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再再议口语诗歌

再再再议口语诗歌

阿吾

　　一、新诗略等于口语诗歌

　　时隔20多年，我再来议论口语诗歌，难免口——口——口吃。因为在“口语诗歌”的问题上，我的思维与表达经常发生冲突。

　　这里“口语诗歌”的“诗歌”一词，其实是指“新诗”。那么，什么是“新诗”呢？1917年，留美归来的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写作，要求为文写诗“不作无病之呻吟”，并“尝试”用白话写作“新诗”。胡适的倡议自此成为历史潮流，于是汉语诗歌有了“新”、“旧”之别。新诗与旧体诗词的区别，初一看仿佛是句式、格律、平仄、音韵的区别，细细品味则是语言整体和它指向的思想、情感的不同。“新诗”又称“自由体诗”。

    那么，这个“白话”又是什么呢？

    这个“白话”，一般的解释是唐宋以来非常接近口语的一种书面语。由此看来，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解读：“新诗”略等于“口语诗歌”。口语口语诗歌，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口吃的词组。

　　当然，略等于的意思就是说新诗并不完全等于口语诗歌。文言是远离了口语的书面语，“白话”是非常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可以就是口语，也可以与口语有一点儿不同。“一点儿”是多少？应该是模糊数学的那种概念。但是，这“白话”跟“文言”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文言已经是独立于口语的文字，而白话一定要与口语相互依存。如果白话脱离了口语，那么白话就成了新的文言。新诗强大的生命力之一，就是语言永远向口语开放。口语是新诗语言最有活力的源泉。

    文言并没有死亡，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字系统。文言作为中国文化源头性精神的载体，它具有不死的生命力。它在中国古典诗词、散文、哲学、历史等方面的成就，白话文至今还没有达到其高度。

　　二、口语诗歌让人性的复归初步完成

　　时下所谓的口语诗歌，自1980年代中期一批年轻诗人提倡并实践以来，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些年中，口语诗歌既受到热烈追捧，又遭到横眉冷对。在难以尽数的冷嘲热讽中，客气的说他们还想比“口语”写出更多一点儿东西，不客气的干脆说它是“无效的写作”。要知道，讲这些话的都是“新诗”诗人啊。要嘛是说话的人假装糊涂，以偏概全地指责别人；要嘛是他们糊涂地以为，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已经终结了使命。

　　过去90年中，为什么新诗当仁不让地把旧体诗词写作边缘化了呢？事后人们应该不难理解：读者需要贴近自己情感、思想的诗歌作品。“贴近”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有”真情实感，再一个是作者与读者的真情实感接“近”。胡适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有8大论点，第1点就是“须言之有物”。

　　如果说文言作为“官方语言”在某一段历史时期严重束缚了人们对自己真情实感的表达，那么普通话的政治化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也达到扭曲人们真情实感的登峰之极。换言之，“革命语言”虽然也是白话，但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人们的真情实感。今天回顾文革结束后的当代中国诗歌之路，有两大线索特别值得关注：一条是诗歌精神的“恢复”，一条是诗歌语言的“重塑”；而这两条线索又可以归结为一条：人性的复归。

　　远离“革命语言”式的普通话，正是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诗人们的可贵努力。我把这些努力说成是“挣扎”也不过分。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以民刊《今天》为代表的所谓“朦胧诗”人，主要是在思想情感与某些诗歌结构方式方面开辟人性复归的道路，而他们的诗歌语言本身还在“革命语言”的框架内。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入学的前5届“大学生诗人”们，在1982年至1987年期间，伴随追求个性独立存在的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从现实口语和翻译文学语言两大方向，成功地从“革命语言”中局部突围，从诗歌结构方式的基础上“刷新”了新诗，这是人性复归在汉语诗歌中的初步完成。

    对于1980年代中期人性复归在汉语诗歌中的初步完成，“功劳”自然不是“口语”一家独有。这可以从两大角度来看，其一，口语不是孤立的，它与新的生活方式之间有唇齿相依的生态关系；如果没有出现新的生活方式，那么大量新鲜口语进入汉语诗歌渐成潮流就难以想象。其二，即使只谈语言本身，对于1980年代初、中期的汉语诗歌，翻译文学语言跟现实口语都是新元素，对于新诗的人性复归一样功不可没。当年的翻译文学，大多是近百年来西欧、东欧、北美、拉美、日本和印度的著名作品，一方面原文的翻译自然带来新的语言，另一方面翻译中也引入一些新的口语。它们对文学青年的影响或许超过了现实的口语。

