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十月二号下午
地点：中南海怀仁堂前厅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下午两点，盛宣德却在一点四十五分便早早站在怀仁堂前厅的门口等候。一同参会的陈灵川坐在轮椅上，在盛宣德的身后陪同等待。今天会议的规格颇高，组织部、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国资委的主管同志悉数出席，大家都在会场里静静等候，盛宣德唯独拉了陈灵川一起到前厅迎接即将到来的客人。
一点五十三分，在盛宣德来回焦灼的踱步中，一辆红旗轿车安静驶来。车在门口停稳，司机和秘书下车打开两侧车门，身材魁梧的岳谋忠和英气勃勃的蒙贞从车内走出，快步走进了怀仁堂的前厅。盛宣德看到蒙贞匆匆前来的样子，未语已先哽咽：“小周，你......你好吗？”
一长串泪珠从盛宣德的眼中滑落，没入了怀仁堂深红色的驼绒地毯中。陈灵川从侧面看到了这一幕，他也转过头去，强忍住眼中的泪水不许滑落。
岳谋忠上前握住了盛宣德的手，低声道：“盛老板，好久不见。”
“是啊小岳，好久不见。这......是你家闺女吧？快进来，我们好好聊聊。”
岳谋忠和蒙贞跟随着盛宣德和陈灵川来到了位于礼堂侧翼的二号会议室，相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们已经在静静等候。待到众人落座，盛宣德开门见山道：“小岳，你的上报材料已经发给大家看过并征求意见了，我们今天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盛......副总理，感谢您给我们这个小城市的机会，我肯定知无不言。”岳谋忠生生把到嘴边的老板两个字咽了回去。
“过去一年，醴泉市GDP增长12.4%，你认为驱动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保障房体系的建设？”
“是的。经过这几年的建设，全市新增需求的85%是由保障房体系供给的，因为按照家庭收入房价比4.5的红线管控，而之前家庭收入房价比是12，所以不论是购房还是租房，对居民居住成本和消费零售业的房租负担都降低了60%以上。俗话说‘一鲸落，万物生’，随着房租的显著下降，我们确实监测到了消费和零售行业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餐饮、娱乐、旅游和生活服务这几个细分领域，年化达到了20%以上，而在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上，看到了70%以上的增长。”
“那你如何解释工业的增长呢？”盛宣德从老花镜后投射出犀利的眼光。
“我想得益于其他产业的增长和良性互动吧。工业用地我们之前优惠颇多，这次没有做大的调整。但是随着区域人气的提升和下游产业的兴旺，我们明显看到食品加工业、酿酒产业、包装材料生产业的快速增长。另外我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看到一些行业龙头喜欢我们的居住和营商环境，所以在新能源产业上下游也有突破。”
“好。财税方面，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你们最新的数字意味着什么。”
“我们这个六百万人规模的地级市，今年前三季度的GDP总量达到了2400亿，纯增量在大数220亿，全年总量应该能突破3200亿，增量在300亿左右。说实话，我们之前没有预计到这么高的增长。这次来京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分析，大体增长来自于如下几个领域：消费增长18%，带动了170亿的GDP增量；工业增长12%，带动了100亿；农业增长7%，带动了30亿。这300亿的新增GDP，给市里带来财税收入的增长达54亿，远远抵消了土地出让金减少的17个亿。为什么财政收入增长这么高？还要感谢温总理和克强总理任上推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税负，还加强了征管。目前我国的十几大税种当中，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企业所得税是第二大税种，这两个加起来占到了我国税收的三分之二。得益于醴泉房价的下降，老百姓的口袋里有了钱，钱又通过消费流通了起来，国民经济的各个参与部门都获益，企业也获得了利润。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我国的第一大税源其实就是流转税，只要经济和货币流通起来，我们的财政收入就会上去。今年前三季度醴泉市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增幅相比去年都达到了20%以上。这两年的房产改革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确实超出了我们自己的预期：原来是当做一件保民生的行政举措，没想到成了促经济的发动机。”
盛宣德点了点头，取下老花镜陷入了沉思，半晌才说道：“营改增是一场硬仗，温总理任上开启试点，克强总理将之推广到全国，实在是居功至伟。不仅是你们，全国的财税体系现在还都得益于那场改革。”
