和里面的所有人都合不来,所有的人都欺负她,让她受不了。我安慰她我会尽快起草一份认罪协议。她哭诉说:“纽约的警察最坏,专门欺负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有一个叫拉巴吉的印度裔警察,经常化装成嫖客钓鱼执法,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份,所以一见到他就都躲开。他为了完成每个月的指标,就盯上了我。我不理他,他就亮明身份,说我正在勾引他。他说只要我帮他找出一个正在拉客的妓女,就放过我。后来,他睡了我,还是把我抓了进来。我觉得委屈,和这里面被关押的其她人说了,想不到那些人就偷偷去报告监管人员,监管人员就处处和我作对,报复我。后来,那个叫拉巴吉的警察还来到羁押所,把我带到一个小房子里,用电警棍电我。”
我听了无言以对。吕雯说:“这次出去后,我想回中国去。我想加入‘自愿遣返离境’计划,自动离开美国回中国去。你看能行吗?”我说:“你还在假释期间,这个我要查一下有关规定。如果是自行离境,美国政府通常是鼓励的。”吕雯说:“我刚来美国时,我妈让我申请政治避难,移民律师就教我对移民局说:游学团处处监视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的中国护照被游学团扣下了不给,我从游学团逃出来时没有护照。其实,我的中国护照一直被我妈藏起来了,到现在可能还没过期,估计还能用。”
我说:“你回中国去,这可能还要看中国那方面对你的情况认同不认同。”吕雯说:“我问过很多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都说只要护照没过期,回中国应该没问题。很多偷渡来美国的人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想回去,都是这样的。”我说:“也好,只要你想好了,我就尽快帮助你早点离开这个地方,到了外面你再考虑回中国的事。”吕雯说:“我已经考虑过了,我和我妈妈不一样,她想回去,也没人要她了。可我不同,我赖在这边不走,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日。这边的人知道你没有合法身份,谁都可以欺负你,受了欺负你也不能报警,因为没人相信一个有案底的非法移民说的话。回了国,我在这边的事国内都不知道,我又有这边的大学文凭,还能重新开始生活。中国对从国外回去的人,一般都很宽容。”
我去见吕萍花,把我和吕雯见面的事告诉了她。她怔怔地听完,半天才说:“看来,我让她来美国,是害了她。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时不一样了,现在国内的生活并不差,很多年轻人并不一定都愿意出国,很多都是被父母连哄带逼搞出来的。做父母的把国外想象得太好,对孩子们把外国描绘得也太好了。我现在也常想,如果可能,我也回去算了。唉!年龄大了,该折腾的也都折腾过了,最后总的有个归宿吧!在这里这种样子,再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就不知孩子她父亲那边,还能不能……”
(完)
2018年12月25日
于美国华盛顿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