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雪花园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回到衡山，想把孩子带出来的时候，她的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路。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在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把孩子带出来，带在身边。
火车到了衡阳，不走了。到衡山的铁轨断了。火车里的人，又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这个时代，是个不寻常的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沉，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永州？”我看了看那个呼“永州”的人，是个有点年纪的老头。跟着他走，我就会被送到永州，就是零陵，在那里，痖弦的命运转了个大弯。为了痖弦，我特别走到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开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整个被翻了过来。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想到，二○○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隔一隔的，玻璃上一层很旧的灰，从外面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斗在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一直长到检票口。检票口，也就是两条木头扶手。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检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这是南下广州的月台，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我有一种冲动，我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美君离开了铁轨，走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大婶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原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身体吊在车外；车窗被人体堵塞。
美君一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了，她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着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挤，这时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美君做了一个决定。她转身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对奶奶说，“妈，我们－－很快就回来。”
我问应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他眼眶一下就红了，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了。”
应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特地飞到广州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这就是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深凹、明亮的眼睛，在大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看见他。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老师跟同学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像拿刀砍你一样，我总是想，如果妈妈在，多好，随时可以回家对妈妈痛哭一场，可是一想到这里，就更难过。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都速度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拼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