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生
一个初学者。
正文
怀念我的父亲
在我父亲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之际，我的心情非常不平静。父亲的英容笑貌仍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多少年来，他对信念的执著，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大智若禹的态度都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使我渐渐地对生活、生命乃至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回想起爸爸的最后岁月，那是在医院的病房中渡过的。
刚开始他只是腿有点疼痛，我们随及把他送到南京鼓楼医院检查。当时正值五一长假，值班医生草草检查后，开了点药就让我们回去。后来我们找了熟人才得以住院检查。谁知这次住院后，我爸爸就再也没能回过家，到死也没能走出医院的大门。
“五一”长假后,医院正常上班了，而爸爸的病情不但没有一点好转，而是每况越下，一天不如一天。后来更加严重了。当时,他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人日渐消瘦到脱了形。真的很难想象，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汉，在最后的岁月会被病魔折磨得变成这个样子。抢救时,他全身上下插满了管子，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甚至用小腹，大口的呼吸着。在南京最好的医院的高干病房，因为医院规定呼吸机不能拿出重症病房，而父亲当时的情形己不能再搬来搬去，身边也不能没有专人护理（因为重症病房是由护士统一看护，一个护士要管几个重症病人，基本上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实习护士），只好用着最原始的，五十年代生产的喷射式呼吸机来抢救。每一个见到的人都为之难过，落泪，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有医生私下告诉我说，用这种呼吸机抢救的病人，几乎没有人能够过来的，因为病人会大量失水。可是他仍然顽强地呼吸着，活着，活着。我们这些儿女们真是感到无比地心痛和无助。同时，也深深为之所感动和震撼。 我想起,当我给他擦洗身体的时候，看见他的大腿和小腿上有许多处子弹留下来的伤痕，甚至大腿根部都有一个枪眼，我看着他伤痕累累的腿，知道那是战争留给他的纪念，同时我也慢慢地明白和理解了他为什么对生命如此的热爱和执著。
１９４０年初, 当时我爸爸还不到十八岁, 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想起他曾经对我们多次谈到过的情形，经常是一场战斗下来，一个连队一百多号人，只剩下几个人，其余的战友都在战争中阵亡了。他的堂兄陆先财以及许多的战友和亲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每当身边的人倒下去，就一次一次地坚定了他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的信念，要顽强地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当时，中国正处在最危难、最困苦的时刻，他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凭着小米加步枪，用年轻的血肉之躯，面对着敌人精悍的部队和装备，他们靠的是信念和勇气，靠的是人海战术，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对于活下来的人，他们对人生，对生命自然有着超越常人的另一番感受。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爸爸随着部队南下，为解放全中国,转战南北,和国民党作战。在淮海战役中,他受了重伤，凭借着他的意志,凭着他对生命的热爱，顽强地战胜了伤痛,活下来了，并且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打到南京,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解放以后，他一直享受着甲级革命残废军人的待遇。
解放不久，我爸爸从华东第二军政大学教导主任的位置上，转业到地方,担任了南京市城建局局长的职务。１９５６年为了接待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南京市抢建了一批工程，这是那个年代所常见的“形象工程”，“政治任务”。当时,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城建局的头上。这可是个大事，作为政治任务必须完成的，哪儿还谈得上科学认证，按客观规律办事。我爸爸没日没夜在办公室、现场指挥部和工地检查和指挥。记得,一天深夜，突然有人来报信，说我爸爸的头部被砸伤了。妈妈当时也在南钢工地没日没夜的工作，不在家。寒冷的夜里，我们兄妹3人在外婆的搀扶下，急急忙忙赶到他们单位了解情况。记得,那时候我才四、五岁，拉着外婆的后衣襟，在黑暗中不知是冻得，还是怕得直哆嗦，跌跌冲冲向前赶路。意识到家庭的顶梁柱倒了，那种恐怖，无助的感觉，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的震撼，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次工伤治愈后，给他留下了终生不治之症，脑震荡后遗症--高血压。因为这次工伤，他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
