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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他的招牌微笑
一个执着的学人
那时候他已经73岁了。但他的脑子总不停顿。喜欢想问题，想的都是大问题，系统化的大问题。那时候前来“拜师”的人多，都是教授级、研究员级的，也不泛学部委员级的老头们--都是谈笑风生式的人物。
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谈话时喜欢微微仰起头，大概是老花眼的缘故，从来不会盯着那个人看，他的大脑可以说在转，不停地转。当然，一般别人都是虚心求教，问他问题都很谨慎。他回答问题时讲话不快，逻辑性很强，声音很亮，，从来不跟人家争论什么。脾气可以说极好。
那时候他主要考虑的问题有几方面。一是系统科学，一是思维科学，一是计算机发展和现代科技，再就是他的老本行航天科技和卫星登月。
极力主张系统科学
他喜欢把什么都看作一个大系统巨系统。谈什么问题都看作一个大工程巨工程。喜欢把一个问题当成一个大方块竖起来横着切割成几层去看，又喜欢把问题竖切割成几段去看，就是切割成一个一个小方块分解后分析。当然，他最喜欢最擅长的还是“大系统”的总体观念。
那时候他的校友吴文俊学部委员喜欢跟他聊天。就在那段时候，吴先生当了系统所的所长。再后来老江当书记，喜欢嘉奖校友。他在人大会堂获江亲自颁发一级勋章，当然当之无愧。吴先生也获得了国家科学奖。
最为谦虚的是学部委员戴汝为研究员，为人最为谦恭，对晚辈非常的平易和蔼。戴先生的专业是自动控制的，文章专业性强。那时候他的主要注意力在智能识别、人工智能，和智能控制方面，也写了些思维科学方面的文章。钱老对人工智能和智能控制的兴趣，一是来自杂志的阅读，也和戴先生讨论有关。
他的最精辟的论述莫过于社会是个大系统：一是经济系统（经济的规模与结构），一是政治系统（国家与社会的体制），再是意识形态系统。后来一晚辈发表了社会的文化系统和社会的消费系统，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社会大系统论。他在经济系统方面强调的是现代化、开放化、和不断协调化，---- 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只强调现代化和开放化，没有关心“不断协调化”，所出现的严重贫富不均和贪腐泛滥，想来他的校友江书记一定是没有领会他的”系统化”的真谛：那就是全面的协调化。
中国的国防体系事业是个大系统。他对这个大系统的奠基性贡献是没人怀疑和不可磨灭的。他不愧为这个大系统的首席科学家，不愧为中国的航天元帅。
很喜欢思维科学
那个时候，认知科学刚在国际计算科学方面被重视。他能在那时候提出思维科学，确实是站在前列的。他对多科学发展的敏锐，可以说对我们这些晚辈的影响是深远的。看到一点迹象，就要体会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是谓大家的基本要素。
那时候陷入最深的莫过于北京工业学院，专门出了思维科学的杂志。他在上面发表了一些观点性文章。他的《关于思维科学》一文是很经典的。在当时，在严密的科学领域，研究一些思维和逻辑，从宏观上探讨一些科学的发展，谈一些新观点、新思想，对科学本身有利，对活跃和开放整个学术界风气也很有利。这和八十年代初期开放的思想、开放的言论、开放的文化、.... 都是一抹相承的。
对计算机的发展很是关心
除了儿子在总参软件所工作之外，他居住的航天大院西墙外，又建了个七机部（航天部）软件所。那时候国务院还有大规模集成电路小组，统筹四机部（电子部）、科学院、教委和各地研究所。他不但参与了863筹划过程中早期的指导工作，而且公开在涿州计算技术发展大会上提出两个提议：
一是要像发展两弹一星一样，国家应当花大力气搞微电子工业和发展计算机工业。呼吁年轻一代人要像两弹一星时代的人一样甘于寂寞，甘于奉献，坚持在第一线，才能出成果。现在看来，凡是十几年坚守硬件开发或软件开发的人都成了，就是一个明证。当时国务院并没有雄心和决心像发展两弹一星一样当花大力气搞微电子工业。如今，中国在芯片设计、技术、工具、生产等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美日，甚至可谓空白，比台湾也不如，恐怕这是我们民族未来20年也没办法解决的永远的痛。
第二个提议是建立首席科学家首席工程师制度。不仅要对项目的总体负责，要对上级发钱的机构负责，也要对全社会的发展和影响负责。后来，全国各行业的大项目都出现了首席科学家，像航天，神舟发射等大参与系统，首席工程师，像三峡大坝；只是他提议的所在环境“计算技术”从来就没有一个大系统，863等等也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大结果，相信让他挺失望的。
关于亩产万斤的历史公案
一直在很多人的议论中，把亩产万斤说法的历史归罪于他。其实，只要你仔细读他的那篇文章，你会发现，他的评论强调的是明天的可能性，说明的是农业产量有很大的发展空间。50年代，他作为“放卫星”的首席科学家，10年后，中国的卫星真正放上去了，还有那个人再讲闲话？那时候三个反对、至少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主张过发展两弹一星，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人们谁也没再去怪罪他吧。当前，一年三季的蔬菜田，亩产过万斤的到处都是。钢产量是什么？现在是那时候的千倍量级。人们难道还在说一个都被实践检验了论断，只是因为早说了50年？
随着科学的发展，量和质的发展都存在极大的空间。他是那种战术上重视细节，战略上放远观念的人。--- 这正是一代伟人、大学问人最基本的要素。
中国海归的楷模
那一代海归人，多数是弄潮儿，是干实事的。你看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那一位不功绩显赫。再看苏步青李国平王湘浩那一位不著作等身。尤其是他们的学品和人品。这些大学问家到了一起，不管是老的少的，不管是同一学科还是不同学科，总是礼让谦恭，非常君子。那像现在的欧美同学会见了面就是“哥们，咱也得快捞点”，非常的世俗。