岳谋忠心中一酸，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大家可能听过一个经济学笑话：在一个小镇上，从外地来了一个有钱的旅客，他进入一家旅馆，拿出1000元放在柜台，说想看看房间，挑选一间合适的过夜，就在这个旅客上楼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店主拿着1000元钞票，跑到屠夫那里支付掉自己欠的肉钱；肉店老板拿着1000元，去猪农店里付清了买猪的钱；猪农拿着1000元，出去付清了他的饲料款；饲料老兄拿着1000元，支付装修房子的工钱；装修老兄冲到旅馆，付清了他和情人过夜欠下的房钱。旅馆店主又把这转了一圈回来的1000元放到了柜台上，此时那人正好下楼，拿起1000元，声称没有一间满意，把钱装到口袋，走了......故事中，没有这1000元的流通，每个人都欠债，有了这1000元流通，每个人都还清了债务。我们这次通过房地产改革悟出来的道理，其实就是通过降低房价，把房地产市场中已经沉淀和未来还要沉淀的资金释放出来，流通天下、融通天下，对经济和财税收入的提振作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岳谋忠话音落下，会议室内寂静异常，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在沙沙作响。过了一会儿，才有人提问道：“对于醴泉这个中等规模的地级市来说，这场改革收效很大，但是对北京这样的一线直辖市来说，人口组成和家庭收入结构非常复杂，这个方案的适用度如何？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发给了你，希望你能系统性解释一下。”
岳谋忠看到提问的是北京市分管城建的负责同志，思索了一下回答道：“您的问题我们确实在来之前就拿到了，也做了一些案头研究。诚如您所说，北京确实比醴泉大很多，GDP是我们的14倍，人口是我们的三倍，土地出让金每年都在一千多亿，占全市财政收入的20%左右，这个比例确实也远远高于我们的10%。但是如果我们做更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北京市每年存量刚需在300万平方上下，也就是4万套左右，如果把这300万平方平均每平方将近40000的土地出让金打到10000，房价就会回到均价22000的水平，那么一套80平方米的上车刚需，平均总价也就是180万左右。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每年14万，如果按照家庭核心双职工计算，家庭收入房价比立刻可以降到6左右，相比之前动辄20以上，会对居民友好很多。如果坚持家庭收入房价比4.5的红线，那平均总价130万也不是不可能，只要做好建设成本管控即可。说到这里，您可能会担心每年近700亿的土地出让金减少会给财政收入带来不可弥补的窟窿，但这部分也仅占全北京财政收入的10%，甚至更少，如果结合醴泉的经验来看，居民住房成本的大幅降低其实是带来了千行百业的繁荣：更快的人口流入、更高的出生率、更多的消费、更繁荣的零售业、更兴旺的工业。我们认为醴泉GDP两位数的增长中一大半的贡献来自于上述经济场景。如果放在北京的话，那也将是每年4000亿的GDP绝对值增量，按照16%的财税转换率计算，就是640亿，基本上可以弥补土地出让金的减少。当然，这个转换过程需要2-3年，政府是会感受到转型过程中的阵痛的，可是一旦转型成功，这繁荣是可持续的，远非土地财政这种短期行为可比。”
陈灵川一边在本子上记下岳谋忠说的每一个数字，一边在心里暗暗骂道：“他妈的，这小子又进步了，肯定是他老婆和闺女教出来的。”
提问者也在认真对比自己手中的数据，他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接着便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岳书记，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如果保障房的供给占到全部供给的80%以上，价格又是之前的三分之一，那存量房地产的价格一旦崩塌，现有居民的财富也会大幅缩水，甚至会传到到银行体系，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问题您如何看待？”
岳谋忠听到对方的语气变得客气而谦恭起来，想了一下缓缓说道：“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高度重视过，采用的措施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保障房市场要成为一个封闭的市场，有严格的购房、转售资质和金融管理要求，比如必须是以家庭为单位，单身人士不能购买；必须是取得当地户籍三年以上；家庭成员不能再本地有任何形式的其他房产，如果之前拥有的话必须出售后才能拥有购房资格；拥有满五年才能在公开市场转售；融资的话采用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由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等等。第二，保障房市场和商品房市场一定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市场，按照醴泉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商品房近年来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价格也大幅下跌，均价是保障房市场的1.5倍，对于没有当地户籍的人来说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对于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国际化城市来说，更加有条件将商品房市场做大做强：保障房出于‘居者有其屋’的定位，满足的是普通民众的刚性需求，商品房完全可以去满足高端的需求以及不具备购房资格的人群。北京市户籍人口在2000万，但是非户籍的流动人口和临时居住人口呢？这至少是上千万的群体。我们看看新加坡的数据：全国人口570万，其中公民和永久居民占410万，也就是有资格购买政府保障房的人口，这当中约有15%的人口也是商品房的购买者；外国人占160万，他们的住房需求只能靠公开市场的商品房，但就是这160万人＋60万人，撑起了一个规模比保障房市场还大的商品房市场，均价更是保障房的5倍。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和高净值人士来中国，一线城市就是这些人落脚的优先选择。”