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坦诚，直率，他知无不言，无不尽。他常告诫我们说毛主席说要五不怕.怕什么？就是这个五不怕，害得他一生吃了不少苦头。１９５7年在党内整风会议上，因为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他给领导提了意见。之前妈妈曾劝告他不要给领导提意见，免得被整。可是他却说，毛主席要我们五不怕，只要对工作有益，就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是坚持在大会上说出自己的看法，给市领导提了意见。他为此也付出了惨痛而巨大的代价。因此受到了打击和迫害，他被扣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被撤销局长的职务，停职反省长达两年之久，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后来经过多少年的申诉，最终在文革后期，拨乱反正之时才得到平反昭雪。 我爸爸出身在江苏泗阳的一个贫农家庭。家乡是出了名的穷乡僻壤，到处是充满盐碱的不毛之地。他们家里更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从小，家里生活很苦，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姐姐出嫁后，姐夫家境要稍好一点，我爸爸才在姐姐的接济之下，上了几年学，在姐姐家吃过几顿山芋干饭。他心中常为之感激姐姐一家人，解放以后一直不忘报达他们，经常寄钱寄物品给老家的穷亲戚。
记得１９６２、６３年，国家正值自然灾害时，当时爸爸妈妈作为国家干部，粮食计划每月本来只有28斤，可作为共产党员，机关还要求每人贡献一斤粮票，为国家分忧解难,因此，每月只有27斤口粮。而我们这些半大,正长身体的孩子，每月只有十斤口粮，还特别能吃。市场上物资极度匮乏，买任何东西都要凭粮票。家中粮食不够吃，鸡鱼肉蛋更是见不到，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每天都吃不饱饭，每天总是在饥饿之中渡过。记得一次饿得不行了，连机关医院发给父母治疗浮肿病的药丸，我们兄妹都偷偷地吃了，来充填好像永远也填不饱的肚子。有点好吃的，大人更是省着给孩子们吃。记得，当时哥哥和弟弟都因为营养不良，患了肝肿大，住进了医院，为了给孩子增加营养，父母亲把手表，以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一天晚上下班时，在市政府门口碰到一个卖黄鳝的农民。他也许家中有难，为换一点钱，拿着自己下河抓来的几条黄鳝央求我爸爸买下，出于怜悯，我爸将身上所有的钱掏给了那个农民，换回了几条黄鳝。为此，他居然被扣上同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商贩的罪名，还被要求在党小组会上做检讨。 身材高大的爸爸，在自然灾害那几年，一下子瘦了四十多斤，休重只剩近一百斤左右，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他也得了浮肿病，后来又得了肝肿大。当时家里已经非常困难，可是农村老家来人不断，更是雪上加霜。老家来人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原本不太宽畅的家，还要腾地方给他们住，把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活全都打乱了。他们吃要占我们的粮食计划，走的时候又要给路费又要带东西，留下占满了虱子的被褥，我们还得又洗又烫才能再用。记得开始的时候防范不当，我的头发还被染上了全头的虱子呢！也许，当时的农村比城里还要困难，也许，他们也是出于无奈。可是，当时我真的很反感老家来人。无论家中如何困难，无论我们内心有多大的意见，我爸爸都非常热情地、尽己所能地款待老家的穷亲戚们，那怕是那些叫不上名字,从未见过面的侄孙辈，远得不能再远的亲戚同乡,都是如些。他永生难忘家乡的人，家乡的情。也许这就是他那永远不会消逝的家乡情结吧。
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所谓造反派为了个人的利益，造“经济反”，他们揪斗我爸爸，给他戴高帽子游街，硬逼他给他们增加工资，在增加工资的文件上签字，当时我爸爸高血压非常严重，高压己达200多，只能卧床，可是就是这样，造反派也不放过他，把他连床一起抬到单位进行批斗，逼他表态，签字。当时周围很多的老干部，想不通，经受不了这种屈辱和打击，有的上吊,有的跳楼,自杀的不少。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爸爸仍然相信真理，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能取得胜利。他对生活充满希望，既便在“牛棚”的日子里，他每天仍然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坚持锻炼身体，从不放弃对事业和生命的向往。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刚开始时，那时他刚刚四十出头，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年华，他被打成了走资派，不是被批斗带高帽子游街，就是写检查，劳动改造。他干校整整渡过了八年。他对此常常万分感慨，长达八年干校，犹如八年抗战,人生大好的年华，在没完没了地检讨，劳动改造中渡过，回想起来,真的很可惜。因此，要更加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多做好事，做实事。 