成名人要执着，他们都是执着的学人。让人尊敬要谦逊，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人。现在人喜欢说大师，他就是一位划时代的系统大师。
如今仙乘黄鹤去，天流一代执着人。
百家争鸣的重点就是让某些人以为的胡说八道也有发表园地，有些超前的思想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你不相信不代表没有，因为就那些见识是没有机缘可以相信的。所以打着科学的旗号愚昧的大有人在，不过不会是钱老。
据说20世纪中国民族精神最闪耀和最灿烂的聚焦，一是发现了大庆油田，一是制造了“两弹一星”。由此也造就了新中国科学界的两大牛人：一是李四光，一是钱学森。文革期间，科学院有一个大右派，该右派曾指名道姓地说：李四光是一个霸道，钱学森是一个胡说八道。
一、李四光的霸道
李四光的霸道，无非是指他在任中国地质部长时，搞一言堂和正确路线，压制别的理论和学派，让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在地学界一枝独秀，例如在地质部属下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专门设立了一个地质力学研究所。李四光的“霸道”，反映的主要是专业以内的事。
在李四光当地质部长时，理论上他有地质力学的贡献，他也最早倡导新中国的地震预报和地热研究，对地质学的贡献很大。以前把他说成是地学泰斗和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功臣，也有人认为李四光对氢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有重大贡献，是有一点过了，有牵强附会之嫌。但现在就说李四光主要是靠溜须拍马，没有一点真才实学，而且对大庆油田的发现一点功劳都没有，也是不妥的。
事实是，中国地学在1949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很多优秀人物，李四光刚刚回国时，曾被认为是口头理论家，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李四光创造的地质力学没有得到公认，和中国的石油勘探也没有很大的关系，至今很少有地质学者提及了。与李四光同时代比他有成就的地质学者至少可以举出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谢家荣等。这些人，要么死在新中国之前（丁），要么在新中国完全置身于科学界之外（翁），要么就是李四光的部下（黄、谢），被打成了右派（谢）或靠边儿站（黄）。因此，这些人在新中国科学界的地位，都无法与李四光相比。
在1949 之后，由于政治正确，口才极佳，逻辑思维强，和会讲辩证法，李四光深得毛老人家和中央领导们的喜爱，于是青云直上。有人指出，虽然李四光是当时的地质部部长，但地质部的日常工作由地质部当时的党组书记负责，李四光甚至不能参加或列席地质部的一些重要的工作会议。可是，由于李四光最早给中央领导提建议，大庆油田发现后，当时的地质部党组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这个伟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周恩来评价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单独接见李四光，对他运用新华夏构造体系理论指导找油，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于这样的荣誉和称赞，作为科学家和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欣欣然而受之，从来都不曾有过谦让和致谢。
虽然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虽然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虽然第四纪冰川在学术界最近几年也没有人再提及了，但是李四光却在大批知识分子和老一代科学家都倒霉了的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四人帮”倒台后，国家又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故事电影《李四光》，时至今日中学地理教科书还在介绍地质力学。北京新落成的中华世纪坛古今40位中华名人中，李四光的塑像，也赫然出现。
对于此事，地学界一直都有质疑。文革以后，当年发现大庆油田的当事人黄汲清先生更是接连上书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希望中央能就此给个说法，其中就提到要在地学界开展“百家争鸣”的问题，邓小平对此也做了专门的批示。中央电视台也采访了发现大庆油田的另一功臣谢家荣的儿子谢学锦院士，对大庆油田的事情也有涉及。地理学家施雅风后来撰文说，有许多学者对李四光的冰川学说也表示怀疑和反对。六十年代，《科学通报》曾一度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可惜当时条件，不允许充分的辩论，以致中途停止，未得结果。所以李四光的这个霸道，在当时肯定是有目共睹的。