岳谋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也感到口干舌燥，喝了两口茶继续说道：“我们在北上广深杭这些一线城市，完全有条件打造像新加坡一样的两个房产市场：面向国民的保障体系，供应超过80%以上的刚需；以及面向全球高净值人士的自由市场。在这两个体系下，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低风险、低利率的公积金贷款，以及较高风险、较高利率的商品房贷款。在这两个市场的共同作用下，我的判断是未来地产相关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会显著提高，长远看甚至有平衡和对冲的作用：公积金贷款的比例上升并成为主体后，风险是由购房者本人、配偶和雇佣主体一起承担的，比现在的主流商业贷款更加稳定。当然，短期的阵痛也不可避免，比如一些现有的房屋拥有者可能希望套现以出售房产造成房价踩踏性下跌，但是我认为，与前几年大量地产公司暴雷无法保交房相比，政府为主体承担80%以上的刚需保障房建设，不仅对我国未来的地产行业健康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起到积极的化解和缓释作用。地产业作为驱动经济发动机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未来我们一定是要靠高科技、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文旅、智慧农业这样的产业发展来驱动经济的，而房地产价格的合理化与大众化，是会支持千行百业的蓬勃发展。总书记多年前提出‘房住不炒’的目标，我们是时候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
盛宣德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重重写下了“坚持家庭收入房价比4.5的红线”这几个字，思绪还在翻腾，便有听到了有人提问：“请问岳书记，保障房要如何规划和建设，才能真正满足人民幸福生活的要求？我去参观过香港的公屋，说实话，环境不敢恭维，很多地处偏远，条件远远比不了我们近年来新建的居民小区。”
盛宣德目光看去，是深圳负责城市和住建的有关同志。岳谋忠并没有过多思考，立刻回答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千五百年前诗圣杜甫写下的千古名句，为后世立下了‘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的治国理想和标准。惭愧的是，杜甫当年的梦想，率先被新加坡政府实现了，创造了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佳房地产发展范例，完美演绎了政府该如何为人民服务。
我三年前带队去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政府组屋，分布于全岛各地。每栋组屋通常有十多层楼高，属于密集型建筑。但是新加坡建屋局十分注重房屋的位置分布。每个小区内的组屋常以前后错落、或者高矮不一的方式排开，避免形成香港政府公房的"房屋墙"。同时当局也十分重视房屋的采光和通风，每一层都由一条半开放式的走廊连接。因此身处组屋的人们，同样可以享受到充分的阳光和自然空间，不受较高密度人口分布干扰。
组屋最为人称道的一点，是其齐全的周边设施。在城乡规划方面，政府成功采用了西方卫星镇的建设理念，在全岛规划不同的功能区域，并在每个功能区域都配套一定比例的组屋区，甚至在寸土寸金的繁华商务区周边也拨付土地修建组屋。每个组屋区都设有商场、电影院、图书馆、养老院、社区医疗、食阁、办公楼、学校、交通枢纽等建筑设施。居民无需走远，在自己居住的城镇里，便可以工作、学习、娱乐及生活。可以说组屋的分布是遍及全国。
组屋配套设施的完善也体现在细节方面。针对新加坡多雨的特点，遮雨棚由组屋楼下一路连至停车场、食阁、小区活动中心、地铁站和公交车站等，基本上可以做到雨天出行不用打伞，建屋局以人为本的细节可见一斑。截至目前，新加坡建成的组屋已经超过120万套，新加坡人均住房拥有率是91%，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比如英国的68%和美国的67%。我建议您可以带队去新加坡实地考察一下，我们与建屋局有联系，可以帮您安排。”
“谢谢岳书记，非常期待！”
“岳书记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在过去三年的改革中，您有没有精细化测算房地产供给侧改革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边际影响？我们在研究一个大模型，想测算地产价格变动和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尤其是敏感度分析。”