一直到１９７３年，文革这场浩劫即将结束之时，我爸爸才随之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工作。我爸爸一直工作到七十岁，才办理离休手续。记得他六十多岁的时候，还带领江苏工程队前往叙利亚、科威特等国家二三年从事援建、劳务。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记得他来信说，穆斯林国家严格禁酒。而出生在洋河边，长在酒的故乡的他,和他的家乡人一样,人人都会喝一点老酒，可是自从到了科威特以后，就连这一点点小小的嗜好也无法满足。当地通常都是四五十度的高温，汗水还没有等流出来，就已经变成了白霜。中国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援外劳务的待遇是非常低的，中东地区环境恶劣，形势严峻，生活艰苦，而他们的任务又十分紧迫，这一切都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当时我在非洲一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工作，我深知这些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生活条件是如何的恶劣和艰苦，这些工程都是西方人所不愿意承接的，或者是转承包的。可是，中国人为了走出家门，走向世界，条件再苛刻,环境再差的工程也愿意接受。当时他的身体不太好，可是在不长的时间里，我爸爸居然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按时、保质、保量胜利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中国工程队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也赢得了当地和世界的好评。
人的一生要有追求目标并为之奋斗，他的一生所为之奋斗的就是支持他、自始毫不动摇地信念--实现共产主义。他为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了六十多年，他不计得失，一生清贫，两袖清风,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对我们子女从不溺爱，严格要求。正如他的生平所说的那样，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的高尚品质，他的敬业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爸爸，安息吧！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女儿 金陵
写于雅加达，印度尼西亚
在我父亲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之际，我的心情非常不平静。父亲的英容笑貌仍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多少年来，他对信念的执著，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大智若禹的态度都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使我渐渐地对生活、生命乃至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回想起爸爸的最后岁月，那是在医院的病房中渡过的。
刚开始他只是腿有点疼痛，我们随及把他送到南京鼓楼医院检查。当时正值五一长假，值班医生草草检查后，开了点药就让我们回去。后来我们找了熟人才得以住院检查。谁知这次住院后，我爸爸就再也没能回过家，到死也没能走出医院的大门。
“五一”长假后,医院正常上班了，而爸爸的病情不但没有一点好转，而是每况越下，一天不如一天。后来更加严重了。当时,他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人日渐消瘦到脱了形。真的很难想象，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汉，在最后的岁月会被病魔折磨得变成这个样子。抢救时,他全身上下插满了管子，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甚至用小腹，大口的呼吸着。在南京最好的医院的高干病房，因为医院规定呼吸机不能拿出重症病房，而父亲当时的情形己不能再搬来搬去，身边也不能没有专人护理（因为重症病房是由护士统一看护，一个护士要管几个重症病人，基本上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实习护士），只好用着最原始的，五十年代生产的喷射式呼吸机来抢救。每一个见到的人都为之难过，落泪，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有医生私下告诉我说，用这种呼吸机抢救的病人，几乎没有人能够过来的，因为病人会大量失水。可是他仍然顽强地呼吸着，活着，活着。我们这些儿女们真是感到无比地心痛和无助。同时，也深深为之所感动和震撼。 我想起,当我给他擦洗身体的时候，看见他的大腿和小腿上有许多处子弹留下来的伤痕，甚至大腿根部都有一个枪眼，我看着他伤痕累累的腿，知道那是战争留给他的纪念，同时我也慢慢地明白和理解了他为什么对生命如此的热爱和执著。