不平则鸣，曾隶属地质部的作家何建明，以及独立作家文乐然和何民等人，曾分别撰写报告文学，对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做过专门的报道（何建明：《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何建明：《科学家的名利场》；文乐然：《沉重的崇高——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为此，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院士，曾把作家何建明告上了法庭，结果是法庭判李林胜诉。最近，地质科学院的赵文津院士，也就李四光发现大庆油田的贡献，撰长文对作家何民和故去的黄汲清院士做了系统的反驳和澄清（《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大发现》）。
新中国的第一任地质部长李四光，你自己说，你是安也不安？
二、钱学森的学术贡献
笔者学生时代时，就对大科学家钱学森无限崇敬。也听人讲过有关这位大科学家的传奇经历，在美国留学、工作、受迫害的那段已经妇孺皆知，是用朝鲜战争的战俘交换回来的，不再赘述。关于苏联那段，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五十年代的苏联老大哥，在导弹和原子弹制造方面卡中国人的脖子，并故意刁难，达成了协议，只准一个人来参观，还不准记笔记。用钱学森自己的话说：开始我们想争取原苏联的援助，但他们后来不给了（钱学森：关于两弹一星和伟人的一些回忆）。于是周总理就派搞导弹出身的钱学森到苏联去偷学技术，为了让苏联老大哥看得起，临时还给钱学森授了中将的军衔。结果这位大科学家过目不忘，参观一遍，就把老大哥的导弹技术给复制了过来，为国争了光。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传说，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
钱学森在我国导弹和火箭研究领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新华网两弹一星元勋的介绍中说：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1956年钱学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该院院长。此后钱学森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有人认为，钱学森的这种贡献，被新闻媒体无限度夸大了。例如大多数舆论说，中国把钱学森的“控制论”用到了导弹技术方面。钱学森还曾经向中央建议，在航空和航天技术之间，应优先发展导弹技术。该建议被周总理所采纳。第三是说，钱学森在中国发展导弹过程中普及了导弹技术知识，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懂导弹的。一些舆论也极度夸张地说钱学森是“核弹之父”、“两弹之父”、“航天之父”、“火箭之父”等。据说对于这些称号，钱学森都一一地笑纳了，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李德成：关于“钱学森现象”的讨论）。
其实，在有心人仔细地研究了中国火箭与导弹的发展史以后，发现钱学森不是任何一型导弹或火箭的设计师，也没有迹象显示钱学森曾经参与过导弹或火箭的设计过程，同时也没有在中国的导弹与火箭发展过程中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因为数据显示，迄今为止，中国全部的国产火箭、导弹都是有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的。遗憾的是，没有一型导弹或火箭，有钱学森的名讳。
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型导弹完全是仿制的，苏联给了图纸、技术、实弹和模型，而不是应用的美国的技术。我们的火箭和导弹技术的最初起步就是从这里开始。而钱学森在美国研究火箭的真实历史，就是1948年在美国空军从事过探空火箭研究。钱学森并不是主导的研究人员。探空火箭的水平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一种资料说明他本人在美国接触过导弹技术。也没有数据显示钱学森一开始就是爱国的。相反，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正式地申请加入了美国的国籍（蚕丝：评钱学森，资料来自张纯如：THREAD OF THE SILKWORM）。
有人指出，邓稼先之所以被誉为核弹之父，与钱学森有极大的不同，因为邓稼先是中国氢弹的总设计师。中国的第一枚氢弹是邓稼先主导设计的，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此，给人的感觉是，和李四光在发现大庆油田中的作用相似，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钱学森最多起到了建议和管理的作用。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和规律，不是共产党员的钱学森能起到多大的管理作用，至今还仍然是个谜。对于钱参与美国航天和导弹研究的历史和学术上的地位，以及后来钱学森为什么不再赴美国学术交流，以及接受传说中的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的双院士，也有人提出过质疑。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钱学森是世界一流的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也对领导中国的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我特别欣赏的是钱学森对一些事物的创造性思维和前瞻性假设，是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一。在笔者接触过的和钱学森同辈的大学问家中，都不难看到类似的特质。可是若从严格的科学的角度来审视钱学森对自己专业以外学科发展的论述、对一些现实世界中重大事件的表态、他公开发表过的一些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这同他在年轻时受到的严格的科学训练，也应该是不相符的。
