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 追火车的女人

追火车的女人

美君紧紧抱着婴儿离开淳安，在杭州上车时，火车站已经人山人海；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车窗里塞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贴着人。火车往广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个荒凉的小镇，煤烧光了，火车不动了。于是有军官出来当场跟乘客募款，收集买煤的钱。

火车又动了，然后没多久又会停，因为前面的一截铁轨被撬起来了，要等。等的时候，美君说，旁边有个妈妈跟一路抱在怀里的四、五岁大的孩子说，“宝宝，你等一下哦，不要动。”

女人爬过众人的身体，下了车，就在离铁轨几步之遥的灌木后头蹲下来小解，起身要走回来时，车子突然开了。

“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在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车厢里头也大哭，找妈妈，但是谁都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你记得她的脸吗？”我问。

“我记得她追火车的时候披头散发的样子……”

美君半晌不说话，然后说，“我常在想：那孩子后来怎么了？”

火车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两个传令兵抱着孩子挤下了车。

想到那个追火车的女人，她决定把怀里的婴儿交给衡山乡下的奶奶。这样的兵荒马乱，孩子恐怕挤也会被挤死，更别说在密不通风的车厢里得传染病而暴毙。一路上，死了好几个孩子和老人。

应扬，让奶奶抱着，在衡山火车站，看着美君的火车开走。他太小，连挥手都还不会。

美君继续南下，到了广州。丈夫，带着憲兵队，驻守着广州天河机场。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不能不遇见你

我到了广州。

问广州人，“听过天河机场吗？”

摇头。没有人知道。

问到最后，有个人说，“没听过天河机场，但是有个天河体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体育中心。庞大的体育馆，四边的道路车水马龙，哪里还有一点点军用机场的影子？可是一转身，大马路对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墙，旁边是个空旷的巴士转运站，而这堵老墙上写的字，让我吃了一惊。“空军后勤广州办事处”，好端端写在那里，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不再使用的正体字。

好了，那真的是这里了。

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憲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总統搭中美一号莅天河机场，时有副总統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我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经下野，不是总統了，而且，五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上海即将失守，蔣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没去广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蒋的日记写的是他对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宾馆附近沿海滨游览，瞭望对岸之渔翁岛，面积虽大但其标高不过五十公尺，亦一沙滩树木极少，植物难产。闻动物除印牛种较壮大外，余亦不易饲畜，以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实为台湾、福州、厦门、汕头之中心点，不惟台湾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热甚闷，入浴晚课，听取夏功权厦门情形报告，后十时就寝。

三十岁的憲兵连长龙槐生在认真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定案，他也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难的人潮，流过天河机场前面的大马路，往黄埔码头涌过去。他并不知道，在他眼前涌过去的人潮里，有来自山东的五千个中学生，流亡了几千里，他们的校长们正在和國軍的将领协商，孩子们要怎样才能搭上前往台湾的船。那个“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的澎湖岛，正张口等着他们到来。

这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他跟着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个老祖母，从武汉坐船搭车，一路南下，临出门前还把一只小黄狗抱在身上，带着走天涯。没想到狗一上火车，从窗口一跃而出，不见踪影，小小经武差点哭了出来。

朱爸爸是美国华侨，上波特兰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十六岁意气风发的朱甘亭热血奔腾、日夜难安，于是决定人生大急转：他把自己心爱的哈雷重型机车送给一个好友——好友被他的“壮士断腕”吓了一跳；朱甘亭转身就离开了旧金山，飞到南京，报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这个时候，朱家到了广州；朱甘亭少尉让家人先到黄埔码头，直接在船上等候，因为他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理，必须押一箱空军后勤的黄金上船。他说，我随后就赶到，船上相会。

“可是，”经武说，“我们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来。码头上满满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马上要开了，爸爸还不见。我妈又急又怕，祖母也满脸忧愁。到最后，清晨两点，爸爸终于出现了，气急败坏的，赶得满头大汗。原来，爸爸的吉普车，经过天河机场时，不知怎么装黄金的箱子掉了下来，散了一地，被驻守天河机场的憲兵队给拦住，不管怎样就是不让他带走，他交涉到半夜，还是不放行，最后只好空手赶了过来。”

“什么？”我问，“你是说，天河机场的憲兵队？”

“对啊”，经武答说，“那一箱黄金就被憲兵队拿走了。他自己也差点脱不了身。他如果没赶上船，我们大概从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两样。”

“慢点慢点朱经武，”我说，“你是在讲，我爸爸抢了你爸爸一箱黄金？”

他笑了，有点得意，“可以这么说。”

“不要笑，我记得龙爸爸的自传好象有提到黄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学院的写作室里，我从书架上把父亲的自传重新拿下来，找到了天河机场那一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停留待命，负责天河机场警戒。并在机场到香港的沿路加派双哨，以确保机场安全。时有一走私集团刘姓首脑，拿出黄金五百两私下贿赂，要我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我虽未负缉私任务，但立即严词拒绝，并报请上级处理。

我指着这一段，一字一句念给朱经武听，然后反问他，“怎样？朱爸爸那时不姓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