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坎危机到乌坎转机,共产党的中央政府应该找到了一个继续统治,以为“长治”“久安”的方法。
1。乌坎危机
乌坎这地方,就是90年代走私的大门户,可以说村村走私户户走私。现在走私不大吃香了,又没有发展起别的致富渠道,老百姓就开始埋怨村干部乡干部。如今这世道,哪有不贪的官。只要一抗争,自然有官出事。当然,村干部乡干部这些利益集团必然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钱益、人益。官民双方所索取的利益分割差距就会很大,自然就有了闹大的乌坎抗争事件。
这种抗争只反村官乡官土豪劣绅,不反府官高官中央政府,当然更不反社会制度。所以,乌坎人的抗争跟澎湃的造反不同,跟陈胜的农民造反更不同。不仅是规模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诉求上的不同:现代乌坎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跟宋江的性质一样,当然结果也和宋江雷同:被招安、被和谐。
2。乌坎转机
乌坎事件一发生,人们立即联系到海陆丰农民起义。中央高层也是人,一样会知道海陆丰人的海民风格和“起义”传统,也会担心搞不好会再来次星星之火。你不见那时候,喜欢薄熙来的立马骂汪洋,一个村都治不好还想要治国家;恨共产党至少反对一党政治的立即说,你看中国就要开始大乱了。
我想那时候汪洋也真是傻眼了,一定是上报中央商量举措,准备打压与和谐两手抓。你不见他的警察包围了村庄严以待命,其实就是随时准备实施打压的那一手;然而他又只包围不镇压迟迟不动,显然汪是在待命中央的决定,从21号周永康的“进一步化解社会矛盾”就知道中央集体的决定主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抓那村官乡官去“迎合群众诉求”“补偿群众利益”。显然,这就是破财免灾:牺牲市府的税钱财,避免社会动荡的大灾---权灾,以维护统治地位。
所以才有了这后来的乌坎事件的转机 --- 牺牲小贪官,达到局部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管治。
3。汪洋的仕途是定了
六四前江书记处理导报得分,总设计师选他当了核心一路进京。现在汪总督拿到中央的尚方宝剑一挥,对群众诉求满口应充,将基层矛盾顿时化解,汪督立马得分成了“汪洋政绩”“汪洋经验”“领导同志要懂得化解社会矛盾,懂得管理基层社会”等等进京台阶的大帽子。
天助他有了这次契机,转不利为有利,乌坎已经成了中国新时代社会危机管理的标志性事件。那不仅成就了汪洋个人一步登天,说不定能当个国家副主席,也成就了共产党在新时期新形势新矛盾下“长治”中国“久安”地方的方法 ---- 那就是:
哪里有抗争,就把那里的地方官抓起来;哪里有诉求,就把那里的贪官土豪所得给还于民。
4。乌坎事件给中国基层民主带来榜样的作用虽说中国层层贪官,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但现在的中国不需要革命。从乌坎事件给人的启示:你想得到的,不必要革命,可以有不同的手段不同的道路。其实,喊着要民主的精英们都知道,革命和民主没有必然联系。列宁革命了没带来民主,先帝革命了也没带来民主。精英们现在也知道,一谈革命中国老百姓就反感,那里没有存在的土壤。所以他们来了个新名词叫“颠覆性”。可惜,中国老百姓一听到“颠覆”就联想到“外国渗透”,所以,我说精英们的造化也行不通。
现在的中国不需要造反。虽然我们的文化向来认为造反有理,但现代这社会此路不通,人家手里有基本的东西,一断电一断水一断网络,你就没招了。但中国的每个地方都需要抗争。记住你的抗争“只反地方贪官,别反高官皇帝,更不要反制度”,那你的抗争就离成功不远了。就是说,你的抗争只对人(某个官),别对规则(制度)。人家如何全面浅规则、如何腐败集团化,你都别管别说别涉及,只说你顶头的那个“小官”,就够了。
从乌坎转机我们看到,对抗争的妥协处理,使统治者不仅得到了群众,可以使政权不倒台,延长了政党的执权,还肯定了政权的合法性。君不见,各地的所有抗争者,都是挥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去诉说地方小政府的不是,农民底层人成了中央文件和法制精神的导播者。既然如此,那上一层政府不正好可以拿着乌坎模式,应用在对自己下层危机的处理上。
5。中国政府开始从战略上改变维稳思维
过去维稳,就是抓抗争者,结果民怨四起,党已不党,三个代表成了发财代表,贪污代表,欺诈代表。现在周永康代表科学发展观讲话了:要学会化解社会的深层矛盾,完善大调谐工作体系,把社会的不稳消灭在萌芽之态。
党报开始宣扬乌坎经验,说明中央从战略上想改变维稳观念,从战术上开始改变维稳手段,开始就事论事,就村论村,柔性有效地解决地方/局部抗争事件,以致做到国家真正维稳,在制度建设上推行实用手段。
现在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就看你那里出现了多少抗争事件和上访事件,结果脏乱差的地方问题多乱子多,那的官员不得不动不动就调用警察去镇压、抓人、阻拦上访。结果是官民对立加剧,全社会矛盾加剧,使各阶政府失信于民,使中央失信于整个社会。要是考核当官的谁干得好坏,就看他能多少次成功平息抗议/上访事件的“比例”,那地方领导就不会动不动调用警察了。问题就有望会“和谐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地方。那些地方头头要政绩,就会自觉地选择和谐、妥协的手段,去尽可能地解决自己范围内的事,自然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欺负辖内老百姓了。 乌坎处理方式是个里程碑事件,在中国社会危机管理上会成为重重的一笔,说不定因此会制导中国”民主管理”机制的一大步发展。让乡处理村,县处理乡,市处理县,省处理市,中央没那么累了,社会管理真正分工分层了。这样,老百姓民主抗争的渠道畅通了,政府处理危机的制度也健全了,官员的责任也清楚了。进一步,中国的社会就稳定了,制度就发展了。民主不也就一步一步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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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周永康21日在政法会上表示,要深化化解中国社会矛盾,深化社会管理创新,深化公正廉洁执法,为明年十八大召开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献。
维稳是他们很头疼的事,逼着他们要“执法”创新。
中国的很多农民已经到了“房地、墓地”之外,没有农地田地的地步,他们子孙的命运将是如何,已经是非常明了的事。
林峦雄说,乌坎的土地除了宅地墓地已经被乡官村官卖光了。他们的后代如何生存?
林又说,现在汕尾市和乡政府还占有乌坎的10万亩土地。这些地都是他们批发给关系户、工商户、房地产户。
从一点看全国,各界腐败已经把中国的和谐基础给毁了,把子孙的未来给毁了,同时也给统治阶级给埋下了火药库。这就是他们长期不作为的后果。 什么叫自掘坟墓?一个时代的更替都是主政者自己不断地促成的。
革命对老百姓百害无一利。但不断推动“革新”,渐进社会改革则是必须坚持的。
说到底,IT'S THE ECONOMY, STUPID。老百姓要的是好处。刁民暴民要的是更多的好处。经济上升,有钱安抚,什么都好说。经济停滞或下滑时,象美国现在这样,才能显示一个制度能不能长治久安。
讽刺的是,乌坎民众抗议的是基层民选的村官,要好皇帝出头惩治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