三、钱学森的不务正业
以前看过一个笑话，是讲前苏联的赫鲁晓夫的。他对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发脾气，说我原来不懂艺术，是因为我没有当总书记，现在我当了苏共总书记，我就是艺术家，就懂艺术了。意思就是，权力和荣耀催人奋进，权力和荣誉也使人自我膨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诗人，解放后他就不仅仅是懂打仗，也不仅能填诗作词，而且连炼钢炼铁和施肥浇水这些下里巴人的勾当，他也都是行家里手了，大笔一挥，就是一部《农业八字宪法》。
笔者和一位搞专业的前辈有过交谈，这位前辈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是有些人讲自己的专业讲不出来，但讲别的专业，就特别来劲。例如也是两弹一星功勋之一的中科院前院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搞的是原子弹的数据计算和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行轨道控制，也是目前拥有外籍院士头衔最多的中国人，九十年代周院长代表中科院到美国访问时，在大学里做报告和学术交流，讲的就不是理论物理，而是大讲特讲中国的国情。我想前中科院院长的这个毛病，可能就来自于他的同行和业师钱学森先生。
我从前一直以为钱学森先生只是导弹方面的权威，等到有一天突然看到钱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为“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谈中小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才认识到钱先生原来也是一位教育家，因而对钱先生更是刮目相看。在1990年的这篇文章中，钱学森先生侃侃而谈：“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以后，假如我们要在世界有竞争能力的话，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是硕士文化水平”。他说：“现在我们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完全可以提高教育的效率。4岁就上学，我看经过14年到18岁，就可以达到硕士水平”。呵呵，幼儿们哪里都会如钱老人家说的那样聪明，18岁就都硕士水平，个例可能是有的，但作为教育的制度普及，实在也是拔苗助长，恨铁不成钢了。这不是瞎说，又是什么？
到1994年，看到钱学森先生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论地理科学》，书上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谈得可都是“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和“地理科学的发展战略和研究方向”。看了几篇地学方面的文章，就俨然地成为了地学大师，为地理科学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八字宪法”。接着，在《大自然探索》、《地理学报》、和《地理知识》上还有许多一流的地理学院士和专家们跟进，为钱学森的理论和指示做注释。如全国地理学理事长任美锷院士就说钱学森是“从世界科学的高度”，建立了“大的地理科学系统”。前几年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地理科学学院时，钱学森还亲笔题写了院名，现在就挂在该院大楼的门口等等。可见这题字和赠诗之风，也不自年轻有为的搞基因的陈竺院士起。
纪念钱学森90周年诞辰，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防科工委联合庆祝。不是纪念钱学森在发展两弹一星和“神五”载人飞天上的贡献，而是庆祝钱学森在地理科学、在教育学、在沙产业理论、在“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在“人体科学”、“天地生”科学方面的“划时代贡献”！
不好好的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认真地总结和反思一下如何去登火星登月球和破解人家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和全球定位系统，瞎谈什么八竿子也够不着边儿的沙产业、草产业、地理科学、人体科学、大成智能等等前所未闻的其它专业的新名词。可真是有点儿不务正业和自欺欺人了。
可悲的是，有钱老先生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也就是了，后面还竟然就有那么多的博导和院士级别的崇拜者。以至于一夕之间，中华大地上竟出现了很多的沙产业研究会、草产业研究会、人体科学研究会。就连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也跟钱老瞎起哄，改成了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诺贝尔的什么奖，要不想出丑闻，还是要慎重一些，晚一点给咱中国人的好。
四、钱学森和亩产万斤