１９４０年初, 当时我爸爸还不到十八岁, 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想起他曾经对我们多次谈到过的情形，经常是一场战斗下来，一个连队一百多号人，只剩下几个人，其余的战友都在战争中阵亡了。他的堂兄陆先财以及许多的战友和亲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每当身边的人倒下去，就一次一次地坚定了他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的信念，要顽强地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当时，中国正处在最危难、最困苦的时刻，他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凭着小米加步枪，用年轻的血肉之躯，面对着敌人精悍的部队和装备，他们靠的是信念和勇气，靠的是人海战术，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对于活下来的人，他们对人生，对生命自然有着超越常人的另一番感受。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爸爸随着部队南下，为解放全中国,转战南北,和国民党作战。在淮海战役中,他受了重伤，凭借着他的意志,凭着他对生命的热爱，顽强地战胜了伤痛,活下来了，并且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打到南京,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解放以后，他一直享受着甲级革命残废军人的待遇。
解放不久，我爸爸从华东第二军政大学教导主任的位置上，转业到地方,担任了南京市城建局局长的职务。１９５６年为了接待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南京市抢建了一批工程，这是那个年代所常见的“形象工程”，“政治任务”。当时,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城建局的头上。这可是个大事，作为政治任务必须完成的，哪儿还谈得上科学认证，按客观规律办事。我爸爸没日没夜在办公室、现场指挥部和工地检查和指挥。记得,一天深夜，突然有人来报信，说我爸爸的头部被砸伤了。妈妈当时也在南钢工地没日没夜的工作，不在家。寒冷的夜里，我们兄妹3人在外婆的搀扶下，急急忙忙赶到他们单位了解情况。记得,那时候我才四、五岁，拉着外婆的后衣襟，在黑暗中不知是冻得，还是怕得直哆嗦，跌跌冲冲向前赶路。意识到家庭的顶梁柱倒了，那种恐怖，无助的感觉，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的震撼，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次工伤治愈后，给他留下了终生不治之症，脑震荡后遗症--高血压。因为这次工伤，他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
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坦诚，直率，他知无不言，无不尽。他常告诫我们说毛主席说要五不怕.怕什么？就是这个五不怕，害得他一生吃了不少苦头。１９５7年在党内整风会议上，因为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他给领导提了意见。之前妈妈曾劝告他不要给领导提意见，免得被整。可是他却说，毛主席要我们五不怕，只要对工作有益，就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是坚持在大会上说出自己的看法，给市领导提了意见。他为此也付出了惨痛而巨大的代价。因此受到了打击和迫害，他被扣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被撤销局长的职务，停职反省长达两年之久，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后来经过多少年的申诉，最终在文革后期，拨乱反正之时才得到平反昭雪。 我爸爸出身在江苏泗阳的一个贫农家庭。家乡是出了名的穷乡僻壤，到处是充满盐碱的不毛之地。他们家里更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从小，家里生活很苦，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姐姐出嫁后，姐夫家境要稍好一点，我爸爸才在姐姐的接济之下，上了几年学，在姐姐家吃过几顿山芋干饭。他心中常为之感激姐姐一家人，解放以后一直不忘报达他们，经常寄钱寄物品给老家的穷亲戚。
记得１９６２、６３年，国家正值自然灾害时，当时爸爸妈妈作为国家干部，粮食计划每月本来只有28斤，可作为共产党员，机关还要求每人贡献一斤粮票，为国家分忧解难,因此，每月只有27斤口粮。而我们这些半大,正长身体的孩子，每月只有十斤口粮，还特别能吃。市场上物资极度匮乏，买任何东西都要凭粮票。家中粮食不够吃，鸡鱼肉蛋更是见不到，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每天都吃不饱饭，每天总是在饥饿之中渡过。记得一次饿得不行了，连机关医院发给父母治疗浮肿病的药丸，我们兄妹都偷偷地吃了，来充填好像永远也填不饱的肚子。有点好吃的，大人更是省着给孩子们吃。记得，当时哥哥和弟弟都因为营养不良，患了肝肿大，住进了医院，为了给孩子增加营养，父母亲把手表，以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一天晚上下班时，在市政府门口碰到一个卖黄鳝的农民。他也许家中有难，为换一点钱，拿着自己下河抓来的几条黄鳝央求我爸爸买下，出于怜悯，我爸将身上所有的钱掏给了那个农民，换回了几条黄鳝。为此，他居然被扣上同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商贩的罪名，还被要求在党小组会上做检讨。 