　　三、责难口语诗歌的是与非

    口语诗歌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成为主流，是人性复归使然。人们终于找到一种简单、直接、有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

    口语诗歌遭遇的刁难、谴责，大多出于某些是似而非的理念。其中值得一谈的有三种：第一种，误把“口语”当“诗歌”；第二种，误把“口语”当“大白话”；第三种，误把“口语”当“书面语”的敌人。

    无论旧体诗词，还是新诗，它们都是诗，并且必须是诗。新诗，无论其是否夹带文言，还是口语的成分占多少，它们首先必须是诗。有的喜欢用口语写诗的人，以为字里行间用进去几个俏皮或大胆的口语词汇就诗意盎然了。有的讨厌用口语写诗的人，以为抓到一批用口语没有写出诗意的诗作就宣判了口语诗歌的死刑。这些，都是荒唐的逻辑。“口语”不等于“口语诗歌”，“口语诗歌”也不等于“口语”。一百年前，一个人即使掌握了诗词的所有技术性要求，而且文意十分温柔敦厚，他也不一定写得出一首诗词。用口语写诗，让诗歌初学者倍感容易，恍惚觉得现在写诗没有任何门坎，这不是口语诗歌的错。在一个走向开放的社会，许多没有诗情才华的人也过一把诗歌瘾，不能算什么坏事。诗歌成其为诗歌，并不取决于写诗的人采用何种语言方式。任何语言方式都可以造就诗歌，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是否有诗歌体验，是否进入过诗歌体验状态，是否受到上天的亲睐。

    口语并不是肤浅的同义词。口语就是我们大家每天说的话，有浅、也有深。口语是白话，但口语不只是“大白话”。古典诗词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很有学问的，而写口语诗歌似乎不需要什么学问。于是，一些人就以为口语诗歌属于浅薄之徒所为。当然，也真有那么一些浅薄之徒拿一句“大白话”故作高深，东分行、西排排，就暗喜大功告成啦。与《诗经》 以来三千年的中国诗歌传统相比，新诗才九十余年，“口语诗歌”才二十余年，如果有心人分别拿它们当中的优秀作品进行比较，我敢说不分伯仲。浅与深、现象与本质，这些经典哲学的范畴，已经遭到现代哲学非理性主义的拒绝。这两个时代的思潮被人们混杂在一起，严重地扭曲了当今中国诗歌的价值观。事实上，一首诗歌的优与劣、力量大小与持久，并不决定于那些深奥的词语，甚至也不决定于何种语言方式。对于作者来说，这取决于他们诗歌体验状态的情况，取决于上天恩赐给他们的是什么。对于读者来说，这取决于他们心灵被震动的情况，取决于他们集体无意识被唤醒的是什么。        

    对口语诗歌最强有力的责难来自那些书卷气较浓的诗人，他们写诗更倾向于采用成熟的书面语言。有时候，他们把口语当成了书面语的“敌人”，把口语诗歌当成了诗歌的敌人。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且不说口头语言在前，书面文字在后。就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历史，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的互动早已是人类文化遗传基因中的双螺旋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之间有区别、有冲突，却不是彼此为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口语就不会有书面语。反过来，现在的口语早已被书面语浸淫了。在文学中，当然也包括诗歌，语言体现人性的能力，书面语跟口语二者之间不必争宠。我以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书面语，一定是从口语里面最为体现人性的部分中经挑选积淀下来的。毕竟，在一段时间内大量的新鲜口语涌入作品并不是文学史的常态。在多数时候，书面语比没有成为书面语的那些口语更能承担体现人性的职责。但是，在书面语被社会主流势力严重异化的时代，文学一定会通过引入新的口语作为书面语来体现人性。即使在正常的时代，诗人、作家也会适当地引入新鲜口语，让人类的生生不息在文学作品中源远流长。

    很显然，那些热衷大量使用口语写诗的人，也不要把书面语当成敌人。某些人想把书面语完全推倒重建的幻想也只是幻想。再怎么被异化的书面语，也保持着几千年来的同行积极体现人性的努力。“革命语言”只是书面语的一小部分，相当部分的书面语还是可以体现人性的。没有一个诗人有能力彻底从语言上切断跟传统的联系。