岳谋忠看到提问的是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的负责同志，这个问题他之前也拿到了，也做了一些准备，便提起精神回答道：“您好，这个问题我来之前就拜托了我的女儿在研究，我请她代为回答。”
“好的，非常感谢！”
蒙贞打开了面前的话筒，她刚才表面上是在静静听着会议，其实心中也是高度紧张。爸爸一周前跟她说要她一起前往应对国务院副总理组织的质询会，并告诉她会上任何一位与会者的职级都高于他，蒙贞一开始是怕给爸爸掉链子而婉拒了，直到岳谋忠提醒她，许多变革是因为她的建议而起，有部分问题也跟她正在研究的课题相关--比如刚才这个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敏感度分析，她才同意陪爸爸前来一同参加。蒙贞斟酌着开始回答：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确实也在研究，但是目前尚处在初始阶段，符合统计学意义的高信效度解释模型还没有完整构建。不过初步的结果表明，醴泉市年化12.4%的GDP增长中，房地产价格下降释放出的动能预计可以占到8%左右。我更想跟您分享的是我们观察到的经济学底层逻辑在醴泉市这个小小样本中的展现：在本次保障房改革之前，全市的投资和消费疲软到了极点，处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位，进出口也处在衰退的边缘。普通民众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是在下降通道，这其实是造成经济衰退最关键的因素--富裕阶层掌握的资本所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普通大众完全没有意愿去消费，这就造成了醴泉本地经济实际上的通缩和衰退，因为民众对未来的预期变了，他们会更加谨慎和小心地对待手中的资金。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富裕阶层对资本投入的焦虑，也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愿投资扩大产能。如此以来，区域经济便陷入了预期悲观-消费降级-投资疑虑-通缩加剧的死循环。我们后来的分析认为，这次地产改革，收入房价比4.5的红线比之前下降了70%以上，打破了大众对消费投入的悲观，重建了对政府的信心，释放了民众之前为了购置房产所贮备的大量资金进入到千行百业。比如我们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销售的爆发性增长、餐饮和文旅业的快速增长，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稳健增长。在第二个年头我们就观察到了区域商品价格产生了温和的通胀，这也是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人们对未来的前景预期更好，会在当下进行投资和消费，推动商品和服务价格温和上升，这也会进一步促进资本的加速投入，形成正向反馈和健康循环。最后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经济的增长的最终根因还是靠普通大众的消费增长，也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带动的，无论是地产、能源、制造、交通行业，还是纺织、食品、文娱、农业，概莫能外。所以总书记曾经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是点出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逻辑的。”
“所以你的观点是，人民群众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而不是富裕阶层和资本方？”
“是的。毛主席曾经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强调了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根本力量，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革命战争莫不如此。主席说的‘人民万岁’，是他发自他内心真实的感慨。我国目前GDP构成中，消费已经占据了60%，而美国和西欧是75%左右，我们如果不面向消费端发力，那就是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您可以看看全球市场价值最高的前十大公司，除了沙特阿美是纯粹2B的业务外，苹果、谷歌、亚马逊、特斯拉、微软、礼来制药Eli Lilly、Visa、联合健康和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无一不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要想破解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局，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改善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醴泉这次改革，我觉得最成功的其实是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了突破，并因此走上了经济增长的第二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