钱学森的胡说八道，最搞笑的事情是在大跃进期间，论证一亩地产万斤粮。这不但是尽人皆知，而且钱老在年轻时有意无意间犯的这个错误，还时不时被他的论敌如经济学家于光远辈，引用了来诋毁钱学森（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
据说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
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对大跃进不积极，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包括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都撰文反对。例如植物所罗所长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30％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 0.5％，五十年代，撑死了也不超过0.3％，而钱学森把0.3％一下子变成了30％！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 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 “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南冠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诺贝尔奖无缘？），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但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先后都不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在李锐的《反思大跃进》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同样的记载还有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领导人，也是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1958）。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中国青年报：理性照耀中国）。
这场唯心主义闹剧，以上千万农民的饿毙而告终。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毛泽东等人要为领导“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上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并在当时积极地“科学”论证了亩产上万斤的科学家，也难辞其咎。
五、钱学森和人体特异功能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另一个搞笑事件，是在1980年代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论证和无条件大力支持。按说，70多年的人生阅历，加上“大跃进”后30几年的荏苒光阴，应该说历史老人给了钱学森足够的经验和时间来进行反思。可是他老人家，在自己不懂的专业上，还是瞎说如故。
1979 年的四川，出现了一个叫唐雨的小学生，有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这个新闻轰动了全国。不久，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一大批能用手用嘴用身上的任何部位认字的小孩。这些义和团和洪秀全杨秀清式的闹剧，百年前骗得了政治家西太后和太平天国的芸芸众生，20年前又骗得了大科学家钱学森。在钱学森的提议下，不但把一个气功师调到国防科工委做研究，竟还天真地希望通过全民练功，全国出他一千万个气功大师，把特异功能用到国防上，中华民族，从此就可以独霸天下了。
1980 年6月4日，钱学森访问了《自然杂志》。他从开发人的潜能的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个概念。指示在北京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学会，并且还当了主席，写了《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论人体科学》和《创建人体科学》等专著（曾昭贵：中国科学和伪科学斗争大事记1979～1999）。在没有任何试验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大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断言：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钱学森：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