身材高大的爸爸，在自然灾害那几年，一下子瘦了四十多斤，休重只剩近一百斤左右，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他也得了浮肿病，后来又得了肝肿大。当时家里已经非常困难，可是农村老家来人不断，更是雪上加霜。老家来人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原本不太宽畅的家，还要腾地方给他们住，把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活全都打乱了。他们吃要占我们的粮食计划，走的时候又要给路费又要带东西，留下占满了虱子的被褥，我们还得又洗又烫才能再用。记得开始的时候防范不当，我的头发还被染上了全头的虱子呢！也许，当时的农村比城里还要困难，也许，他们也是出于无奈。可是，当时我真的很反感老家来人。无论家中如何困难，无论我们内心有多大的意见，我爸爸都非常热情地、尽己所能地款待老家的穷亲戚们，那怕是那些叫不上名字,从未见过面的侄孙辈，远得不能再远的亲戚同乡,都是如些。他永生难忘家乡的人，家乡的情。也许这就是他那永远不会消逝的家乡情结吧。
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所谓造反派为了个人的利益，造“经济反”，他们揪斗我爸爸，给他戴高帽子游街，硬逼他给他们增加工资，在增加工资的文件上签字，当时我爸爸高血压非常严重，高压己达200多，只能卧床，可是就是这样，造反派也不放过他，把他连床一起抬到单位进行批斗，逼他表态，签字。当时周围很多的老干部，想不通，经受不了这种屈辱和打击，有的上吊,有的跳楼,自杀的不少。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爸爸仍然相信真理，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能取得胜利。他对生活充满希望，既便在“牛棚”的日子里，他每天仍然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坚持锻炼身体，从不放弃对事业和生命的向往。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刚开始时，那时他刚刚四十出头，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年华，他被打成了走资派，不是被批斗带高帽子游街，就是写检查，劳动改造。他干校整整渡过了八年。他对此常常万分感慨，长达八年干校，犹如八年抗战,人生大好的年华，在没完没了地检讨，劳动改造中渡过，回想起来,真的很可惜。因此，要更加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多做好事，做实事。 一直到１９７３年，文革这场浩劫即将结束之时，我爸爸才随之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工作。我爸爸一直工作到七十岁，才办理离休手续。记得他六十多岁的时候，还带领江苏工程队前往叙利亚、科威特等国家二三年从事援建、劳务。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记得他来信说，穆斯林国家严格禁酒。而出生在洋河边，长在酒的故乡的他,和他的家乡人一样,人人都会喝一点老酒，可是自从到了科威特以后，就连这一点点小小的嗜好也无法满足。当地通常都是四五十度的高温，汗水还没有等流出来，就已经变成了白霜。中国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援外劳务的待遇是非常低的，中东地区环境恶劣，形势严峻，生活艰苦，而他们的任务又十分紧迫，这一切都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当时我在非洲一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工作，我深知这些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生活条件是如何的恶劣和艰苦，这些工程都是西方人所不愿意承接的，或者是转承包的。可是，中国人为了走出家门，走向世界，条件再苛刻,环境再差的工程也愿意接受。当时他的身体不太好，可是在不长的时间里，我爸爸居然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按时、保质、保量胜利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中国工程队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也赢得了当地和世界的好评。
人的一生要有追求目标并为之奋斗，他的一生所为之奋斗的就是支持他、自始毫不动摇地信念--实现共产主义。他为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了六十多年，他不计得失，一生清贫，两袖清风,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对我们子女从不溺爱，严格要求。正如他的生平所说的那样，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的高尚品质，他的敬业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爸爸，安息吧！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女儿 金陵
写于雅加达，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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