    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几十年里，只有那些卫道者，才会抵御诗人们从大量引入口语来重塑错乱的汉语言。

    四、口语诗歌的深化：普通话与方言的互补

　　对于身体力行把口语引入诗歌的诗人来说，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口语就没有被异化和“革命化”吗？即使没有被异化和“革命化”的那些口语，就真的在体现你我的人性吗？谁都不敢轻率地肯定回答。

　　事实上，1980年代中期倡导口语写作的诗人们，面对的语言困扰不仅来自“革命化”和异化的书面语，而且来自同样被“革命化”和异化的口语。至少有五千年以上文字记载文明的中华民族，哪里还有什么独立于书面语之外的纯粹口语。在那个大会小会每天不断的年代，“组织生活”紧紧地捆绑着大家，众人的发言表态早已让口语“时代化”。当然，也由此伴生出体现人性的口语“异端”。生活其中的诗人，当年为形成新的能体现人性的诗歌语言，着实进行过好一番挣扎。出生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优秀诗人，无人不是经过五年以上的挣扎，才形成他们个人化的语言方式。再看看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不少人一动笔就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感觉。为什么？所谓“第三代诗人”的努力，为他们赢得了相对自由的语言。

    普通话运动对诗歌语言的负面影响一样不可小觑。何谓“普通话”，有关解释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像我这样1960年代出生在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的人，从小说的是地方方言，但完全不会用四川话唱歌，因为我们唱歌的时候用带口音的普通话腔调。据我了解，与我同时代的诗人，多数讲地方方言，写诗的时候也是用带口音的普通话腔调。这些诗人中，不属于北方方言区的至少占一半。对于从小讲地方方言的诗人，普通话肯定不是他们诗歌体验状态的最佳语言方式。许多用口语写作的诗人，即使他们采用的语言摆脱了“革命化”和异化的束缚，也未必贴切地体现了人性的体验。这是口语诗歌的现实难题，也是口语诗歌的深化方向。

    不但大量引入口语，而且部分地引入地方方言，已经成为口语诗歌深化方向的一种选择。湖南的“新湘语”诗人们，正在这种选择中进行着探索。从受众的角度看，他们的探索分为两类，一种是完全用地方方言写诗，另一种是在诗中部分地引入地方方言。完全用地方方言写诗，作品的直接受众只能是懂地方方言的当地人，虽然对某种地方方言的文学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对面向全体汉语受众的新诗的语言经验只能是间接的。而那些将部分地方方言引入诗歌的做法，如果挑选的方言易于被普通话思维所理解，那么既贴切地体现了人性，具有诗歌语言的个性，又丰富了汉语的书面语言。湖南株洲诗人哦该有一首小诗，叫《失恋的光膀子阿波》，诗中“脑门顶”、“下巴尖子”是具有湖南方言色彩的词汇，普通话受众也很容易理解。因为部分引入地方方言，该诗的语言方式更加富有人性，而其语感也更加具有个性。请读：“一滴汗／从脑门顶下来／流过眼角／和一滴泪水汇合／流过鼻子／流过左边的嘴唇／流过下巴尖子／流过白白的乳沟／一直流到／叫作青龙的地方／不见了”。

　　事实上，四川籍的口语诗人不少也在他们的诗作中留下了四川话的痕迹。

　　五、新诗语言的多种可能性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人们从来没有像过去25年这样看重语言。这确实是有道理的。诗歌是什么？不就是一堆语言吗？这一点跟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诗歌跟其它体裁文学作品的不同，不过就是“语言的堆砌方式”有所分别罢了。但是，“语言的堆砌方式”，我说起来简单、轻巧，如果较起真来也是一个无底洞呀！

    分析起来，汉语新诗语言的未来走向具有多种可能性：

    其一，大量引入新鲜的口头语言，以口语为主体；

    其二，以书面语为主体，部分引入新鲜的口头语言；

    其三，以现行书面语为主体，部分引入古典文言；

    其四，以翻译文学的语言为主体；

    其五，现行书面语、古典文言、翻译文学语言、口头语言三种或四种的组合。

    每一种可能性都有其审美特征，每一种可能性都会产生优秀作品，每一种可能性都需要几代诗人的不懈努力。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历代诗人的一个伟大信条：“功夫在诗外”。

2008年6月于美国