在随后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他指出：“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以至于后来升华到“现在进行的不只是一场科学革命，还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在给**的信中，钱学森把胡耀邦、李昌、于光远等人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和研究，上纲上线到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并说这一次，“我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任克：胡耀邦反对宣传人体特异功能）。同时，正是由于有了钱学森“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这一“官定”理由，使得众多的“神功”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无数人丧失了对“神功”进行科学判断的理论依据。从此以后，迷信公然打起科学的幌子，在本来就缺乏科学知识的群众中间开辟根据地。
不久，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以清华大学为首的一群科学家针对这些小孩的特异功能和严新等人的气功，发表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都发表在中国的一级学术刊物《自然杂志》上。他们用最先进的磁场理论、共振原理等等证实这些能用耳朵认字的孩子跟普通小孩的磁场不一样，证实了他们有能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在对严新等人所作的《气功外气2000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研究》等六篇稿件的《稿件审查意见书》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涂建华：徘徊的幽灵）。
好一个世界首创！钱学森大力提倡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结果，造成了全民练功，也误导了许多人。先后出现了象张宝胜、张宏堡、张香玉、张维祥、柯云路、严新、胡万林、**等形形色色的各类气功大师，和那最终政治化和宗教化了的反对的运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核弹之父邓稼先，在生命垂危的1987年，也任由钱学森和国防科工委请到的一个气功大师给发功治病。一个月后，邓稼先就不治而逝，撒手人圜（涂建华：徘徊的幽灵）。笔者以前的一个同事，是搞计算机的，练功时走火入魔，成了神经病，只好去管机关的食堂，平时走路，也总是歪了个脖子。民间练功的，被骗得人财两空的，大概也不在少数。余毒所及，直达海峡对岸（李国伟：大学教授搞特异功能，是科学顽童，还是科学展乩童？李嗣涔：特异功能真和假）。
这一切，都与首倡并极力推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大嘴巴科学家钱学森有很大的关系。这事可以由王小波来解释：“有科学的技能，未必有科学的素质；有科学的素质，未必有科学的品格”（GOGO：中国人离科学还有多远？）。
六、李四光现象和钱学森现象
有人把李四光的霸道和钱学森的胡说八道，分别称为李四光现象和钱学森现象。
李四光的霸道主要的表现在地学专业方面，搞一言堂和正确路线，不搞百家争鸣。但这种影响有限，主要是在地学范围内，顶多是扩展到旅游产业和国家公园的建立。1982年，在李四光去世11年之后，他仍然在国家科委评定和表彰的23名发现大庆油田的地球科学工作者排名第一。
写到这里时，俺向一生都搞地质的两位前辈咨询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但认为李四光对地质学的影响和贡献，在新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可比的。如果说翁文灏和丁文江影响了20世纪中国地质学的前50年的话，那么李四光就影响了中国地质学的后50年。其中，李四光是做学问的，翁文灏则是一个政客。李四光组织能力和思辩能力都非常突出，讲话的水平，比周总理和胡耀邦都要高。在专业方面，李四光不仅仅创建了地质力学，而且他在第四纪冰川、古生物学研究方面都是第一个，也最早组织和推动了石油勘探、地震预报、和地热研究。
那么李四光发现庐山第四纪冰川是真是假？这个有争论，北京大学、冰川研究所、地理研究所都有人反对。当时李四光提出庐山有第四纪冰川，很多外国专家不同意，只有一个苏联得通讯院士认可。但我个人认为，庐山还是有冰川的。从庐山最顶峰往下看，就是一个大的冰斗。而且如果不是冰川的作用，很难解释一些大的砾石是如何来的。这些砾石，就是冰砾石。现在看来，北京有冰川、太行山有冰川，兰州有冰川、四川有冰川，云南有冰川，庐山也有冰川，是跟青藏高原的隆起和横断山脉的走向是一致的。
不是有人说李四光很霸道吗？答曰：学术权威哪有不霸道的。李四光的这个霸道，还反映在敢跟苏联专家吵。当时如果是换了别的人，跟苏联专家顶牛，也就给打成右派了。
大庆石油的发现不是有窃取他人成果的嫌疑吗？不会吧，因为李四光是地质部的领导，国家对石油的勘探是他组织的，也是他最早向周总理建议的。那么黄汲清和谢家荣呢？曰：黄汲清和谢家荣的贡献也很大，但他们是在李四光的领导下工作的，而且他们两位的成绩，已经在科委的奖项中反应出来，分别列第二和地三名。没有李四光的领导，就凭他们两个，什么也做不成！
对中央的这种排名，以前的地质部曾下文件到各基层单位，是已经定论了的。后来又被翻出来，我看是黄汲清这老先生有问题。最近赵文津院士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工程科学》上，应该是对这个问题的最权威论述，你可以找来学习一下。
我学习过了，可仍然有一点疑问。既然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官方的宣传中长期说是在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了大庆油田，可是现在知道该理论和石油的生成无关。那么做为科学家，怎么好意思去称功臣？石油的生成，不仅可以用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和大地构造理论来解释，用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中的新华夏构造体系，也还是能够解释得通的。再说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只能是提一个代表人物，不能提一大串人名的，这个代表人物，就只能是李四光。
可见这官本位和领导挂名，早已经深入了民心，成了国人文化的一部分。官大学问大，一半会儿也是改不了的啦。
无独有偶，1999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也评定了23名两弹一星元勋功臣榜。说是按姓氏笔画，不排顺序，可在清华大学的网页上，仍然健在的钱学森，排在钱三强、邓稼先、赵九章、王淦昌等人之后，在周光召之前，列第11位。
由是可见，钱学森在两弹一星中的的学术地位，大概不如李四光在地学界那样可以一言九鼎，一手遮天。因为卫星能不能上天，凭的毕竟是真才实学，不是由嘴巴大的人，说冰川，就是冰川。所以钱学森的超前思维和胡说八道，也主要的是表现在专业以外，并以系统论控制论等大科学和科学哲学的面目出现。
其实我本人欣赏钱学森的性格，若是同龄人，会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的朋友。他聪明绝顶、知识渊博、思辩敏捷、反应迅速、好为人师、敢想敢说、喜欢出风头、有魄力，口才也不错。我的一个导师，和钱老就有相通之处。可钱老的妙处，在于能把学术宗教化和政治化：科学家以“党性”来做保证，搞信则灵，可以说是中外科学史上的奇观。
至于为什么钱学森能够长期胡说八道，也敢于胡说八到，我想除了钱学森个人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是与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有关系：就是在学术上没有做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只有政治上正确的权威，才有说话的权力，听不到或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也没有思辩和争论的对手，不经严格的科学论证，权威的话就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也就酿成了悲剧。
钱学森提出荒谬的理论，也闹天大的笑话，显然也是正常的，因为他的主要建树应该在导弹或火箭领域，对于农业、医学、地学，他是盲目的、无知的，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一旦他老人家涉入这些领域，当然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做学问做到了钱学森的地步，荣誉、鲜花不断，头脑和自我就开始膨胀。一门通，便以为门门都通，权威经政治加速器转化为权力，权力再经政治加速器转化为权威。加上一群善于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专门帮闲的超人科学家和政治家，竟然能煞有介事地用现代仪器检测出功场，睁了眼说瞎话“到现场一看、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的马屁精们。就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第一流的导弹专家，给捧杀啦。
执意不再回米国其实也是他精彩人生的一个亮点。有小市民心态者永远不会理解他这一点。
科学发展观并非处之胡，钱早就提出了。
钱系统理论对中国人口控制也有杰出贡献。
现在的人把知识和学历当生存的资本。
因为您，奔天的路上有了自豪的中国人。
您很崇高
因为您，拓土的线上有了强大的中国兵。
您很学究
人家说什么，你只管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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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一个“光能循环10%利用原则”: 所有的物种对于所有能源的利用的最大自然极限为其利用的事物或能源的百分之十,如光能的百分之十给予植物足够的能量转换,人从食物得到百分之十的能量...。
钱老50年前就猜6%，可谓相当接近，还少算了。
当然，粮食的产出不是所有的植物部份都能食用,所以感觉上似乎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数字。如果一亩地换算成100平方公尺内的桧木总重量,经计算完全符合钱老的计算!质言之没有错。只是植物的许多部份我们不能食用,我们吃的是叶根茎与种子,这造成了当中的差异性质。
仿生科技农业正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干细胞增生技术或淀粉的制造,然后再加工成我们习惯吃的口感与营养的食物。这是近年来研究出的成果。今天的食物热量计算就是从这里研究出来的。透过氧化得到的热量换算出光与热的循环与总量,用来计算星体间的能量变化。
钱老的认知领先现代农业技术五十年，值得搞科学的思考!
钱学森语录：
人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
气功可以使人体达到最佳功能状态,把人的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
尊敬他。学者加实干家。
好文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